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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之间的人力资本转移不断增加。本文从人力资本输出国的推动和人力资本转入国的拉动两个方面,对造成这种人力资本转移情况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中东欧 人力资本 转移 动因
本文所指的中东欧国家主要包括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前苏联部分加盟共和国。从一定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是人力资本输出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东西部通道近似封闭,中东欧各国由于政治原因采取严格的限制性出入境政策。从1946年至1980年,仅有50万人被登记迁出前苏联。来自前捷克的人力资本被限制从苏台德地区(捷克北部)进入西德,从1946年至1968年迁出大约在20万人。由于种族经历的大规模迁移的历史状况不同,以及对本土的依赖程度亦有所差别,导致来自东欧各国的人力资本不完全一致。其中波兰、前南斯拉夫在历史上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口根基相对其它东欧国家较弱,在二战后西欧经济复兴期征募客籍劳工政策的影响下,形成的客籍劳工流中波兰和南斯拉夫人居多,在西欧国家都挂有“波兰劳工市场”的标牌。其次较多的劳工转移来自前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来自中东欧的人力资本主要影响着德国和奥地利,以及部分北欧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从前华沙条约国进入西欧的人口每年约1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前往西德的被迫从前苏联、波兰等地迁回的德裔人和东德难民。总体上说,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代年末,中东欧的人力资本转移主要是客籍劳工且数量有限,这些劳工在西欧享有十分有限的权利,大多数生活在封闭的营造区内。
1989年显然是人力资本转移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东欧危机、苏联解体等政治时局的剧变都促使人力资本转移政策的重大变化。从1989年后,人力资本转移不断增加,就进入西德的人力资本而言,从1950年至1979年30年间从中东欧进入西德10.2万人,而从1980年至1989年十年间为10.1万人,可1989年一年间为37.7万人,1990年达到高峰一年竟达39.7万人,随后稍稍有所回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汹涌的避难潮中,来自罗马尼亚的避难者占据多数,1992年达73717人,占总数的22.8%。科索沃危机后,前南斯拉夫人立刻在避难者中占居多数。这两个国家也正好是20世纪70年代征募劳工政策停止之前产生客籍劳工较多的国家。从1993年后,由于西欧各国纷纷先后通过了新的更严格的避难法,因而来自中东欧的人力资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避难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避难申请的接受率降低,德国为5%,法国为19.7%,大部分北欧国家在3%-5%。由于执行了偏紧的政策,与欧盟成员国东部临界的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也都变成了人力资本的接收国,大量的人力资本从比这些国家境况更差的邻国,如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前苏联部分加盟共和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涌入,由于大量的人员滞留,从波兰和匈牙利越过边界的非法转移的人力资本数量迅速上升。波兰与德国有较长的陆路边界线,1992年有3万多人企图非法越过边界而被捕。由于与欧盟成员国东部邻界的各国无财力遣返非法过境者,结果这些非法越境者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超过边界线,给西欧的德国、奥地利等一线国家形成了极大的压力,致使西欧各国纷纷修改法律,制定新的政策,并与波兰、匈牙利等邻国签订双边协定,加强对人力资本转移的治理。
影响中东欧国家人力资本转移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经过具体分析概括为以下因素:
人力资本输出国的推动因素
(一)政治—种族因素
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前苏联的解体,这些重大政治变革对人力资本的转移起着重要影响。政治在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显示了高度的易变性和脆弱性,也激发了人力资本转移的政治动机。在旧的政体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中,往往会出现民族主义膨胀,相互间产生种族冲突,造成人力资本在其本土生存权得不到保障,不得不踏上迁徙之路。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种族冲突对西欧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冲突导致了近400万难民,遍及整个西欧国家,这场危机引起于有关战争与难民政策问题的讨论,导致受影响国家纷纷修改他们的避难政策。种族冲突和****政治极易形成难以抵挡的人力资本转移的“推力”,尤其是在历史上有过迁移经历的少数民族易于在此推力作用下迁徙,他们有着强烈的种族意识和人口同源性,在他们看来向西迁徙不过是回到故里,是其种族“归属感”的体现。