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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学术界和政府都在酝酿社会保障的各种改革方案，然而许多有益的改革主张，例如提高退休年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等政策，都受到社会公众的一定质疑，网络上的反对之声一浪接着一浪。作为一个社保的研究者，我认为大多数改革方案都是正确的、理性的，也是符合世界改革潮流的，那么为什么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呢？
一、社保政策不透明，影响社会信任，制约社保改革。
首先，社保政策缺少规范化的机制，调整随意性大。例如每年例行的养老金上调政策，各年份提高的幅度不一，无规律可循。
其次，决策程序不透明。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国研中心、人民大学、浙大等四家单位受人社部委托，分头研究制定养老保险顶层制度。可如果社会公众连四个方案到底如何都无从了解，怎么进行选择？
第三，社保基金的运作欠透明，是长期以来的顽症。我调查社保基金透明度已达五年，多次遇到一些官员的冷嘲热讽，有人说我：“你这样做，不觉得自己很无聊吗？”这些官员不能理解，我们课题组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他们。试想，如果老百姓明白社保缴费的钱去了哪里、怎么增值，定会增强安全感，也有利于提高缴费的遵从度。
二、社保部门、新闻媒体和学界对政策的解读，存在一些不准确、误导性的宣传。
首先，一些社保基层部门存在错误的宣传理念。社保基层部门为了提高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在社保宣传中用了“参保划算”的提法，把参保当作一种“生意”，这是完全错误的。虽然，社保制度总体上是利国利民的，但不能说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划算”的，因为社保制度是风险共济且具有一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如果在社保计划中所有参保人都是“划算”的，那么显然这个社保计划很难维持下去。
其次，少数专家学者不是以科学、严谨和客观的态度来解读社保政策，而且对国外制度采取选择性介绍，往往只谈优点、不谈缺点。此外，有些媒体只求轰动效应，对学术观点采取掐头去尾式的报道，引致曲解。
三、庞大的社保支出存在管理漏洞，造成政策实施效果欠佳。
社会保障支出多，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到的实惠就多。
首先，社保部门“重收入，轻支出”的管理模式，让老百姓得到的实惠打了折扣。社保部门往往强调社会保险费应收尽收，但收上来的社保基金却没有妥善增值。正如郑秉文教授所指出的，本世纪以来，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就因为缺乏相应投资，导致损失大约六七千亿元，抵消了同期财政对养老保险的全部补贴。财政补贴仅补上了因管理不善造成的社保基金的损失，并没有惠及参保人。
其次，社会保障在结构上存在不平衡。以2009年为例，我国省级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总额高达7851.85亿元，但中低收入者从中得益并不多，有60%的社保支出与其无关：行政费用占5.91%、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助占22.14%、行政事业离退休占24.75%、退役安置占2.28%、抚恤占4.27%。我们看到，行政事业、城镇企业职工作为社会中较高收入的群体，却受到财政的高额补助；同时那些较低收入、较差身体状况的非正式就业群体以及老弱病残等，则被纳入城镇居保、新农保的体系，享受不到高收入者对该体系的收入转移，人均财政补助也不多；而那些收入最低的群体则可能没有参保，在陷入困境时，只能依靠相对有限的社会救助资金。
四、要注重改革的次序，循序渐进。
仓禀实而知礼节。如果一个劳动者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他是没有兴趣参加社保的。举个例子，2010年年末，政府出台新规，禁止在达到退休年龄前退出养老保险，这是一项好政策。然而在新政策即将实施之际，大批劳动者涌向社保局要求退保。央视记者向退保人询问退保原因，有的说：“现在都没钱花，还管以后养老的事情干什么？”有的说：“想辞职回家开个小店，拿出养老个人账户中的钱来做本钱。”显然，许多劳动者的“短视”还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保政策应更加注重从解决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入手。劳动者的当期困难解决了，才会认真考虑未来的保障问题。
五、社会保障基层部门强力“推销”，造成信任危机。
举个例子，城乡居民本应是自由选择参保的，但目前参保率却被列为基层政府的考核目标。导致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强行让农民参保，如不参加养老保险就不发放其他形式的老年福利或参保后可以优先考虑生活补助等。然而政府越是强迫他们缴纳，往往就越使他们疑惑，不少参保者都选择在60周岁领取养老金之前一次性补缴，不见兔子不撒鹰。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希望尽可能的少缴税、少交费，而多享受政府福利，因此政府削减福利或提高缴费的政策均会招致社会公众的反对。那么，为什么在有的国家反对的声音很大，而在有的国家却没有太大社会影响呢？原因很简单：政府不能朝令夕改，必须一诺千金，取信于民；政府必须对社会公众一视同仁，最大程度地减少群体间、地区间、行业间的社保待遇差异。违反上述规律的社保改革，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