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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组织FLA将调查深圳成都工厂情况。这家靠会员企业付费的组织能否给出独立报告令人怀疑
卢丽涛 盛媛 黎闵功 潘播
打理一下个人内务，维护一下厂区环境，等等。
这是一名深圳富士康中层员工收到的内部邮件中的内容。
昨天，这名员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集团上级领导已经下达通知，2月13日起将会有苹果公司指派的第三方劳工组织前来调查，涉及生产工艺和生产安全等。
这家第三方组织即为公平劳工协会（下称“FLA”，Fair Labor Assosiation）。
当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FLA获得的声明显示，该机构于13日开始对富士康深圳工厂进行独立调查。
声明称，鉴于此前有报道披露富士康工厂恶劣的劳工生存环境，FLA决定介入调查。
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刘坤告诉本报记者，FLA在富士康的调研从周一上午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天。
刘坤称，富士康方面期望外界对富士康有公正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屑于对此进行隐藏和粉饰。
根据FLA对本报披露的信息，接下来几周将前往富士康成都厂区。而此前媒体报道的郑州厂区并未列入调查范围。
忐忑还是坦然？
吸引外界目光的不只是富士康。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批评者试图将FLA拉下道德的高地。
本报记者查阅FLA章程发现，会员公司每年要支付会费和其他适当的费用。
截至发稿时，该机构执行董事洛佩斯（Jorge Perez-Lopez）尚未回复本报记者邮件以回应有关其独立性的质疑。
内部邮件
本周，苹果官网披露，应该公司要求，FLA着手对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苹果总装供应商展开特殊的志愿性督察。
FLA声明称，上个月，苹果加入FLA，成为会员公司。像所有FLA的会员公司一样，苹果同意其所有供应链遵守FLA的工作行为守则。
守则明确，企业支付薪水不得低于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原则上，每周工作时间不得多于48小时，加班时间不得多于12小时。
刘坤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作为苹果产品最大的生产商，在苹果公司的安排下，配合做这方面的调研。从富士康角度，积极欢迎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富士康员工进行生产生活的独立评估，也将对富士康未来合理化的建设有所帮助。
刘坤说，FLA的调研从周一上午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天，为了保证评估的独立和客观，富士康的职能部门只能配合调研，但富士康方面并不确切知道哪位员工接受了访谈或调查。
当被问及富士康方面是否会提前告知员工，在暂时调整工期、控制言论方面有所应对时，刘坤说，第三方评估对富士康来说不是第一次，但和FLA的接触是首次，期望外界对富士康有公正客观的认识，同时，也不屑于对此进行隐藏和粉饰。
“员工有发言的权利，我们并不避讳员工说富士康存在问题。”刘坤说。
昨天上午，本报记者在富士康位于深圳龙华的园区门口看到，时值午餐交班时段，大批工人外出就餐。
上述富士康员工向本报记者表示，他们收到了集团上级领导发送的一封内部邮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打理一下个人内务，维护一下厂区环境等方面内容。”
另一名在苹果产品主板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她们确实听说有劳工组织前来工厂调查，但在厂区里并没有见到他们。
今年，深圳富士康的招聘高潮比返工潮来得更早，农历初八，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招聘到5000名新员工，其中多为“80后”、“90后”。
排队应聘的场面堪比苹果门店前的抢购队伍。
围城困惑
招工荒之下的深圳富士康招工热显示，工人已经懂得用脚投票。
刘坤此前表示，2011年，富士康的基本薪资涨到1750元，经过6个月考核期工资可以在2200元以上。
从2月1日开始，深圳市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1500元。
“高薪”诱惑让一些农民工即使听过“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在应聘时也没有顾忌。
刘坤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富士康的各个园区都有心理咨询中心，每天他都会收到关爱中心发来的短信。
其中一条短信如此写道：“10点多，某某到关爱中心，初步判断为抑郁症待查。”
一名在富士康工作一年多的女孩对本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围城心态。
“进来也后悔，出去也后悔。”她说，“进来刚开始不熟悉环境，有的线长说话不客气，会把我们女孩子骂哭，工作压力大，也挺累的。出去吧，外面的工资还没有富士康多，而且工作更累。”
有请进来的，也有请出去的。
2011年12月，有曾经在富士康成都南区生产六部工作的员工反映富士康“涨薪”出尔反尔。
他向本报记者出示了一份文件《人资会议中员级员工“6+3”试用及考核模式进行修订为“3+3+3”试用及考核模式会议内容》。
文件显示，“依2011年8月16日总裁办会议精神，特对员级员工‘6+3’试用及考核模式进行修订为‘3+3+3’试用及考核模式。”
按照原来实行的“6+3”模式，以深圳工厂员级员工为例，试用期前6个月起薪为1550元，而3+3+3模式则是第一~第三个月，起薪1550元，第四~第六个月1600元~1650元，第七~第九个月1650元~1750元。
这意味着，新考核模式将提高员工的待遇。
上述文件显示，规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生效实施，成都工厂于9月1日起先试行。
该员工表示，这一规定到2011年12月中旬都没有施行。
他称，自己曾到成都工厂人力资源部理论，但此后被辞退。
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iPad工厂在2010年10月投产，2011年出货量就突破了2000万台。
有知情人士介绍，为了赶工iPad生产厂房，成都仅用66天时间就建成15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76天时间完成投产，被富士康称为“成都速度”。
独立质疑
与富士康一样，FLA也不缺少争议。
根据FLA官网的描述，该协会是个非营利机构。
1999年，FLA由一些大学、非营利组织以及耐克公司、丽诗加邦公司(Liz Claiborne)等美国服饰公司建立。
自创始至今，FLA已经调查了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超过1300家工厂。
