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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米罗 特约撰稿 许辉 实习生 范承刚
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多数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强度、加班时间等，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惟一的区别是：他们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钱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这样的“学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产线，约占30%，在重庆富士康，甚至更高。
“学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个初中生在培训几小时后就可胜任的简单劳动。“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学者潘毅说，“国家每年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那么多钱，但学校提供给社会的，却是这类没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如果知识能改变命运，那么，黄夏读技校之后，改变的是什么呢？
有两个初中毕业生。甲毕业后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则读了技校(或者职业高中)，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学费学习酒店管理的中等专业技能，一年后，学校组织实习，两个16岁的少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相遇了。他们加同样的班，拿同样的工资。
黄夏便是这个“乙”。他几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从技校毕业以后的每一步：进入一家工厂，从事着和专业无关的工作，拿着一份和自己“学历”无关的薪水。读或者不读技校，于他，区别仅在于花没花这一万多块钱的学费。
黄夏被称作“学生工”。“学生工”是这样一批少年：自觉读大学无望，又不甘接受“农民工”的命运，于是进入技校或者职业高中学习，企图习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后，便几乎毫无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们的迷惘在于：现代科技下的生产线，已经尽可能地简化了工人所需的生产技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每一个初中毕业生经过几个小时的培训都可以胜任。于是，读技校或者职业高中，几乎变成了一次“奢华旅行”。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目前，黄夏这样一批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的学生工，已经是很多企业的主要劳动力。去年，由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实施的关于富士康的一项调查报告称，根据问卷抽样，深圳富士康很多生产线上的学生工比例大约占了30%。今年，北京大学富士康调研小组对重庆、成都的富士康学生工也进行了调查，认为学生工比例远超深圳。
“学校成了中介公司”
黄夏，1994年出生于重庆江津区白马镇。父亲是建筑工人，常年流动在重庆的建筑工地，只是在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妈妈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张罗三亩多山地，田间的一些重活经常由黄夏来做。
2009年，黄夏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重庆江南职业学校来学校招生。他觉得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于是在中考前一个月进入职校。黄夏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后来学校并入重庆工商职业学校，他也从信息专业转到电子专业。
学校合并对他们影响不大，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校长，而且是一学期换一个，他觉得经常换校长的原因是之前的几任校长在学校管理上不严格，每天都有学生翻墙出去玩。
在职校读书，每年要交4000块钱的学费，这笔钱对家里来说还不算太大的负担，爸爸的收入能够支持他读到毕业。刚入学的时候班里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后，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他说那些中途退学的人可能觉得在学校太枯燥了，学不到东西。而且老师管理也很随便，他的班主任也换了好几个，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根本不管他们，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就离开了学校。
