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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近日，以研究休闲经济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王琪延教授此言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有网友表示，2030年，好遥远；更有犀利网友评论，先把5天休息制度落实到位了再谈其它的。8月27日，光明网记者就此事对王琪延进行了专访。
光明网：您提出“2030年我国可实现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是什么？
王琪延：依据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北欧一些国家七、八十年代就实现了四天半工作制。挪威、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家，人们的休息时间相对也都比较多。
经济水平决定能休不能休。普通一点说，当你工作5天才够吃一个礼拜的时候，必须要工作五5天。当劳动效率提高到工作1天就够吃一个礼拜，就可以拿出4天时间来休闲。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了，花在休闲的消费就会增加，正因如此，我国会渐渐进入休闲社会。
光明网：为什么是2030年？
王琪延：这个数字是有研究依据的。
从经济发展来讲，我国经济现在每年都增长10%左右，只要保持5%以上持续的发展，到2030年，我国就能达到和发达国家施行四天工作制一样的经济条件。
光明网：有专家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快，您怎么看？
王琪延：经济发展快是好事，前提是实实在在的增长速度。而不是虚假、无效的投资，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
我国经济现在正进入高速成长期，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一定阶段，发展速度会降下来。2050年经济速度有可能就下来了，这很正常，不可能永久的高下去，现在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3%、4%左右。
经济发展成熟以后，今年比去年日子改善一些、活得不那么累，这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朴实的价值观。
我看好中国经济，中国之大，经济是阶梯式的发展，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同一化发展。当中部发展起来东部还有潜力，东部发展起来西部还有潜力，况且南北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阶梯式、滚动式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当河流有落差时就会有流动，这就是进步啊。
光明网：怎么理解休闲文化？
王琪延：和国外不一样。中国把休闲和懒惰、败家联系在一起。过去的传统文化提倡勤劳、艰苦奋斗，这些价值观念没有错。但如果过分的节俭，过分的所谓勤劳就是过劳。
光明网：怎么看待过劳？
王琪延：过劳的后果是不尊重人的价值，总得给别人留点挣钱的机会吧，你一个人把钱都给赚了，别人就没得钱赚了。
我说过劳可耻，但是特殊时期还是要拼命的。比如在一段时间不干一个工程就要坏事的话，当然就要干。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高速成长期，每个国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它需要有一代人的勤劳。但如果世世代代都要这样勤劳下去，人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呢？价值又是什么？
光明网：我国目前休闲经济现状如何？
王琪延：基础设施、休闲设施正在大力的建设。飞机、公路、铁路、地铁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这方面投资很大而且还在继续投资。这弥补了80年代以前的欠账，现在发展势头很强烈。
光明网：有网友提出“休闲会让人变得懒惰”
王琪延：懒可以，但得有资本。
光明网：您觉得，您现在有资本可以懒了吗？
王琪延：我也没有。
到我这个年龄，我会适当的让自己休闲一点，出差两天的工作我会安排三天，休息一天观赏美景，适度放松。
我现在正通过各种机会推动中国休闲产业的发展。我喜欢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工作本身就是休闲。这也是一个价值观念，每个人都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要是累死的话，在休闲界是一个极大的笑话：“那个搞休闲的家伙累死了”。
光明网：您在日本生活8年，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休闲经济是怎样的？
王琪延：在国人眼里，日本人是经济动物、拼命忘我工作的一类。但其实现在日本人已经大有改变，他们工作很用心、很敬业，但休闲也非常积极，休闲时间也一直在增加。
光明网：休闲经济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怎么理解？
王琪延：从哲学的角度上，休闲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就是一种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形态。
通过休闲会涉及各种产业，比如通讯、交通、餐饮、住宿、服务等，如果全部都不去休闲的话，产业怎么发展？所以说休闲经济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是引擎，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光明网：如何判断何为休闲社会？
王琪延：休闲社会有四个指标。人的休闲时间占整个生活时间的1/2以上；用于休闲消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1/2以上；国土面积1/2上以上用于休闲；GDP的1/2以上来自于休闲产业。
到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轴心由工作转为休闲型，这就是北欧当今的生活方式。
光明网：您怎么看延长退休时间？
王琪延：这可能和中国人口的减少有关。
任何一个社会，人口激增和锐减都是对社会极其有害的。这两者我们国家都经历了。现在是人口在锐减，没有人怎么会有劳动力呢。
各省都意识到休闲产业像一个发动机牵引着地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转型。大同、平顶山、焦作、鄂尔多斯等对资源过渡依赖的城市如果不转型就没有出路。
从经济学角度说，价格决定了一件事情是否值得做。比如大同，煤的价格已经降到100元/吨，挖煤已经不划算，现在就开始搞旅游，游客下井溜达一圈费用100元，加上吃喝住行所实现的价值总比挖煤要强得多。类似这些休闲设施的建设，各地区都在大力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带发展非常快。
从环境的角度看，社会环境的治理稍微滞后。出去玩，人们意想不到的就会受到伤害还有各种各样乱涂乱画等不文明行为，这一块，欠账太多。至于空气污染，多少年前就存在。七十年代末的北京，尤其是冬天，工厂、居民烧煤，空气污染也很厉害，那会儿刚吃饱肚子的人们还没顾得上喘气怎么样。
今天社会经济发展了，人们对环境的要求高了，也很自然的要求自然环境的治理。现在的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环境的改善，从植树、种花到河道的清理这方面进步很大，努力的空间也很大。
光明网：2030年，是不是真的所有的人都能实现所谓的四天工作制？
王琪延：不可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如果严格实行四天工作制，劳动成本加大会让产品失去竞争力竟而企业倒闭。
当今的法国也有一些小企业不敢实行四天工作制。但是我们社会可以提倡、可以引导。比如说给它十年、二十年过渡期，让它通过改善企业经营和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目标。
休闲经济始终和劳动效率挂钩，如果劳动效率不高，休息过多，产品没有竞争力，甚至之后你的国家都没有竞争力。
光明网：看到大部分网友的批评质疑，困扰吗？
王琪延：我研究休闲经济30年了，没想到这个话题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看90%都是批评的声音，我也看到有人在骂“叫兽”、“砖家”。
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有支持的，有反对的，这很正常。作为学者要有前瞻性，从国家的制度设计上一定是未雨绸缪，很早之前去研究，提前去规划设计。
我也了解到目前很多连“双休”都不能实现。很多外地打工的、收入比较低的群体甚至一个月才休一次，这种情况现在还是很多的。提“四天工作制”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他们认为只有公务员可以通过制度来约束，而制度却很难去约束那些管着他们干活的小老板。
但是，我们要看到社会的进步，收入在不断增加。即使是新就业的最低工资线也在逐步提高。
现在大大小小的公园都是满满的人在跳舞、唱歌，这都是在休闲。总体来说我们的休闲时间是不断在增加的。不同人群、不同职业的休闲时间有所不同。
不是说休闲是所有人一辈子的休闲，当年轻时要积累、要吃苦，总得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谈得上休闲，否则拿什么去玩？
所以人生是要分阶段的，年轻时候多为未来休闲多做点工作，人生阶段不一样，休闲的时间也不一样。
光明网：您认为人生存的价值是什么？
王琪延：这是一个永远会讨论却永远没有结论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就是：适度的休闲，追求幸福生活。工作的时候认真干，休闲的时候好好玩。(光明网记者 张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