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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被戏称是“史上最难就业年”。
2013年，被戏称是“史上最难就业年”：一边是创新高的699万人大学毕业生规模，比2012年增加19万；一边是计划招聘岗位平均降幅达 15%。5月15日有媒体报道称，“截止4月19日，北京地区高校7成毕业生至今都还没找到工作，签约率只有28.24%，其中研究生签约率 36.59%，本科生签约率26.6%。此外，上海不足三成、广东不足五成。”
当然，对于“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说法，很多人也不以为然。如上海外贸学院就业中心主任徐家仪在接受《新民晚报》采访时就认为，“同高达95%的 就业率一样，签约率同样不能完全真实反映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现状。就业率包含了学生升学读研、出国、创业等情况；然而，截至目前统计的签约率，排除了各类特 殊的因素。”
和在某大型综合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朋友聊起中国“最难就业年”的话题，友人则认为：“实际签约率恐怕还要低一些，这里面原因肯定有很 多，比如毕业生增加、心态上眼高手低等，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增速本身存在很大的水分，若实际上真达到了8%这样的高增长的话，就业形势却如此恶 化，是很难理解的。”
日本大学生就业真“冰河期”吗
与中国的“史上最难就业年”说法相类似的是，日本媒体多年来一直将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形容为是“就职冰河期”，甚至创造出了更进一步的新名词——“超就职冰河期”来形容就业形势的严峻程度。
利用谷歌、百度一搜索，马上就会发现中国媒体在报道日本的就业形势时，基本上都是不假思索地沿用或编译了日本媒体的报道。
那么，真实的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如何呢？实际上在5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条关于日本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新闻：“今年春季毕业的 日本大学生就业率截至4月1日为93.9%，比去年同期提高0.3%，连续两年出现上升。而前年是日本应届大学生就业率最低点，仅为91.0%。”
换句话说，日媒所谓的“就职超冰河期”，最糟糕的就业率表现是91.0%的最低点，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或厚生劳动省在统计就业率时与中国略有不同，其统计分母通常不包括“升学”、“留学”等情况。这样一来，不免让人觉得日媒有些“矫情”了。
而实际上，日媒之所以认为当前是“就职冰河期”或“就职超冰河期”，是因为其参照对象是日本高增长时期的就业，那时的日本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完全就业，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最稳定雇佣形式——长期或终身雇佣。若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日本当下的就业形势确实已不如昔。
同称“就业”名似实异
实际上，在考察中日两国就业情况时，单纯地比较“就业率”高低是极为粗糙、很不科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统计分母等细节上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中日不同的语境下，虽然同称“就业”，但名似实异，“就业”这一概念的内涵本身就很不一样。
整体而言，日本的就业被粗略地分成了两大类：“安定雇佣”(又称“正规雇佣”)和“非安定雇佣”(又称“非正规雇佣”)。前者主要是指意味着长期或终身雇佣的“正社员”、即正式公司职员；而后者则包括了除“正社员”之外的所有就业形式，包括有期合同制、派遣、兼职等。
日本社会在就业问题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安定”偏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的大学生不太需要费力就能拿到一家或多家公司的“正社员”offer，尤其是若为大公司正社员offer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后顾无忧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目前，媒体或很多研究都武断地认定日本的终身雇佣体系已经崩溃终结，仿佛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篓。但实际上，日本雇佣体系迄今仍然是以长期或终身 雇佣为基调、主流。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低迷后，日本非正规雇佣的比例目前已升至约3成，即大约三个中有一个不是“正社员”形式的长期雇佣，但长期雇佣仍占 据大半壁江山。
