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技能型人才问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关于高技能型人才短缺原因,主要观点有:培养慢,晋升难;传统人才标准不利;激励和保障机制缺乏;投入少;职教生源数量和质量下滑;职教发展滞后。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校企合作、订单教育、工学交替、产学结合等,要从思想、机制、制度等方面予以保障。其人才培养主体,主要是高职院校。未来研究中,建立科学合理的预测模型应成为重点,而关于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途径及实现方式则更需要深入研究。
关键词:高技能型人才;内涵;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主体;高职院校
一、高技能型人才的界定问题
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高技能型人才”是相对于初、中级技能人才和一定历史时期而言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外延与内涵会逐渐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人们常把决策管理层劳动者称为“白领”,把操作执行层劳动者称为“蓝领”,高技能型人才则是介于决策管理层和操作执行层之间的技能水平较高的人才,俗称“灰领”(Grey Collar)。一般认为,高技能人才是生产、运输和服务等一线中,掌握专门知识和操作技能,解决工作实践中关键性操作技术和工艺难题的从业人员。毕结礼在其主编的《高技能人才开发探索与实践》一书中对“高级技能人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定义:高级技能人才,是指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现代设备,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中能完成中级技能人才难以掌握的高难或关键动作,并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教育部部长周济在2004年年初的一次会议上为高技能人才“正名”,将其称之为“应用型白领”,主张称其为“银领”。
何应林(2006)认为,高技能人才概念的内涵应包括5个方面:有必要的理论知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并能够解决生产实际操作难题;有创新能力;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哪些人员属于高技能人才的范畴,目前在我国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高技能人才主要包括取得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职级的人员,可分为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知识技能型三类人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国家职业资格系列中的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比较符合国际上对高技能人才的划分。也有研究者认为,在高技能人才的划分与使用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操作,不必完全拘泥于职业资格等级。
另外,刘春生(2006)认为,高技能人才是一个相对性、广义的、综合化的概念,谁是比谁更高级的技能型人才,只能放到市场中去检验。现代意义上的高技能人才应该不仅仅是指技能型人才中的较高层次,而应更多地存在于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的“重叠带”,是一个具有技术倾向性的技能型人才群体。他还强调,高技能人才的技术技能性特色并不是唯技术技能论,还要重视对高技能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
李萱(2006)认为,高技能人才起着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作用,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对于提高企业竞争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金利(2006)进一步指出,高技能型人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动力,是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关键,同时也是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
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动态过程。学校教育主要是完成基础教育和基本专业技术教育,毕业生进入企业时一般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企业实际工作的要求,即使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也依然存在这一问题。从企业用人的角度看,学校毕业生还只是一个“半成品”,但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培训,就能成为真正的高技能型人才,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高等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当作是高技能型人才的范畴。
二、高技能型人才短缺及原因
(一)高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现状
彭腾(2005)在“论我国现阶段的高技能型人才紧缺”一文中指出,现阶段我国技术工人总数约为 7000万,其中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280多万人,仅占4%左右,这与发达国家20%至40%的比例相差甚远。涂云海(2004)进一步研究指出,我国制造业、信息产业领域中,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在整个技工队伍里仅占3.5%,短缺高级技工100多万,200多万人亟待培训。
也有许多学者对全国不同省市的高技能型人才现状及需求作了研究。何添锦(2006)对“十一五”,期间浙江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作了分析,预测到 2010年浙江高中阶段教育程度及其以上学历的技术工人的比率将提高到90%,其中高级技工的比率将提升到15%,因而浙江省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总量必然快速上升。另外,《职业教育研究》2005年4月刊文指出,广州技能型人才缺口逾30万,其中高级技师和技师、高级工、中级工所占的需求比重达到7: 40:53,高技能人才需求比重大。另据环境物流网载.北京市每年技工缺口达33万人,尤其是高技能型人才,缺口严重;而南京对技能人才需求也是越来越大,技术工人缺口高达16.66万人。
