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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告别僵滞 我们离梦想很近”
已经从事劳动关系工作20多年的郭燕君笑言自己这么多年只读了一部劳动法。
而就是这部不断修订和完善的法律,在给社会带来新风气的同时,也带给她新的机会,让她看清了梦想的道路。
在生活的洪流中,任何人都是渺小的,但总有一些人能在翻滚的浪潮中看到属于自己的风帆。
尽管一直都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但46岁的郭燕君在职业生涯中的角色却从一名国企的劳动人事科普通科员变为一家劳动咨询公司的董事长。身份的不断转换让她经历了这个行业在中国最深刻的变革,自己的梦想也在这些变革中慢慢清晰。如今,她和她的工作团队正在为“成为中国的劳动关系管理专家”而努力。
在北三环的一座写字楼里,郭燕君和她的同事每天都在为企业提供合理的劳动纠纷解决方案而忙碌着。工作室里的员工并没像人们常见的那样坐在一个又一个格子里,而是一个让他们彼此都看得见对方的开放式工作环境。郭燕君说:“我们工作的内容主要是与人沟通,大家在工作中的交流起码也要自由和谐。”
这家公司从2003年成立至今,已经成功帮助30余家大型企业进行了劳动关系调整,客户包括了微软、诺基亚、可口可乐、西门子等公司在内的众多世界知名企业。对于郭燕君来说,如今的精彩生活是当年自己高考前选择劳动人事专业以及毕业后进入这一行业时从没想过的。她说年轻时的自己跟上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单纯,因为生活平淡无奇,所以知道一切都需要按部就班慢慢来。
上世纪80年代:成为人事科“干部”
很少遇到有人辞职或调动
学生时代的郭燕君成绩优异,班长一当就是好几年。
许多年后她觉得,自己从小就喜欢与人沟通跟今天能从事这份工作有很大关系。顺利通过高考,她成为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专业的一名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其实并没有太多考虑,且当时学起来也不是很感兴趣。”在我国恢复高考初期,人们对于走进大学、对学习机会的渴望远远大于对专业的了解。
完成四年学业后,1983年,郭燕君顺利被安排进入北京塑料制品厂劳动人事科工作。当时的大学生进入工厂通过考核便开始从事管理工作,两年后也转成了“干部”身份,这让在厂里干了多年的老工人羡慕不已。而这种职位上的优越感终究改变不了工作内容的枯燥与繁琐。每天她早起出门坐上开往厂里的班车,进了办公室就开始跟员工的工资数打交道,工作强度不大,不忙时就看看报纸,等下班时再坐班车回家,吃完晚饭看看书就到了睡觉时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人们如果想换工作,首先需要有组织调令,然后再看接收单位是否有分配名额,整个社会的用工情况处于僵滞状态。“不像现在,想上哪工作都可以,那时的人员基本没有流动。”即便郭燕君从事的是劳动人事工作,当年也很少遇到有人辞职或被调进来的情况。
那时全中国每个工厂从学徒工到厂长,都在严格执行八级工资制度,而一个小小的科室职员能有多大力量改变?没有人生定位,没有职业规划,只想好好做事,思维方式几乎一成不变。但郭燕君觉得,尽管那时人们每天生活两点一线、平淡如水,但大家的认真劲则是今天社会上少有的。“在这个制度下,没人要求你创新,也不需要这么做。只有到了月底算工资时比较忙,有时需要连夜加班,但没人有怨言,因为这就是你该做的。”
那时,还没人听说过“加班费”这个词。但“加班”是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和能否得到“倒休”机会的重要筹码。“闭着眼睛仍能很快按对计算器”是郭燕君在那时练下的功夫。
梦想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只觉得跟着大家一步步往上走,一年年慢慢熬,就是惟一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单位合并
4块钱的不公导致突然辞职
尽管生活平淡无奇,但努力工作的人终究会得到回报。
1988年,已经在劳动人事科工作了5年的郭燕君在老科长退休后,坐上了领导的位子。这样的升职在别人眼中好像坐火箭般迅速,就连她自己也觉得除了有自己努力的原因外,还有国企用工制度的时代原因。
当了领导以后,郭燕君更容易跟全厂职工打交道。性格随和,喜爱交流让她与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大家之间的交流很单纯,并非想象中的上下级关系。”