苏联解体,有三支主要的少数民族人口移出:德裔(多数是Aussiedler)、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这些人基本构成前苏联人力资本转移的95%。根据1989年前苏联的人口普查,前苏联境内有203万德裔、150万犹太人、113万亚美尼亚人、37万保加利亚人、35万希腊人等外来种族人。德国人后裔希望移居德国,犹太人希望移居以色列和美国,亚美尼亚人大多居住在前苏联历经冲突较多的地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有着迁移的传统。正是因为有较强的种族意识和前往故里的归属感,才使他们有了迁移的行动,这种行动还将不断持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西欧各国存在着大量散居在国外的本族人口;其二,依靠亲情友情联系起来的人力资本转移的链条,将使这股人力资本转移流越移越多。
(二)经济因素
在人力资本转移的动因分析中,得到广泛认同的是国际人力资本转移对经济诱因的敏感性。东西欧生活水准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80年代卢森堡与阿尔巴尼亚人均收入相差46倍,西欧大多数国家人均GDP要高出东欧国家3-15倍,在东欧为了购买1公斤大米要比西德人工作长2-5倍的时间,为买一台彩电要长4-13倍时间,东欧居民在工资收入、居住条件、社会保障、健康水平等相比较中都处于劣势。东欧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在短期内还难以摆脱低收入、商品短缺、物价飞涨等经济劣势,而且转型期造成更多的人失业或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东欧各国的农业发展在就业和生活供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农业人口比例一般都在30%以上,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将导致劳动力过剩,而这部分劳动力又不易于被其它生产领域吸收,从而造成外出就业的压力。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欧的失业率是接近的,这是因为东欧社会变革前,低失业率与经济贫困、资源开发匮乏相伴随,随着东欧经济转型调整,劳动力逐渐过剩,失业率持续上升,形成了大量潜在的人力资本转移因素。
(三)人口因素
在分析东西欧人力资本转移的主要动因时,人口变化并非偶发因素,东欧人口的渐进增长已形成向外转移的压力。1992年东欧和前苏联劳动力增长分别达到9.1%和16.5%,与德国相邻的波兰,由于成为人力资本转移的转运国,劳动力增长达到54%。东欧经济结构性转型也导致了劳动力人口的变化,在东欧经济中占有高比例的农业劳动力,由于生产率的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导致人力资本供大于求。据1995年的联合国人口调查,15岁至25岁之间的人口,波兰有600万人,罗马尼亚有400万人,其中50%处于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状态。而在西欧,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计划预测:1990年至2010年,西欧的劳动力将减少2%,西欧人均寿命将达到75.9岁,比东欧长4.9年,人口老龄化严重。因此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经济转型导致的结构性变化,引起劳动力供需失衡,从而形成相当长时期的人力资本转移的压力。
人力资本转入国的拉动因素
(一)人力资本转移网络
在东西欧人力资本转移的动因中地理邻近被视为形成亲和力的一个重要的拉动因素。与西欧相临界的东欧各国,如波兰、捷克、匈牙利、前南斯拉夫等,在东西人力资本的转移流中起着“桥梁”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往往形成彼此间的同质性,可以使他们相互之间加强往来,消除沟通的障碍,较易和平地解决冲突。人力资本转移的网络形成于移居者与留守者、先来者与追随者之间超越国界的相互联系,它是人力资本跨国界转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许多人之所以加入人力资本转移的行列,是因为跟他们有联系的人转移在先。在东欧各国都有大量的同族人散居在西欧。如波兰约有200万人居住在西欧,主要是在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德国、法国、奥地利和瑞士都存在着本族人社团;匈牙利约有150万人居住在奥地利等西欧国家。由此,极易形成在人力资本转移网络作用下的转移。1991年波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在有迁移意向的人力资本转移群体中有2/3的应答者表示,依靠有关的海外关系来实现迁移的愿望。在迁移前的决策、询问目的地的就业、定居、生活条件等大量信息,都是由在西欧一端的先来的迁移者提供的。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大量的信息通过人力资本转移网络反馈到原发地,先期迁移者越多提供的信息就越多,这种自我加强的乘法效应成就了众多潜在的人力资本转移。人力资本转移网络还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输入国入境越来越难的情况下,网络能降低人力资本转移的成本和风险。网络从本质上是积累的,因为每次人力资本的转入者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都在为以后的中东欧国家移民转移牵线搭桥,从而导致网络的扩大,致使人力资本转移队伍延绵不绝。
(二)劳动力市场