还有学者分行业对高技能型人才短缺情况进行了研究。如刘勇、张庭祥(2006)通过对山西省21家冶金企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量的调研,认为不锈钢冶炼、不锈钢轧制、铁合金冶炼方面的人才将有很大的需求。许多学者研究指出,我国房地产、汽车维修、数控、护理、电力、IT、服务业、新型农业等行业对高技能型人才有很大需求。
在我国总体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下,高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衡。刘春花 (2006)认为技能短缺可分为两种:技能短缺性空缺和内部技能短缺,前者主要是指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中具备必要技能、工作经验和资格的劳动者供给不足,企业难以获得满意的劳动力,从而造成技能性岗位空缺,后者则表现为现有劳动力的水平不能满足企业需要,这两种短缺都属于结构性短缺。
(二)高技能型人才短缺的原因
涂云海(2004)认为,观念陈旧是造成现有劳动力中高技能型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造血”机能丧失,是造成高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直接原因;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大,使企业不重视职工培训和人力资本投资,是导致高技能型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彭腾(2005)则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分析了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原因。他认为,高技能型人才的现实需求强劲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导致了高技能型人才的短缺。洪伟峻(2005)则认为,就高技能人才短缺原因而论,传统的人才标准,重学历、轻技能的教育体制,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培训经费不足,技术工人待遇低等是造成我国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重要原因。而蔡竹良(2006)则重点分析了一般企业和培训机构不愿搞深度培训的原因,认为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比“一次性”学历教育的培养成本还要高,具有“多次性培养”、“实践成本”的特点。
总之,我国学者对于高技能型人才短缺原因的论述一般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培养慢,晋升难。缺乏系统化、规模化和制度化的科学培养体系,高技能人才的成长要经历“熬三龄”(即工龄、年龄、厂龄)的过程。二是传统的人才标准不利于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价值存在错位认知,社会对人才价值的评价还是有“重学历、轻能力”、“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三是缺乏有力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在企业内部,高技能人才与科技人才相比,工资待遇偏低,大多数企业对高技能人才应享受的津贴、福利待遇没有落实到位,各级政府对高技能人才也没有很好的激励措施。四是高技能人才培训经费少。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成本高、周期长,许多企业对技能人才的培训工作重视不够,尤其是在认识上存在差距,一怕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跳槽”,二怕培训影响生产,三怕培训增加企业成本,因此许多企业都不愿拨出专项经费对技能人才进行培训。五是职业教育生源数量和质量下滑,高级技能人才后备不足。现实生活中,职教生与大学本科生在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方面,仍存在着明显落差,致使年轻人只愿上大本,而不愿上高职。近年来,职业院校录取分数线普遍较低,生源素质有下滑趋势。六是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滞后。我国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没有与市场充分对接,远远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培养出的技术人才不符合市场需求。
三、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及对策
国外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CBE模式,以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CBET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产学合作”模式等。
陈尊厚(2005)对加拿大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作了研究,介绍了模块教学(也称CBE教学)的特点,即模块教学是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其以职业能力、技能,特别是职业岗位要求的具体岗位需求的特定技能为依据组织教学,使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而我国也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系列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诸如订单教育、工学交替、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等。《嘹望》2004年第18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针对我国高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现实,要健全和完善以企业行为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和企业培养紧密联系、政府推动和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彭腾(2005)认为,培养我国高技能型人才的对策应包括相互联系的4个方面,即:更新思想观念,树立新的人才标准,改变“重学历轻技能、重仕途轻工匠”的片面人才观,形成全社会“以能为重、以技为荣”的良好氛围;完善相关制度,建立技能激励机制,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适合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职称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制度;增加职教投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和企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深化教育改革,强化技能人才培养。