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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就像一棵树，根系蔓延，枝条伸展，与这个城市也就发生了形形色色的关联。有些关联属于生产生活必需的那一个层面，有些则属于“非生活必需”的关联。无论是哪一种关联，都验证着这个人和这个城市血脉相连的关系。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叫农民工，也不管这个人所属的群体是不是叫农民工群体。
他们进城的日子，可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尽管亦农亦工的身份未必清晰，尽管辛苦和委屈能够装上一箩筐，尽管大多数的日子其实还是忙碌得没空思想，然而，这个群体毕竟也熟悉了城市的环境，认同了自己的处境，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已经离不开城市。不仅仅是赚钱、养家、糊口，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化问题。离开记忆中的村庄愈久，对于土地的“疏离感”愈强烈；进入现实中的城市时间越长，这个城市也就越来越带有个体生命的痕迹。城市已经占据了他们的绝大多数时间，也承载了他们的几乎所有梦想。说回去，就能回得去吗？
自己的事情、孩子的前途、人生最精华阶段的想望，一个“失业”就能割断吗？城市的热闹和喧嚣，城市的宽容和排斥，城市的生活样态重新塑造的个人生活秩序，以及所有这些共同形成的裹挟力量，并不是轻易能够割舍的。再说，那个遥远的故乡即便有意有心接纳，那里能承载这些沉甸甸的力量吗？
故乡，无论是面貌不改之古韵乡村，还是正在变化之新农村，都已经很难回得去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春节前曾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出行交通不便、社会治安秩序欠佳、公共卫生服务缺失、商业环境落后等，使得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在老家农村感到了诸多不适应。故乡，更多呈现在春运目的地、思乡对应物的意义。（《第一财经日报》2月2日）
这个“回不去”，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那里，同样是沉甸甸的责任。经过测算出来的大约两千万失业农民工，即便返乡了，也是呆不下的。春节刚过，他们便迅速返城了。因为，200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第一次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50％左右。无论从哪一方面考量，两千万农民工都很难回到家乡了。
也因此，在国务院办公厅去年下发的做好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中，政策导向基本上还是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消化过剩的劳动力。农村，只是最后的保证温饱的“低保”。新年开局，大家都捏着一把汗，那就是，希望不要出现“两头不着”的局面。一旦城市“呆不下”，而乡村已然“回不去”，这些流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将何去何从？不要忘记，两千万的数字不过是阶段性估算，全国农民工确切数字则是1．37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