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吹进郭燕君的单位,因为要引进日本先进机器设备,所以厂里要派部分职工去当地学习两年。员工们听说有出国机会,个个都变得很兴奋,这个纯白色的工厂也好像被注入了鲜艳的色彩。虽然郭燕君只是负责人员输出工作,但因为自己工作不再只是算工资、发劳保,也觉得眼界变得开阔了。
厂里一批工人在邻国度过了两年海外生活后顺利归来,他们给同事带回来了项链、衣服等当地商品。而在当时物质仍很匮乏的国内,郭燕君则还在为买一双白色的皮鞋而转遍北京所有商场。看到同事给自己带回来的礼物,她第一次对“走出去”有了强烈的感受。此后,对外合作变得频繁,郭燕君仍在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
出乎她和厂里人意料的是,一成不变的工作进行到第十个年头时,自己的单位赶上“狼来了”。
1993年,雪花冰箱厂要并购北京塑料制品厂的消息在全厂传开。
从来不对未来担忧的工人们一听到改革的风声开始害怕。“场址没变,但来了许多新工人,换了新领导,他们是要来吃我们吗?”在这里干了一辈子的老工人的反应最强烈。
改变意味着强者胜、弱者汰。一场并购引起了全厂的轩然大波,但塑料制品厂的人当时并不知道,全中国的许多企业都在进行并购重组,他们只不过是这场波澜中一朵微小的浪花,而郭燕君则是其中更加微不足道的一滴水,但这滴水决定不再跟随曾经平稳的波浪。并购刚刚结束,她便离开了这家新组建的工厂。
用现在的眼光再去评判当年辞职的原因,郭燕君觉得挺好笑。
合并之后,新单位的劳动人事科由两个单位的原职工共同组成,领导由对方来担任。同一个部门,但郭燕君和原塑料厂老同事的工资却比对方同级职工低了半级——少了4块钱。工作了10年,她第一次感觉到不公平,是工作量减了还是工作完成得不好?找不到原因,于是她带着同事找到新领导想要个说法,但对方只用一句“这是厂里的决定,必须执行”来回复他们。
因为工资待遇的不公平问题,使得曾经在工作上拥有强烈优越感的郭燕君猛然间感受到挫折。“回到办公室,我就写了辞职报告。”一向好脾气的郭燕君这次没给自己留退路,突然的辞职让周围人大吃一惊。
“回到家,一跟父母说,他们都觉得我疯了。”她扔了铁饭碗,身后也没有新的工作等待自己,但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因为工资爆发了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因此即使离职决定有点一时冲动自己也不后悔。”郭燕君说自己这次辞职是自己目前所做过的最快决定,而她始终相信“人若多虑则无志”。
随后她决定背起行囊,离开北京去南方城市旅行散心。
1995年:《劳动法》施行
感觉签劳动合同是政治任务
1994年夏天,郭燕君在南方玩得很愉快,一回到北京便开始琢磨找工作的事。
碰巧北京二轻工业总公司下属的厨房设备公司正在招聘一名人事部部长,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郭燕君顺利进入了新单位。随后她便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颁布与实施。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如今已被《劳动合同法》取代的法律在当时引发了国内用工制度上天翻地覆的变化,并被郭燕君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分水岭”。而在它实施初期,人们并未对此有什么特殊感受。
当时,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将二轻公司的下属企业列为“劳动合同签订试点单位”。“国家要求企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达到80%,我们试点单位则要争取百分之百签约。”郭燕君说当时那算政治任务,心里也有压力。由于法律本身很宽泛,她要根据劳动法为企业建章定制,制定厚厚的一摞企业用工制度。
“从工人到领导,所有人都要签劳动合同,虽然怀有‘签了之后是否还能保证一辈子都在这里干下去’的疑虑,但凭着对国企的信赖,没有人对这部砸破了‘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的新法律提出反对意见,让签就签。”当时郭燕君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由于全公司3000多名员工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北京厨房设备公司获得了“劳动法执行优秀单位”的称号。工作方面的优秀表现让领导认为郭燕君可以去开拓更多领域。一年后,她被调到公司市场部,凭着自己良好的沟通能力,一张100万元的订单很快摆在了领导的桌子上。