而洪伟峻(2005)认为除了以上4个方面外,还应充分发挥企业在培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以及加快建立新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孙伟宏(2006)重点研究了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模式,指出校企合作的形式有“定单式”培养培训、校企互动式、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举办“企业杯”专业技能竞赛、产学研式、举办企业家报告会、共建学校实训基地等。而王雪生(2005)认为有必要建立全方位、深层次的“校企合作”机制,包括共同研究制定校内重大事项的机制、引入企业参与教学研究工作的机制等。
甄贵章(2005)也指出要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并提出高职院校可以从4个方面加强产学研工作:第一,充分利用实习、实训基地,承接企业产品和零件加工的订单;第二,利用实习、实训基地为社会和企业培训在岗工人、技术人员,提高他们的新技术素质;第三,利用实习、实训基地,发挥教师在产品开发、试制新产品方面的作用,在接触企业中为企业实现技术革新贡献才智和力量;第四,充分利用实习、实训基地,培养出高素质、专业化、“双师型”的师资队伍。
汤文生在汽车维修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对策中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应尽量采用项目教学法,将维修生产中用到的一些拆卸、检修、装配、调整等基本技能与课程教学结合起来,避免出现教师在课堂上难教、学生在教室里难懂的情况,尽量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学中做、做中学、边做边学。金雪龙在数控技术人才培养对策中提出,由于数控技术专业化程度高、基础性广、实践性强,应特别强调学生的基本素质、强化师资力量和搞好实习基地的建设。
另外,潘卫东、汤胜民、张冬梅、相林扎布等还分别就医药企业、新型农业、电力、护理等行业的高技能型人才培养对策提出了建议。
四、高职院校与高技能型人才培养
教高[2004]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文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职院校要“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高技能人才”。
晏新年(2005)认为,培养高技能型人才是高职教育的第一要务与根本目标。他指出,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必须具备多种条件:培养对象应具有中级技能水平及相应知识基础,高职院校应逐步扩大对口招收“三校生”以及在职技术人员的比例;要有良好的实训教学资源,要办好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要有比较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实训教学时间要相对充足,要真正实现产学结合,理论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体系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打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专业。杨志奎认为,要培养出高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模式必须从“学科本位”教育转移到“能力本位”教育上来,从统一学习进度与内容转移到学习时间、地点、方式等均可因人而异,强调学生个性化发展和职业能力素质培养上来。
王宝林(2005)重点研究了高职院校的教材建设。他认为,要培养高技能人才,高职院校必须加强教材建设,要强化教材的实用性,同时指出高职综合性、特色性教材必须面向现代化。
丁世民(2005)认为,高职院校应在产学研结合形式下,实现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主动适应市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调整教育教学目标,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并介绍了安徽通用职业学院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工作的经验。
另外,彭腾(2006)提出了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型人才的“五实”模式,“五实”的核心为:是否脚踏“实”地,做到专业建设讲实际、课程设置为实用、教学活动为重实践、质量评估求实效和服务经济得实惠。
目前,我国人才培养体系基本上是高等院校培养专业技术型、研究型人才,普通技校培养一般技能型人才。高职院校应当根据市场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特点,加快改革,将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作为第一要务与根本目标。
五、未来研究展望
当前文献中,对高技能型人才的定义、内涵及外延有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而对高技能型人才的供求虽有较多论述,但一般仅限于对当前的供求现状的研究,对于未来5至10年甚至更长时间序列的供求缺乏研究,没有准确的预测模型。高技能型人才未来的需求量是对社会、学校最有价值意义的数据,缺乏准确的预测数据,容易导致学校盲目招生,进而加剧就业困难,或不敢扩大规模而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因此,高技能型人才未来研究重点应该是建立科学合理的预测模型,利用现代计量经济手段,对社会总需求及行业需求作出准确预测,为社会、学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另外,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最终要落实到高职院校上来,然而,对于高职院校如何有效地培养出高技能型人才的论述虽然很多,但对策建议趋同现象严重,校企结合、产学研结合的具体途径以及实现方式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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