在拉动作用因素中,西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往往成为当局决策相关政策宽松与限制的重要因素之一。西欧社会经济发展表明,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欧盟成员国内就业增长比劳动力增长更为迅速,2000年西欧社会劳动力短缺5.5%,劳动力短缺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这两大因素的结合,使当局考虑通过人力资本转入来部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招收短期劳工上。德国在1973年暂停“客籍劳工”后,由于国内劳动力短缺,尤其是来自农业、建筑业的强烈呼吁,1990年后,又与波兰、匈牙利、前捷克斯洛伐克等签订了短期劳工协议,再次出现了新形式的合同劳工、边界劳工等。这时的合同工与以前征募政策作用下的客籍劳工不同,他们无权享有社会保险利益,不能携带任何家庭成员,劳动薪水较低,雇主只按劳动力输出地的劳动力市场价格支付报酬,而且这些合同工只与输出国的雇主存在合同关系,不与德国公司存在直接劳务合同关系,这种合同工体系缓解了德国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又避免了20世纪60、70年代客籍劳工定居、家庭团聚等一系列问题。随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也都采取了相同的暂时合同劳工体系。
在西欧的劳务市场,劳工一般分成两类:低收入的劳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低收入的劳工对劳动失业率并不很敏感,因为他们在就业市场中寻找的工作对本国公民没有吸引力,他们多数受教育程度低,吸收处理信息能力有限,不熟悉异国情况,他们主要同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相关人力资本形成竞争,如果人力资本转入增加,他们的就业压力就加大;在劳动力市场寻求较好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对转入国的失业率十分敏感,因为他们与转入国的就业大军形成竞争,但实际上由于语言文化障碍,专业技术资格不被承认,转入人力资本社会地位的边缘化等,迫使他们不得不从事比自己实际知识水平能力更低的职业,而即使这样,所享受的生活水准也高于本国国内,从而使他们自愿呆在异国,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偶然发迹,形成的榜样力量反馈到原居国,又可能产生新的人力资本转移效应。
在西欧劳动力市场对外国劳工实行新的限制性规定之后,形成了非正式(或地下)劳工市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黑色经济发展又显然起着拉动作用。这类劳动力的供给方主要来自90年代后的数量剧增的非法移民和难民,许多避难者当申请被拒绝后,他们就在黑市打工,非法居住,以等待机会。东西欧旅游政策放宽后,大量游客涌入西欧主要工业国,其中部分游客持旅游签证合法入境,却延期滞留,在黑市打工。
(三)政治自由度和社会条件
柏林墙的崩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快速瓦解和政治上的不稳定,造成了人们对西欧所谓“政治自由”的向往,迁移者怀着追求自由的“梦想”越过边界,而实际的地位往往不能如愿。东西欧“紧密共生”的政治文化已形成共识,政治文化和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东欧和西欧在联合的道路上迈进,但这个过程充满了荆棘,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政治的差异性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东西人力资本的转移起着影响作用。
出于对生活条件的考虑,人们对福利制度尤为关注,而西欧的社会保障水平多年以来堪称世界之冠,成为人力资本转移所虑及的主要因素。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对社会福利形成空前的共识,大大推进了福利国家建设。如今欧盟国家基本上都进入了福利国家行列,其中有的国家如瑞典就明确自己为福利国家,有些国家虽未明示,但因为达到福利国家的标准,亦被人们视为福利国家,如德国在宪法上称自己为“社会国家”,它的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1980年仅从收入再分配、医疗、住房、及社会服务支出看就高达23.8%,也属于高水平的福利国家之列。这些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公共支出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左右。1993年欧盟15国享有的社会保障费用为年人均4500欧元,其总额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8.2%。欧盟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险等福利对发展中国家公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如在瑞典,人们生、老、病、死的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障覆盖了在瑞典工作的所有人,不论是否有瑞典国籍,保障水平也相当之高,除了通过已筹集到的社会保障费与相关利息支出外,由国家财政支付的与社会保障有关的费用已20%-30%。在英国,福利制度项目涉及老年、疾病、生育、工伤、失业、残疾、贫困等方面,还有家属津贴福利和住房方面的福利,福利项目“从摇篮到坟墓”,人们在整个生命期间都可能从福利制度中收益。虽然新转入人力资本在现有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下享有的福利权益有限,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因此西欧优厚的社会保障仍是人力资本转移的主要诱因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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