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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时月薪过万元，退休后不过4000多元甚至更低。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在职工资涨幅高于退休工资、退休年龄偏早等表象因素外，关键还是养老保障体系不平衡造成的。”11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专家对《华夏时报》记者分析认为，就我国目前而言，基本养老保险尚处于“单腿跳”的阶段，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等第二、三支柱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尚未发挥，一旦这条“腿”遇到个风吹草动，都会对养老金水平造成影响。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我国养老金替代率由2002年的72.9%，下降到2011年的50.3%。而据中央财经大学社保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测算，2011年我国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远低于55%的国际警戒线。
近十年来，养老金替代率持续走低，养老困局再添难题。
“单腿跳”难题
国家相关文件规定，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个人缴纳部分为8%，企业缴纳部分为20%，两者相加为28%，远高于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10个百分点以上。
但一边是全球较高水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另一边却是全球较低水平的养老金替代率且仍在不断下滑，致使在职时和退休后的收入比差距不断被拉大。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从这点来看，说明我国养老金的涨幅较小。”11月7日，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按照工资指导线政策，我国企业在岗职工货币工资平均增长均在15%左右，但养老金的增长水平基本维持在10%的增长水平。
两者之间每年相差5个百分点的涨幅，逐年累积后数值相差将会越来越悬殊，也就是养老金替代率逐年呈下降的趋势。
“除了涨幅不同影响养老金替代率外，退休年龄偏早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上述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专家表示。同时，随着中断交保险人数的增多，这个问题将更加严峻。
10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国大概有3亿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今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交保险。
“退休年龄偏早等问题确实直接影响了养老金替代率，但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补充养老等保障作用偏弱，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压力过大。”上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专家表示，很多发达国家的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也很低，但作为第二条腿的补充保险以及作为第三条腿的商业保险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美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只有40%，但美国第二支柱职业年金替代率超过100%，平均是110%，二者合计退休以后拿的钱比上班还多。同时，他们的企业年金以及商业保险方面的替代率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
而据记者了解，我国的职业年金全面推开尚需时日，企业年金也尚未形成规模，补充保险在养老金替代率方面的占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养老的‘三条腿’是相互扶持、均匀受力的，因此，其中任何一个支柱都不会顿感过大压力，这正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模式的优势所在。”唐钧表示。
如何挖掘“银发红利”
增强补充养老保险的作用，涉及到养老金并轨等体制改革，短时间内很难看到效果。因此，众多专家纷纷将重心转向提高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方面。
“在发达国家，老年人有三份收入：养老金、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各占1/3，发达国家老年人是最有财富的，比一般人群的财富多。”11月2日，国务院参事马力表示，我国退休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时候人的预期寿命仅是五六十岁，现在已经达到75岁，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要提高劳动收入，这也就需要建立弹性的、灵活的退休制度，比如适当拉长就业年限、适时延长退休年龄等，向老人提供就业岗位。
至于老人同年轻人是否会产生就业冲突等问题，马力强调，老年人的劳动力和年轻人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不同，年轻人涉及的大都是一些前沿性的、创新性、竞争性以及力量性的工作，而老年人做的大都是社会性、公益性、辅助性以及经验性的工作，因此不会造成就业冲突。
对此，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副主任李立国也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同时也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所在。我们应该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多渠道筹集资金。这其中，要特别注意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优势，比如，通过聘请老年人开展相关服务，或者让老年人开展自我服务等方式，释放老年人的人口红利。”
对此，上述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专家强调，“拉车”（缴纳养老保险）的人逐年减少，“坐车”（领取养老金）的人逐年增加，开发“银发红利”不光可以增加老年人的收入，同样有利于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但是，挖掘“银发红利”应讲求自愿原则，毕竟，有的老年人有红利，有的没有。比如，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身体已经不再硬朗，很难从事新的岗位，而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和老专家而言，他们的经验和学识还可发挥更多的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