来自贵州一所技校的16岁的刘欣，则声称自己当初是被“骗”进学校的。高年级的老乡暑假回乡，给她描绘了学校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就业出路。但到学校之后，她才知道，教育氛围、就业前景，“都是吹的”。高年级的老乡之所以劝她去，是因为学校规定，谁招一个学生，学校“奖励”500块钱。
这是盛行内地的“潜规则”。近年来，初三班主任“倒卖”学生到技校或中等职业学校，赚取回扣的新闻经常见于报端。
中国的近代职业教育，始于民国。先驱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近几年来国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重视职业教育价值，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两年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副主任、教授潘毅说。
2011年3月新学期开始时，学校通知说要出去实习，期限为6个月，可以自由选择实习单位，但他们对实习单位的情况不了解，班委拿了一张富士康的宣传单问有没有人要去，他们不清楚富士康是做什么的，班委就把全班的人都登记为到富士康实习，结果学校向每个人收了150元的安置费，用大巴把他们送到了位于重庆西永微电园的富士康厂区，在参加完一个星期的军训后他们就上流水线工作。
另一些学生，几乎已经成了“职业实习生”。
小惠今年才18，是贵州大方县汇灵职业中学的学生。她学的是酒店管理。去年学校便组织他们去江苏常州一家电子厂打工“实习”。4个月后，每个人才给了2000块钱，最后他们三十几个人走得就只剩下十几个了。“在常州的工作，学校里说是教学实习，其实去的学生中有学计算机的、学旅游的、学酒店管理的，根本谈不上什么教学，不过就是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罢了。”小惠说。
今年上半年，小惠他们去学校报到，本以为开始上课了，谁料到又被拉来了富士康，说是实习半年，半年后回学校参加毕业考试，毕业后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留在富士康。在富士康军训了几天，现在说要送小惠他们去昆山。
“职业实习生”
来富士康，是黄夏的第一次正式实习，之前他只是在暑假的时候，跟爸爸在建筑工地上干了两个月的活。
他们学校离富士康厂区有半天的车程，学校老师把他们送过来之后就回去了，没有驻厂，他来这边上班一个多月没找过老师。
黄夏跟他的同学被打乱分配到各个部门，他去了组装生产线，他们那条线上有三四十人，全都是学生。有几个人跟他是一个学校的，在校时并不认识，在生产线上却成了好朋友。他的工作是打螺丝，每天拿着螺丝枪，一块板要打四颗，标准的作业时间是12秒，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做熟练，动作慢，他们那条线的产量不高，经常被线长、组长骂，他们就当耳旁风，不理睬，后来熟练了就越做越快。“每天都这样的话，觉得很枯燥，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好几斤重的螺丝枪拿在手上12小时，手臂很累，晚上睡觉都会酸痛。”黄夏说。
3月8日进厂，这个月份工作了20天左右，拿到1300块钱，全都寄回家给妈妈，自己靠学校发的补助生活。也就在一个月后，黄夏开始琢磨自己当初读技校的选择：“我所从事的工种，和富士康通过社会招聘进来的工人一模一样，收入也一模一样。”
一些同学在厂里上了十几天班，觉得实习无聊、辛苦，就跑回家了。像这种私自跑掉的，学校也不怎么管，只要毕业的时候回学校拿毕业证就可以了。如果想换其他的实习岗位，学校也会帮安排，不过可能是跟下一届的学生一起再赴富士康。
王秀是重庆彭水人，1993年出生，2009年进入重庆工业管理职业学校学习电子专业，每年学费5000。按学校的教程，学期三年，第一年是上公共课(好多课文还是初中学过的)，第二年是上专业课，学电工和电子技术等，第三年是实习。
但她是二年级下半学期，也就是2010年3月便进入富士康实习。在深圳富士康，一直做到12月。她不想留在深圳，就跟一些同学回来了，今年又进入重庆富士康实习。什么时候实习结束，尚不清楚。
“深圳那边的干部不把员工当人看，”她解释自己回重庆原因，“比如坐在凳子上，屁股所占的面积不超过三分之一，超过了线长会骂，在车间里绝对禁止讲话，不能把任何东西掉在地上，衣服上不能有带铁的东西，包括皮带，一点都不人性化。”
南方周末调查了解到，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工作强度、工作时间、加班时间，以及和工厂所签的用工合同，与社会招工的工人，无任何区别。惟一的区别也许在于：他们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费用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并且，他们不少人还是16岁左右的未成年人。
这笔费用各学校不同。比如王秀每月必须拿260元给学校；而黄夏则只是一次性拿了150元给学校。来自綦江南方学校(职业高中)的刘胜则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没有找他们收一分钱的“实习管理费”。
在每一个晚上9点左右，西永微电园外的“西永天街”一带，都仿佛是中学校园一样。那些年轻的脸在夏日重庆燠热的空气里徘徊。他们每天的时间表是：早晨7时40分开早会，8时上岗，11时开始吃午饭，一人只有半个小时，下午四点半开始吃晚饭，同样是半小时，晚上8时下班，总共是12小时。