FLA会员包括34家公司、近200所大学。
在成立之初，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支持下，FLA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不正当竞争，为那些纷纷到中国、孟加拉国等其他国家寻找低成本供应商的公司设置底线。
但在早期，由于对会员过于宽容和保护，FLA遭到了众多劳工组织和反血汗工厂倡导者的批评。
对于此次调查，很多反对者再次提出了对FLA的质疑。
“FLA确实有一些不错的表现，但我们并不认为那足以令其自称为独立调查机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企业的资金运营。”一家由大学支持的工厂监督组织执行总监斯科特·诺瓦(Scott Nova)称。
FLA章程在企业、零售商和供应商加入FLA的准则条目下称，FLA会员企业每年要支付会费。而会费多少则将根据每个会员公司年收入相关的计算公式，由协会董事会决定。
同时，FLA在去年2月发布的《公平劳工和责任来源条例》中也写到，会员公司每年要支付会费和其他适当的费用。
由于该组织只有数十位工作人员，其主要调查工作均采取与其他符合FLA标准的顾问机构合作的形式完成，被称为外部独立监督（Independent External Monitoring）。
根据章程，FLA已经成立了一家全资子公司FLA外部独立监督公司（FLA Independent External Monitoring LLC，FLA IEM，LLC），用于进行独家外部独立监督。每家会员公司每隔一定的时间都要向FLA IEM，LLC支付费用，用于支付FLA对会员公司工厂进行外部独立调查时产生的费用。
一家反血汗工厂组织国际行动协调人特蕾莎·成（Teresa Cheng）称，此前的一个案例显示，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供应商PT Nikomas已经同意支付95万美元，补偿4500位工人在过去两年中总共60万小时加班费，“如果他们（FLA）的调查足够彻底，这么严重的问题应该被揭露。”
对此洛佩斯称，FLA没有逐一调查每一家公司，耐克公司已经在其供应链上部署了鉴定和纠错体系。
本报记者发现，在FLA的董事会构成中，有六人来自企业界代表，目前其中一人来自耐克。
“血汗工厂”背后的现实与逻辑
不经意间，“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公司落入了在华“血汗工厂”的舆论风暴中。目前，苹果公司已经请求第三方机构——公平劳工协会（FLA）介入督察苹果供应链条上的相关企业，其中，包括名声很大的富士康。
这些相关企业能不能算作“血汗工厂”，要靠事实说话。在一些海外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看来，苹果享受着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不道德的。类似“iPad是用中国工人血汗打造”这样的评价，包含着鲜明的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无论在什么样形式的现代社会中，也不论“血汗工厂”究竟该如何定义，“血汗工厂”对劳工合法权利的漠视都是难以被容忍的。既为“血汗”，也就意味着不只是劳资间的天平稍有倾斜的问题。
应该向那些关心中国劳工生存状况的海外朋友表达敬意。他们对劳动者权利的尊重，从他们的内心，一直延伸到遥远的中国。尊重劳动者的必要权利，这是一种普世的情怀。也正是一些劳工组织和媒体的指责，推动了苹果公司对其供应商劳工状况的更多重视。
有人说，这些旁观者只是在乱扣帽子，是脱离市场和法律环境的指责。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依据发达国家的劳工权利标准来观照中国的相关企业，使得问题容易被放大。这些意见称，劳工们其实是“用脚投票”的，外人认为富士康们对于工人过于苛刻，却仍有许多工人挤破头想进入这些所谓的“血汗工厂”中。因为，相比于他们此前的生存状况来说，进入这些工厂，条件已经是有改善了。
这样的观点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其表达的是“国情论”。支持“国情论”者一向认为，工厂工作条件恶劣、工人收入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也就是说，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国情，承认劳工权益的不断提升，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则依照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定。
不过，在似乎尊重现实的“国情论”背后，也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目前劳资之间的财富分配并不尽合理，尤其是一些既得利益群体通过权力、垄断等手段，占据着财富积累的主导权，并使财富分配过于向自身倾斜。很多时候，与资方相比，劳工在利益博弈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同时，劳工应有的保障远不完备，尤其是在劳动安全、环境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不少较为严重的问题。犹记得在2009年，一位青年工人曾“开胸验肺”的悲怆之举轰动社会，而在这个自戕行为的背后，却隐含着职业病防治远不到位的严肃命题。企业主与工人间的欠薪纠纷，仍然屡见不鲜。企业主明明有钱却拖延支付薪水的现象，一再刺激着社会舆论的神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审视苹果供应商们可能的“血汗”行为，也就不难理解。比之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富士康们的劳工状况未必更差，或许还会略好一些。在海外媒体与劳工组织目光紧盯着著名的苹果公司和其上游的供应链条时，更多的不知名小企业中劳工的工作环境，有理由得到更多的重视。
保障劳工的基本权益，要靠法治，要靠政府劳动部门的监管。过去，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过于亲近资本，这样的扭曲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同时，也要增强劳工们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并借助包括NGO之类的机构，强化外部监督。概言之，劳资之间要有基本的利益平衡；劳工们的底线保障，必须到位。
当然，中国劳工生存现状的背后，还有经济的逻辑。这个逻辑多年来已经被一再阐述，大致情形至今没有本质改善。苹果们拿走了太多的利润，留给富士康们一份薄薄的收成，劳工所得低廉，也正是这个逻辑作用下的结果。中国经济需要结构升级，需要发展方式的转型，自然也绝不是空洞的口号。以历史的视角观之，那种以透支劳动力为代价的增长方式必然会走到尽头。否则，苹果们应更多让利的呼吁，会显得苍白无力。在苹果公司所谓“血汗工厂”的舆论风暴之外，这方面的警钟也在更沉重地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