很快到达顶峰容易让人产生满足感,于是他们开始寻找下一座可以被征服的高地。
《劳动法》颁布后,为了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的大量外商投资企业了解中国用工制度,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在1995年成立了“北京市劳动咨询事务所”,为外商的劳动合同进行鉴定审核,提供劳动法律咨询服务,同时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这也是中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劳动法律咨询的机构。
“每家外商从事的行业、来华背景与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这应该很有趣吧。”抱着这样的想法,1996年郭燕君在看到事务所的招聘启事后决定投奔此地。
此后,“不让外商误解我们的《劳动法》”成为郭燕君工作的核心,平均每天需要审核两份外商制定的劳动合同规章制度。在与外商面对面交流时,她感受到一部法律给这么多人带来的影响以及这份工作所能给予别人的帮助。
她对自己解决过的一些争议案件至今印象深刻,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并购,使其在京的200多名员工不满待遇问题提起诉讼,这让美国总部的领导十分头疼。于是他们专程飞到北京,希望和平解决此事。那名领导刚下飞机就直奔北京劳动局,当时正值深冬,他们在路边排了40多分钟的队后,坐在了郭燕君的对面。
“一推门,进来了一个冻得鼻头都红了的老外,后边跟着一个美籍华人还有他们的法学博士。”那可是全球总部的高层,郭燕君现在想想觉得挺逗,这也足以说明对于劳动争议,外企是多么重视。
郭燕君详细询问了案件的背景、企业的目标以及期待的解决方案。条理清晰让对方很满意,直接的西方人听了她的介绍问:你们要收多少钱?
郭燕君想了想,然后鼓足勇气说:2万。
“要知道那时候事务所的最高收费标准就是2万元人民币,平时我们做过的咨询一般也就收1000多元。”郭燕君回忆说。
一听到这个“便宜”价钱,老外接连问了几个“你们真能做吗”,郭燕君只是一个劲儿地微笑点头表示没问题。
于是加上郭燕君,事务所一共三个人开始一起为这家公司做解决方案,最终事情在经过仲裁、一审、二审后得到圆满解决。美方老总对结果很满意,他竖起大拇指对郭燕君表示,你们所做的绝不只值2万块钱。
郭燕君开始明白,付出和回报是应该成正比的。
2003年:下海创业
在机构改革的缝隙中搜寻客户
飞利浦、西门子、诺基亚、百事可乐……数不清的全球企业老总都曾坐在郭燕君对面,听她分析自己企业的用工制度应如何与中国法律互相磨合。
而郭燕君不光把这些当成工作,也认为这是开阔眼界的窗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手机是件奢侈的事。劳动咨询事务所的咨询顾问为了方便和客户联系都配备了手机。“局里规定每人每月可以报销50元话费,但我一个月的话费就高达900元。”郭燕君认为及时跟客户沟通是圆满完成方案的关键。
进入新世纪,政府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表明政府部门不能再提供收费性质的鉴定服务。2003年1月10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知决定撤销“北京市劳动咨询事务所”,同意郭燕君等6位同志组成合伙股份制公司,承接咨询事务所的服务工作。这一年郭燕君40岁。
本可以留在劳保局的郭燕君选择下海创业。许多人认为她这是继30岁突然辞职后的又一次疯狂。而她自己也在心里嘀咕:放着金饭碗不要,指不定哪天就被“海水淹死了”。
尽管劳动咨询事务所拥有的客户曾经多达千家,但由于脱钩转制过程缓慢,无法与客户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2003年客户流失现象严重,让郭燕君觉得像天塌下来一般。为了打开局面,她只能带着团队到各处免费讲课,让那些曾经的客户体会到自己的服务水准没有降低,内容在进一步延伸。于是老客户一个个地回来了。他们注意到,过去劳保局的“劳动咨询事务所”已经变成了郭燕君的“赉擘斯劳动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4年,郭燕君异常忙碌,也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的一家国企因为进行多元化股份制改造,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于是他们做出关闭10家工厂的决定,同时裁掉约1500多名职工。这些人平均年龄45岁以上,工龄在30年以上,都是受过去“爱岗敬业”教育的老员工,突然让他们走向社会,面对市场,难度极大。于是企业领导找到了郭燕君。
