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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北京、安徽报道
“民工荒”再度袭来，不过这次，范围更大。
前所未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版图的悄然变化，“民工荒”席卷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同时，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并由此拉开了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序幕。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缩减10%～15%，减少外出人员至少100万人，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约有60万人；重庆的有关数据显示，有430万农民工在外地区就业，而今年重庆市内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将增加55万，也出现大面积“用工短缺”……
这场正在上演的东西部劳动力争夺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失衡还是必然？当代产业工人就业，更看重什么？更需要什么？企业招到人，留住人，最应依靠的又是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赴山西、陕西、安徽、河南等地，实地深入调查“民工荒”真相。
“产业工人”赢得尊重了吗？
张丽丽是来自安徽的农民工，19岁就开始出去到上海打工。
“在外面一呆就是好几年，工作一直比较累，尤其是当生病、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时特别想家，这是我在外打工经历中留下的最为痛苦的记忆。”张丽丽说。
今年春节前，张丽丽为了照顾准备上学的孩子，不得已才离开上海，通过亲戚介绍回到老家安徽阜阳的一家企业工作。
“家里现在都办厂了，以后不会再出去了。”张丽丽一脸欣慰地告诉记者，“在外面比家里苦多了。工作累不说，孩子无法入学，而且物价太高，出门什么都要花钱，各种开销就受不了。在家乡这些都省了，可以照顾老人、小孩，照看地里的庄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丽丽现在的同事中有70%以上，都是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而正是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才造成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工荒”。
事实上，面对东部沿海地区来势汹汹的“用工荒”，有关专家明确指出：企业仅仅靠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这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于加速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而早在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的2006年1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称“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但多数企业还没有把农民工当成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处于城市里的底层。
有关专家认为，没有户口、子女上学受到各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以及过高的消费水平、较差的生活环境、高房租、高房价，甚至受到城里人的无端指责和歧视等等，使他们逐渐对打工的城市失去了信心，而这才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
而加快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有待于政府尽快调整城镇管理政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一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
缺工人源于缺待遇
有专家认为，新一轮大面积的“民工荒”是因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企业减产、停产，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接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一旦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将再度被裁减。
正因为多数企业缺乏用工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致使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强，从而引发企业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短缺”。
实际上，“民工荒”并非今年才有，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局限于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并不明显。但是今年的“民工荒”尤其严重，甚至蔓延到中西部地区。
除了大的社会用工环境因素外，这其中与用人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大干系。
“1996年，在我16岁时就去广东打工，工资很低，只有300～400元。那时生活很困难，一天才吃两顿，根本吃不饱，还要经常加班，搞得人又累又饿。为了省钱，我常常不吃晚饭就睡觉。”面对记者，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满霞忍不住眼圈湿润，露出一脸的难过。
她说：“2005年，我去了北京，做电子产品。在北京的时候，计件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好歹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挨饿了。出去打工有10多年了，虽然挣了一点血汗钱，但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辛酸记忆。”
显然，李满霞的经历是上一代农民工的共同经历。
在中部省份安徽，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用工制度规范、工资待遇较高、生产生活环境比较好的企业，春节过后外来工返厂率达80%以上，甚至更高，招收新工人也相对容易；而一些工资待遇低、生产生活环境差的企业春节过后普遍存在缺工问题，缺工率达30%～60%。
有专家分析认为，农民工权益诉求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作东部地区“民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
因此，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提高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他们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学会“用良好的信誉吸引人，真正的关怀温暖人，良好的待遇留住人，优良的环境培养人”。
“解决用工荒，企业本身要提高员工待遇，实行人性化管理，才能留住工人。”来自江苏常熟、在安徽阜阳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贝建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贝建英介绍，他们厂工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好，宿舍每间最多3～4人，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员工生日厂里还会送生日蛋糕。他们厂去年开始就在落实社保。目前，他们厂90%以上的工人都工作了半年以上，流动性很小。
“能在我们公司持续工作两个月以上的员工，‘五险一金’等社保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如果给员工办了社保，员工队伍就会明显稳定一些。”来自安徽凯乐公司管理层的谢军认为。
阜阳一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张建法表示：“我们从事的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员工流动性也很大。我厂主要是提高工人的待遇来稳住员工，从食、住、精神文化多方面着手，鼓励每位工人都办理社会保险，减少流动性。”
“我觉得解决用工荒，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用科技创新改善用工情况。比如运用高科技手段，提高自动化水平来减少员工数量。”张建法说。
事实上，不少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工人紧缺的背后是靠人海战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只有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改变用人观念，这样企业才能摆脱民工荒的尴尬。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挑战
今年19岁的史梅青春靓丽，面容清秀，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17岁时，她就开始外出打工，至今已有两年的打工生涯。
“我开始在宁波一家服装厂上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平时也很少加班，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工资也感觉挺多的，一年能剩1万多元。但仍然觉得挺辛苦的，没有上学时那么开心，压力太大，约束太多。”当史梅谈起打工的感受时，这样告诉记者。
史梅说，她始终感觉“在家乡工作舒服一点，也可以照顾家庭，不用那么想家”。尽管工作上有“很不开心的事情”，但只要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有机会也想再出去见识一下世面，不过等有钱了再作打算。”
而年仅20岁的打工妹张青，在福建打工一年多了，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张青说，这次选择回家打工，主要原因是因为“想男朋友了”。“以后不想离开家，也不想离开男朋友了，对以后的生活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
