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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月3日电(记者曹阳、徐扬、关桂峰、宗巍)为讨千元工资，得办9种证；“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 农民工工资，尽管多部门联动推动“清欠”工作取得效果，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倍感无助与无奈，频繁遭遇“弹簧门”。艰难讨薪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些部门“踢皮 球”式的工作作风难改。
讨千元工资需办9种证
49岁的朱曼，沈阳大东区一家私营口腔诊所的勤杂工。仅为被拖欠的千元工资，今年一个月里奔走于三家部门陈述情况、填写表格、搜集材料，年前的结果是——
仲裁部门：回去补全手续再来！监察大队：几个月也不一定有结果。
两个月前，在诊所擦镜子时，朱曼不小心割伤手指需植皮，养伤期间老板放话“别来了”，当月1070元的工资也随之没了踪影。朱曼被迫走上讨薪之路。
“相关手续带全了？”朱曼刚坐到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接待大厅，一名李姓工作人员就问。桌上的一排表格，从左至右依次是“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公司登记情况咨询卡”、“仲裁争议申请书”，另有一张“劳动争议案件证据清单”列着申诉者需要提供的9种证明。
李姓工作人员掰着手指头说：“你要先到工商局查询并打印出你所在单位的登记信息资料，然后提供你的9种书面证明，包括解雇书面证明、考勤卡、工资单明细复印件等，再填写一份劳动仲裁申请书，才可以立案。”
“这些材料老板也不会给我啊！”在诊所工作近4年的朱曼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证明，解雇是口头，至于“公司情况咨询卡”，朱曼更不知为何物。
李姓工作人员两手一摊说：“找劳动监察部门把材料补全了吧。”
朱曼踏进大东区劳动监察大队的大门，一名张姓工作人员帮她办理了登记，并打断她的陈述：“行了，这事儿我们见得多了，会尽快调查取证，你回去等信儿吧。你要有心理准备，流程走完得好几个月，也不一定能拿到工资。”
一个月来，朱曼感觉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身心俱疲但白费工夫。她想不通，区区1000多元的工资，怎么就解决不了？
在沈阳市鲁园劳动力市场，很多外地工人被拖欠的一般都是1000元至5000元的工资。一位魏姓山东籍工人在饭店洗碗时被老板克扣2000元工资，到劳动部门申诉时也同样遭遇书面证明的尴尬，“那么多表格，要完这样要那样，俺文化程度低，怎么弄得来？”
“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
1月30日上午9时，沈阳市于洪区农民工维权中心接待大厅刚开门，就挤进数十名讨薪农民工。各式口音混杂着，大厅里熙熙攘攘。“我们欠100多万呢！”“啥时候我们能进去？”一扇一尺见方的窗口，挤满了讨薪的农民工脑袋。
来自湖北省云梦县的李大三等20多位农民工，已是第四次到这里反映问题。去年在一个名叫“民亿苹果园”的项目干抹灰的活计，总共被欠工资20多万元。
李大三说，二包推大包，大包推给开发商，去了几次售楼处，就是拿不到钱。最后只能到维权中心，每次都要填单子、排号，还没个盼头。
李大三填写情况投诉书等了好一阵，凑到窗口央求说：“我来了第四次，能不能快点办啊？”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看了看说：“4次还嫌急，还有20多次的呢。”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10时30分，记者来到与接待大厅一墙之隔的办公楼，被保安拦住。这扇玻璃(1594,5.00,0.31%)大门装有电子门禁，须刷卡进入。寒风中等了20多分钟后，保安仍不让进。
返回接待大厅后，记者再次询问工作人员：“能找下维权中心的负责人吗？”工作人员答：“这个不能告诉你。”
年年打工年年欠，谁让“清欠”力不从心
一边是国家不断加大解决欠薪的力度，一边是农民工无助无奈的身影。在这场年年上演的“岁末之战”中，相关部门的“清欠”工作总让人感到力不从心。
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拖欠工资案件21.8万件，较上年增长7.5%。而据统计，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刑罚。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解释，这表明了国家对于查处欠薪犯罪的重视和决心。
但全国律协公益法律委员会秘书长时福茂指出，农民工欠薪是一环扣一环，有时不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不给农民工钱。在“欠薪链条”中，每一环之间的利益错综复杂，形成环环相护的怪圈，这给“清欠”增加了难度。
“年年打工年年欠，一讨薪脑子就蒙。”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小包工头，李大三说：“天这么冷，老乡干了一年活还拿不到钱，都没脸回家过年。”这话听起来让人心酸，而更让人揪心的是，无法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不知还有多少？
辽宁泽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崔永星认为，目前我国有数百万“手续不全”的工人，他们遭遇欠薪后，由于讨薪申诉手续的繁琐、流程的漫长，大多工人四处碰壁后只能选择放弃。工资难讨的背后，暴露出劳动监管流程与实际用工现状的脱节问题。
解决欠薪难，需从源头治理。专家建议，应推广一些省市覆盖全行业的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让用人单位在开工前向工会足额缴纳工资支付保证金，用制度遏制企业恶意欠薪的情况。
要拆除相关部门来回推诿的“弹簧门”。吉林省社科院付诚教授认为，让农民工及时回家过年，相关部门应以人为本，及时介入，开辟农民工欠薪案件“绿色通道”，降低维权成本。同时引导他们提高维权意识，通过合法途径讨薪，防止过激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