非正规雇佣的增加确实一定程度上撼动了日本的整体雇佣体系，但今后是继续增加非正规雇佣的比例，还是消除非正式雇佣、回归到清一色的长期雇佣， 日本社会对此还处于未达成共识的转换期。产业界多倾向于认为可以再适当增加非正式雇佣的比例，但劳动法学界和政府则倾向于认为雇佣形式的分化会造成贫富差 距和社会不稳定，应尽量减少或消除非正规雇佣的比例，至少应加强对非正规雇佣者的保护。
换句话说，日本媒体所宣称的“就职冰河”，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无业可就”(在社会劳动力总体缺乏的大背景下，真正的“无业可就”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而是指要找到一份长期稳定的“铁饭碗”——“正社员”、尤其是“大企业正社员”的工作越来越难。
因此，简单地说，日本大学生在求职时最看重的主要是两项——“是不是正社员”和“是不是大企业”，整个求职过程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考虑点展开，所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拿到“大企业正社员”offer，而在劳动法界定和实际的法操作层面，大企业正社员几乎无法解雇。
按照日本这样的标准，中国的大学生在就业时，实际上除了政府、国企或公共机构等单位外，相当大比例都只是不稳定的“暂时就业”，基本上等同于日本的“非正规雇佣”，而这样的就业形式，正是日本的大学生在求职时极力想规避的。
换句话说，中国的很多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并不是一步到位，而只是先暂时在一家单位定下来积累点经验，随时准备时机成熟后就跳槽，毕业两三年内就跳槽、甚至多次跳槽的情况并不罕见。而工作单位打算辞退时，其实可以找到N种理由来随意解雇。
也就是说，中国语境下的“正式员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在日本被称为是“徒有其名的正社员”(“名ばかりの正社員”)，属于变相违法的范畴，这与日本“就业”概念中的“正社员”完全是两码事。
因此，同样是称呼“就业”，但中日两国所指的内涵很不一样。同样是给了年轻人一个饭碗，但却存在是铁饭碗还是泥饭碗的差异。
求职如中国高考
相应地，与中国的大学生相比，日本大学生的就业战线通常会拉得更长，一般是在大三甚至是大二下学期就要开始紧张忙碌的就职活动，整个过程下来需要一年多，中间有若干轮笔试、面试，充满了数不清的酸甜苦辣、欢喜悲忧。而关于就职技巧、就职指南的书在日本卖得异常火爆。
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生往往是“暂时就业”，第一份工作虽然也很重要，但整个社会对跳槽相对是宽容的，而在日本社会整体上排斥跳槽的背景下，日本的大学生几乎是“一局定胜负”，他们并非在“就职”而是在“就社”，即并非在选择职业，而是在选择公司。
这其实与中国的高考颇有些相似，只是前提条件已变更为理论上人不存在考不上的可能，总体上考试机会并不多，而重来一次的机会成本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在有限的机会内争取考上好的名校。
在日本，社会并非完全堵死了跳槽的可能性，正如中国并没有堵死二次高考的可能性一样。在现实中，日本社会跳槽的情况也在增多，但经常跳槽仍容易让个人信用受损，若跳槽超过了三次多会让信用大打折扣，再次求职时很可能会遭遇信用和忠诚度质疑。
笔者的一位好朋友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他在拿到京都大学经济学硕士后，进入三菱集团旗下的旭硝子工作，后跳槽至东丽，但在来日本前曾在三菱商事中国的 分公司任职，因此加起来等于已在三家公司任职。再次求职时，几无例外地会被要求就为何屡屡跳槽做出解释，而且遭遇到比此前严格得多的忠诚度审查。
社会雇佣体系的差异，决定了大学生在求职时的不同，日式雇佣体系之利弊，自然是见仁见智，这样的体制具有“吃大锅饭”的表面特征，但其实又不同 于国企式的吃大锅饭，因为每一家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不享受公共财政上的补贴，在公司保证安定雇佣的同时，员工也将个人长期的利益与企业进行了捆 绑。
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就业是否稳定都关乎国民未来预期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在这一点上毫无区别。日本的劳动法在劳动者是否应拥有“就劳请求权” (即劳动者有权要求拥有工作)的问题上尚处于争论状态，但已将保障国民就业机会明确界定为是政府的义务，这样的界定属于资本主义，也当属于社会主义。
(本文作者介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