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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秘密。一般的同事我不告诉他们，有人看出来了问我，我就打个哈哈应付过去。”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的山东人赵忠伟(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他在北京市一家酒店做维修工，月工资2600元。他性格外向，平时嘻嘻哈哈，同事们都挺喜欢他。
赵忠伟的秘密就是他头上茂密的黑发——那是一顶做工精细的假发，花了他200多元。
“我谢顶谢得厉害，跟小老头似的。来应聘的时候领导就说，你的技术不错，可就是看着太老了。我就赶紧去买了假发戴上。”赵忠伟说。
除了假发之外，赵忠伟还有一个秘密，对这个秘密，他对所有同事都守口如瓶。在记者保证不提他的真名之后，才获悉了他的秘密。
这个秘密关于他的真实年龄。从身份证上看，赵忠伟是1970年生人，刚满42岁。但事实上，他出生于1963年，今年已经49岁了。
“办身份证时上错年龄了，没想到现在帮了我大忙。这个我跟谁都不说，要是单位知道了，肯定不会要我。都奔50的人了，技术再好，谁会要呢？”赵忠伟说。
假发确实帮了赵忠伟很大的忙。现在的他看起来挺精神，也就四十岁左右的样子。妻子第一眼看见他戴假发也吓了一跳，差点没认出来。
赵忠伟在南京、大连等许多城市打过工，手里还有电工证，在物业维修方面算是个熟练工。但如果不是身份证年龄搞错，他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工作。
“我们同村像我这个年龄的，早就当爷爷了。除了有几个在建筑队干活，其他的全都回家了。”赵忠伟说。
赵忠伟和他的同乡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农民工困局——在农村，他们被归为剩余劳动力，在城市，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城市和工厂欢迎的是年轻力壮、手眼灵敏的年轻人。
在这样的中年农民工困局背后，是中国以丰富著称的劳动力蓄水池正面临枯竭的窘境——劳动力市场绝大部分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与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形成了一个错层，而延绵十年之久的民工荒只是这个错层导致的一个表象。
劳动力蓄水池不断萎缩
在许多人印象当中，中国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拥有一个超级丰富的劳动力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论是教科书，或者是专家言论，此种论述并不鲜见。
由于民工荒的持续，关于中国劳动力蓄水池的观点出现分歧。一部分专家依然坚持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都将不成问题。
而另一个观点则是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总量虽然仍可观，但是由于年龄结构出现重大问题，导致年轻劳动力供应持续减少，中老年劳动力相对过剩，必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冲击。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在2010年与同事合作了一份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力供应的报告。这份题为《2020年前的中国劳动力供应依然充裕》的报告乐观地提及，若根据2008年的相关数据计算，估计约有8000万至1亿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至非农业产业或城市地区。考虑到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因此，未来中国劳动力供应的形势将没有人们所担心的那么糟糕，而是能够保证充裕的供应。
然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眼里，这个结论下得有点过于乐观。很关键的一点是，这个研究报告是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前做的。
但最终的数据却远不乐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1996~2010年间的平均生育率低至1.4的水平，而根据联合国的人口增长标准，生育率在1.5以下属于超低生育率。
根据美国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的研究，从2003年开始，中国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达到4.5亿的顶峰之后，开始负增长；从2009年开始，19岁～22岁人口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减少。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近几年来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已在不断降低，预计2013年～2014年将会“见顶”。2007年河南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超过200万人，2008年为180万人，2009年却降至103万人，2010年则为105万人，至2011年已是102万人，其中又有89%为省内转移。
年龄结构的秘密
在长期研究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看来，要讨论中国的劳动力蓄水池问题，最重要的不是总量，而是在于年龄结构。也就是说，蓄水池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劳动力供应。
章铮认为，从总量来说，各方现在意见比较统一，因为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就可以推断出来，目前中国仍有超过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供应给市场。
但从年龄结构来说，远远不像只看总量这么乐观。去年，根据自己的研究，章铮提出一个结论——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5岁以下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基本枯竭。
章铮算了这样一笔账，2010年全国户籍口径的乡村从业人员数量为55137万。从中减去全国24223万农民工，再减去大约1.8亿农业劳动力，乡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还有1.3亿。但根据章铮分年龄所做的计算，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35岁以下劳动力资源2010年已接近枯竭。
另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分年龄段，尽管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不到30岁的农民工所占据比例只有39%(16岁～20岁占6.3%，21岁～30岁占32.7%)，超过30岁的农民工比例高达61%，其中，41岁～50岁占比24.0%，50岁以上农民工占14.3%。