对方问她:“你敢吗?”郭燕君明白其中的困难,但仍接下了项目。
开弓没有回头箭,工作团队开始了前期调查研究,设计解决方案,之后一行四人忐忑不安地飞赴上海。
在和企业领导接触后,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工作团队要和每名员工协商,保证他们顺利地离开工厂。第一天,四个人坐在空旷的厂房里等待着员工来找自己谈,但空等一天没人来。
第二天,他们依然在等,门外的摩托车声划破安静。员工们来了,一进大门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你们是企业的帮凶”。于是他们从情理入手,向这些根深蒂固地认为要在一家单位干一辈子的员工们讲述当前国内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形势,并试着让他们接受。第三天,许多人被说动了,在解除合同上签了字。员工们发现,与他们谈话的人并不是一味地向着企业领导说话,相比政府的政策,自己至少多拿到了10个月的补偿金。之后,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信任他们。
看着有员工特意为自己端来红烧肉,郭燕君觉得很欣慰:“我们的工作很容易让别人误解成是一直在帮助企业说话,但其实我们是在平衡企业与员工间的关系和利益,如果一个项目让双方都满意,那就证明我们成功了。”
2009年:逆市拓展服务
金融危机之下寻找新的机遇
表面看起来,劳动咨询工作是一个只需动动嘴皮子的工作,但郭燕君则表示,初次接触时,工作团队很容易成为员工的出气筒,让自己“紧张死了”的状况也经常出现,但自己仍要努力表现得镇静。
曾经有企业厂长坐在河边哭丧着脸对她说:这项目没戏了吧;
也遇到过刚在企业现场一落座,员工就把热水泼在自己脚下的情况;
还有一次工作团队被当地职工关在小屋里,外边是几百人在声讨。
但这些都未把郭燕君难住,因为她认为,这些都不是敌我矛盾的表现,自己要做的只是帮助企业和员工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和谐地解决劳动关系。
每一次郭燕君做完一个高难度的项目,都会问自己:再有类似的还做吗?
而之所以她的团队今天依然活跃,表明她总是给自己肯定的答案。
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施行,劳动争议井喷般爆发。全中国一夜之间冒出很多劳务咨询公司。“代理劳动争议案件,或许可以拿到一时的钱,但能不能做得那么扎实,对法律能否深刻理解则很难保证。”慢慢地,从前不知梦想为何物的郭燕君开始看清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做中国的劳动关系管理专家。
看起来,郭燕君的职业生涯一帆风顺,但今年年初的一个项目则带给她关于这份工作的新思考。
春节时,郭燕君的团队刚结束的一个项目被客户评价为“项目失败”,这也是14年来她第一次听到对方如此评价。“400多名员工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书,没有出现劳动争议案件,完全按照法律契约进行。”她认为结果到位。但外方客户却认为咨询公司的这个项目是失败的,因为设备、资金和厂房都是自己的,自己却被工人拦在了工厂大门外,咨询公司没能让自己第一时间进入厂里与职工进行沟通和交流。
郭燕君事后反思,处于如此高效率的时代中,咨询公司时刻都要站在客户的角度考虑问题,永远都在为市场服务,并等待着它对自己做出评判。虽然对方的要求并未写入此前双方签订的法律契约中,可由于文化差异,双方会产生一些误解。因此未来再接手类似项目时会提前告诉对方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今年郭燕君这家公司的收入比去年同期降了一半。“工作量没有下降,但收费标准降低了。”尽管如此,她仍在开辟新的服务方式,目前她已经投资200万元用于互动咨询网络搭建。
已经从事劳动关系工作20多年的郭燕君笑言自己这辈子只读了一部劳动法。而就是这部不断修订和完善的法律,在给社会带来新风气的同时,也带给她新的机会,让她看清了梦想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