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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程度差异较大，技能培训需求较为强烈
调查对象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31.6%。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培训特别是免费培训需求较为强烈，对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知识培训极其渴望，但是对诸如法律、卫生、人文、生活知识的培训需求度不高。
(二)所处行业较为多元，就业层次有待提升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为餐饮娱乐业、零售批发业、加工制造业和运输物流业，其人数分别占样本总量的21.2%、17.4%、15.7%和12.3%，职业选择呈现多元化态势。调查中，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已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不再带有“亦工亦农”的兼业色彩，而是逐步向新时代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转变。但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层次仍然相对较低，高端行业从业者为数不多。
(三)期望待遇与实际待遇差距较大，工作动力缺乏
调查显示，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大多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月支出在1500元以下，收入与支出基本相抵。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坦承，期望待遇与实际待遇差距较大。另外，近50%的受访者基本没有储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收入确实较低，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开销很大，每月收入扣除基本生活消费以及社交、娱乐和人情花费，所剩无几。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状况也不乐观，只有20%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满意或者较为满意，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存在一种“得过且过”的心理，对未来生活缺乏细致规划，将工作仅仅视为一种满足温饱的手段。
(四)市民化意愿强烈，对城市的归属感明显
调查中，有8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定居城市，表明其向市民角色转变的意愿强烈，但仅有6%的受访者有信心在城市购买住房。在对城市同龄人的态度上，54.5%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既不羡慕也不反感，平等对待”，有近80%的男性新生代农民工还表示会尝试寻找城市女孩作为配偶，这表明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大都能以较为平和、客观的心态看待和接受城市人群。
(五)权益保障状况不容乐观，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程度提高
调查中仅有54.1%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7.2%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口头协定，其余没有任何协定；仅有28.8%的受访者表示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将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大多数受访者将工友、政府、媒体等视为寻求帮助的对象。这表明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纠纷处理方法日益多样化。
调查还表明，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问题关注度很高，仅有8.9%的调查对象表示并不关心社会问题，其他的受访者则都会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关心时事，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逐步打破了上一辈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隔离的状态，积极参与社会互动，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层面中主动了解社会、了解世界。
总的来看，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职业技能缺乏、就业层次低、融入城市艰难、权益保障不足、收入与消费水平偏低等，也有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所处行业更加多元、市民化意愿更强、社会参与更加主动等。为使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更加顺利，应从多方面努力。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公共服务。可设立专项资金，奖励为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农民工，帮助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工。建立健全市场中介组织，促进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进行信贷与保险扶持，鼓励他们自主创业。
二是针对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继续加大对西北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因地制宜地出台相应的技能培训项目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支持一部分有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还应该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层次更高的工作岗位。
三是健全保障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双重融入”。这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持与保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培训，提高其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资助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法律团体和个人，将政府履行职责与民间自主意识相结合，构建和谐的社会大环境。(《半月谈》2012年第9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姚植夫 张译文)
纪实：中国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尴尬和期待
春节刚过，20岁的武娟就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返城务工。
武娟家在中国西北的甘肃会宁县翟所乡张城堡村，这里山大沟深，气候干旱，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
武娟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一年半前开始在深圳一家手机液晶显示屏生产企业务工。现在的她染了头发，穿着时髦，完全没有农村姑娘的感觉。
“在城市，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回来过年。”回家不到半个多月的武娟说，“但在农村也待不住，毕竟城市的条件要好得多，也习惯了城里上班、下班、逛街的生活，回家倒感觉不适应了。”
武娟所面临的尴尬，也是中国许多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农村不想留，城市难安家，小城镇就业门路窄。
在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已成为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的主要力量。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备受关注的“一号文件”中，也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
这些年青的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重视技艺，多有一定文化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将务工视为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作为农业收入的补充，并强烈希望藉此在城镇安家落户。
“对我来说，留在农村已不现实。”甘肃会宁县太平店镇太平店村农民工张海强说，“我不会种地，也没种过地，什么时候该种什么都不知道。”
27岁的张海强初中毕业即在城市务工，至今已有十年。现在在家乡邻近的银川市一家建筑公司开车。不久前，张海强结婚了，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然而，张海强要在大中城市安家也不那么容易。他说：“我月工资不过1500元，其中400元还要用于租房，虽然银川的房价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算低的，但我还是买不起房。”
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尴尬，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难题。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政府为农民工进城打破了许多政策方面的障碍，同时在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资金帮助。
2010年，政府在“一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但现实中仍有诸多难题待解决。
不过，成为“城市人”的目标或许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许多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其中学习技艺成为他们首选的一条途径，有的通过政府资助进入技校学习技艺，有的边工作边学习技艺。
会宁县翟所乡张城堡村的张鹏初中毕业后到西宁打工，在结识一位三星级酒店的厨师后拜其为师学习厨艺。
“回村务农可能性已很小，要在城市立足，就得有身过硬的本领。”20岁的张鹏对未来看得很清楚，他说，“像我师父这样，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在西宁这样的西北城市买套房还是有希望的。”
也有一些农民工选择创业，为在城市或城镇安家打基础。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营坊村的董宏在外务工已有多年，主要搞家庭装修，年收入已达到五六万元，这比许多城市人的收入还高。
近年，家乡甘肃定西市的房地产业兴起，让董宏看到了机会，他希望在家乡继续承包家庭装修的同时，开一间商店销售相关建材。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这更是给了董宏更多信心推进自己的事业。
“我们现在虽然还在城市‘漂’着，不过，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城市扎根的日子不会太远。”董宏信心十足地说。(新华网/记者朱国亮)
相关报道：多方合作，新生代农民工才能融入城市
在目前全国大约1个亿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成为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
采访中，几乎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不愿打工一辈子、不愿从事低收入工作，渴望创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招工荒”，企业招不到工，求职人员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凸显。以德阳市为例，在今年2月该市举办的大型现场招聘会上，进场应聘人员达2万余人，却仅有8645人现场与用工单位达成了意向性用工协议。记者了解到，在求职者中“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
招聘会上，德阳市某通讯产品专营店招收营业员若干，虽然标明的收入明显高于其它同行，但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只有四人填了联系电话。不少年轻的80后、90后表示，这家公司要求职工全天站着上班，太苦，自己宁愿做工资较少，能坐着上班的收银员，也不做有丰厚提成的营业员……
“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增强，企业主看不惯这批员工‘不肯吃苦’的思想，这种‘代沟’加剧了‘用工荒’。”德阳市就业局就业指导科相关负责人称，很多企业认为如今的年轻人确实和老一代不同了，怕吃苦、嫌钱少。但是作为新生代务工者，他们渴望有更多自由生活。按老观念要求年轻人不一定合理，处在事业初期的年轻人有新想法新诉求、流动性大，是一种正常现象。“年轻人的诉求应得到理解和尊重，他们需要时间学习、生活，如果企业无法提供这种空间，他们会感到失望，导致频繁跳槽。”
据悉，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其面临的问题又有特殊性：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等六大问题亟待破解。
不可否认，“新生代农民工”也为城市增添了不少生机与活力，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一股强劲力量。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需要多方合作。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城市化制度设计，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就是一个标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城市融入能力。此外，整个社会要消除歧视，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疏通道路、减少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