上述报告称，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2008年的3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劳动力供应年龄结构的变化，正是民工荒绵延十年不断的真实原因。制造业和服务业最需要的是年轻农民工，而劳动力蓄水池中绝大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
加之2010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章铮比较其中数据差异得出结论，2011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年农民工。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之前的判断。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0岁～14岁人口仅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而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岁~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根据人口生产的特点，即使眼前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所生育的人口至少也要15年之后才能成长为劳动力。
劳动力错层的现实挑战
由于劳动力年龄的错层或许将长期存在，且可能会越来越突出，在现实中，一些传统制造业已经开始放宽自己的招聘条件，并调整各自的人力资源策略，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则来自新生代农民工。
“我们招聘的工人，从18岁到40岁都可以，个别岗位还放宽到45岁甚至50岁。只要技术好，年龄大一点也没有关系。”5月28日，常州裘天宝服装有限公司一位负责招聘的男士告诉本报记者。
两年前不少企业在招聘要求当中注明，年龄在22周岁以下或者25周岁以下。查询今年的网上招聘信息，本报记者发现很多企业将年龄放宽到了38岁甚至40岁。尽管如此，由于一些行业的特殊性，对于40岁以上的农民工而言，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依然很少。
而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又不得不面对劳动力错层所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技术水平不够，职业生涯过短的现状。
5月28日，来自河北，37岁的按摩师郑师傅正在给客人做足疗。从20岁就开始学习按摩，现在已经成为店里的骨干人员，每月收入超过5000元。附近新开了一家东北菜馆，32岁的服务员小冯来发名片，希望足疗店介绍客人去用餐。小冯外出打工近十年，做过送水员，学过按摩，还当过保安，他现在的月薪是1900元。
“你老换来换去不行，必须得专一门技术。你看看我，有这个手艺，到60岁我都不担心。”郑师傅开导小冯。他的目标是过几年攒点钱自己开店。
郑师傅和小冯的不同境遇，也正是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另一关键差异所在。培训不够，频繁跳槽，结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匹配一些行业的需求。而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自外出务工以来，超过6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
2010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则显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随着年龄增长逐步提高。在不同年龄组中，16岁～20岁的农民工，从事现职5年以上的仅仅占1.3%，以24.5%占比最高的年龄组，则是41岁～50岁的农民工群体。
困局做何解
如此困局，如何解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分析，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递减，并预计于2015年达到峰值9.96亿之后绝对减少。
蔡昉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解决就业问题，而今后的问题无疑将会变成：如何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
蔡昉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根本性影响则在于，以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能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唯有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制造业才可能保持和赢得新的竞争力。
目前正在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可以获得新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需要加快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仍然存在的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
根据章铮在东莞等地所做的调研，考虑到目前的工资收入水平和房价等生活成本，农民工需要奋斗30年才可能在城市定居。这意味着，对中年农民工来说，生活在城市只能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过去农民工对于城市只是一个过客。在奉献了青春和汗水之后，背着背包回农村是唯一的选择。但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低要求，他们希望能名正言顺地成为城市的一分子。
章铮建议，政府需要尽快改变附着在户籍之上的社保等福利制度，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便利。在劳动力供需状况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利益将不再只是一个群体的利益，而是关系到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应、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蔡昉建议，政府应该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加大高中教育激励，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降低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同时加大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在职劳动者的培训力度，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明显提高劳动者技能。
章铮分析，在国外，在劳动力乡—城永久性转移的背景下，为了使中年移民能够在城市生存，在确定工资率时，中年劳动力的低劳动生产率会被考虑在内，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并不会导致劳动力被迫回乡。而在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这正是造成农民工“候鸟”现象和民工荒问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