“现在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以前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他们注重的是工作和享受并存。”来自鄂尔多斯羊毛衫厂的高管王世军告诉记者，公司在周末放映最新的电影，举办篮球、乒乓球等各种比赛来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除提高业务水平以外，公司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给员工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小区。
很明显，新一代农民工觉悟的提高、权益意识的增强，已令不少传统企业开始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体现。而随着60后、70后农民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粉墨登场，成为企业用工主体，开始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时，更加关注工资待遇、企业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权利保障等因素，工资待遇不高、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企业，对他们很难有吸引力。”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张扬，对“吃苦耐劳”等传统价值观进行着无情的颠覆。
实际上，就行为特征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已告别父辈们的“温饱”与“节约”的打工方式，更倾向于“发展”与“享受”打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但唯一不足的是缺乏“职业生涯设计”，对未来的生活有憧憬，无规划。
也有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愿重返农村，而希望通过努力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准，并希望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企业在善待农民工的同时，应为农民工规划“职业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
“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民工荒”其实更多的是“技工荒”，即缺少技术工人或技能熟练的工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快速发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现有条件下再也无法支撑快速发展的需要。现在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他们未来的发展已经无法靠增加就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解决，他们需求的将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舞台。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更缺技工，即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这种用工短缺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因为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同长三角、珠三角有劳务输出合作关系已经5年的阜阳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慕朝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事实上，作为全国闻名的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市每年有25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然而，阜阳市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
今年春节前，来自苏南的投资商季建康看中了阜阳市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决定来阜阳办服装厂，旨在扩大经营规模，全力在阜阳发展。因为服装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苏南地区无论工资多高，也很难找到更多技术工人了。
然而，季建康在阜阳开出几乎和苏南地区相同工资待遇，甚至包吃包住，每人每月比在苏南地区大概要多支付100元左右，但仍然招不到更多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原本需要100多人的厂子，目前仅招到了数十人，相差一多半。
“尽管这里的人力资源很丰富，劳动力成本也不低，但经过培训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工人太少了。看来不能急于扩大规模，还要从长计议，从培训熟练技术工人开始。”季建康慨叹道。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阜阳市教育局局长胡涛认为，“民工荒”说明中国轻视职业教育的“积弊”已久。由于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多数学生家长“重仕轻工”，造成多年来大学招生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国家公务员考试人数也“屡创新高”成为“第一国考”。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
“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最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关键。”胡涛认为，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功利性太强。
胡涛建议，国家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改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环境，大幅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在整个教育投入中的比重。同时，积极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向免费教育发展，并优先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实现。
中西部发展“就地取材”
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乃至传统人力资源输出大省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现象”，从积极的意义看，标志着农村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过剩”，从而使农民工逐渐成为“稀缺资源”。
随着中西部省份经济的快速崛起、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他们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差距的迅速缩小，也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农民工外出务工不再是“唯一选项”，外出务工的意愿已“显著降低”。
事实上，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金融危机后，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同时，各地也在全力推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已加紧对目前的经济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调整，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序的产业转移。
为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为抢占先机，安徽、四川、重庆、湖北、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纷纷打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原本把东部沿海城市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到各自的经济开发园区中。其中，安徽的皖江地带还有幸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有意识地吸纳长三角企业的资金、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比重有所提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超过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5%、6.5%和8.5%，分别比上年同期降低1.2个百分点、增加0.6个百分点和增加0.6个百分点。
而且，在合肥、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中西部城市中，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农民工的用工数量、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已和东部城市相差无几。加之东部各类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举西迁，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农民工不愿再“舍近求远”外出打工了。
因而，有专家“建言”：东部地区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另一方面，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留住更多的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