这里每一栋宿舍楼，都穿上了“裙子”——张开的铁丝网。这是2010年富士康13连跳后工人宿舍楼必备的设施。“裙子”里生活的“学生工”们的境况，则太大变化：每天早晨要六点多起床，洗漱，吃早餐，走到厂区，晚上走回宿舍，吃宵夜，洗澡等，这些要花去至少3小时，为了恢复体力，要留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因此晚上十点多就要开始关灯睡觉，剩下的一小时分配给必要的诸如上网、购物、朋友交往等活动。“给人的感觉是从睡梦中醒来就要干活，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倒床就睡，醒着干，累着睡，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让人有一种不想醒来，一直都睡下去的念头。”黄夏说。
周末或调休的时候，黄夏会跟同学出去玩，自己买一些衣服，或者陪同学买手机。离厂区最近的商业街是沙坪坝区的三峡广场，他们去过那里三四次了，可每次再去都还会迷路。
被行政压力绑架的职技校
“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是一种对教育资源的绑架。”潘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家每年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那么多钱，但学校提供给社会的，却是没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富士康的合格工人。”
但至少目前看来，工厂、政府、学生工，三方都从目前的模式下“获益”了。工厂解决了用工短缺，政府解决了引资项目，学生“补贴了家用”。
各地政府显然乐见于目前的现状：早在2009年，富士康集团便与重庆119所职业院校共同签订实习员工管理协议，协议规定学生实习有“2＋1”或“1＋1＋1”两种方案，“2＋1”即前2年在校园学习，第3年实习就业；“1＋1＋1”即指第1年在校学习，第2年在工厂顶岗实习6-9个月，第3年实习就业。
2010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则下文省内各地的职业学校，要求各学校动员、组织二三年级的学生到富士康进行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从文件措辞里能看到地方政府对于富士康“用工”的支持，该文件要求(2010年)9月6日起，河南全省的职业学校，要每天将组织报名情况上报教育厅，9月10日前“务必”完成下达的一半任务量，9月20日之前完成全部任务，“要严格落实一把手责任”。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西省教育厅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组织省内各职业技能院校学生前往富士康实习。
根据现有的明文规定，学酒店管理的小惠，是不该来富士康的。2010年出台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应对企业技工荒进一步做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的通知》规定：不得安排学生在“非本专业对口行业”实习。但有学生工告诉记者，学校每学期要保证给富士康送一定数量的实习生，“如果不够的话，教育局会扣住补贴给学校的经费，比如说是奖学金和贫困生助学金之类，学校为确保这个人数指标，即使专业不对口，也要保证人数。”
于是，各种红头文件下，黄夏、小惠、王秀他们的细小命运，便被忽略了。学生大规模的退学、实习期大面积的缺席，已经从学生的角度折射出他们对此种模式的失望。
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解不开一个困惑。“如果就是为了来富士康工作，我当初为什么要读技校？”王秀说。
看不到的未来
黄夏五一休假没有加班，他回家帮妈妈种秧苗去了，之前家里收水稻、打谷子，都是他跟妈妈做的。“以后打工了，就不能帮妈妈插秧了。”他希望过几年攒点钱给家里盖一座新房子。但打心底里，他不知道读技校会给自己的赚钱计划提供什么帮助。“只能先在厂里做着，实在熬不下去，就出去跟朋友在社会上闯荡几年，积累社会经验。”
而小惠这几天很开心，爸爸答应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一笔钱。她打算用这些钱去洗牙齿。小惠说，她有同学就洗了牙齿，洗了牙肯定更好看，说着就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至于更远的将来，小惠便没再去想过，“回家打工吧？！”她说。
她说即使再累，也会在富士康待到年底，因为今年奶奶要做寿，姐姐刚生了孩子，自己要存钱给老人和小孩买礼物，每个月再节省点的话，还可以给自己买一台电脑。
她仍然相信自己能够改变命运。“我想读个大专，可是要六千的学费，今年没那么多钱，所以读书的念头只能先放在心里，等有足够的学费再说。”小惠说。
实际上，他们的技校(中等职业学校)经历，已经结束了。他们可以选择在实习结束之后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但许多人并不会做此选择，反正拿到毕业证，也是打这么一份工。他们发现，两年或者只有一年甚至半年的学校教育，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只不过换回了一份几乎不需要任何学识技术的富士康普工工作。
在重庆西永微电园，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能看到有大巴车载着一两百学生过来，直接入住富士康的宿舍，参加军训，分配部门车间，上线干活。整个流程简单快捷，这些的劳动力就好像是提前预定的。他们是完美生产线上，完美的一部分。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