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劳动力总量还在缓慢增长,目前的‘用工荒’还只是表现为年轻技工和普工 的不足,还可以通过精简吃财政饭的职位、就业难的大学毕业生改变观念、失业的中老年劳动力再就业、延长退休年龄等办法来缓解。但是二十年之后呢?那时拿退休金 的人比现在多得多,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如何支撑?
杨支柱
今年春节过后,“用工荒”明显加剧。广州地区企业对应每个求职者有1.36个岗位空缺。深圳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但仅仅一个宝安区节后用工缺口就达20万人左右。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一些劳务输出大省的部分企业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用工荒”已经由技术工人蔓延到普工,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全国。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总量尚未开始下降,但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已经十分明显了。
有人把“用工荒”的原因归结为城市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包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经济实用房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些不平等当然是事实,我也坚决支持给农民工以平等待遇。但是不平等待遇或“权利缺失”恐怕不是“用工荒”的真正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何尝享有平等待遇?弄不好还被强制收容遣送回家呢!但那时谁听说过什么“用工荒”?把“用工荒”的原因归结为工资低,也会遇到同样的诘难。
有人将城市对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和农村生活压力的降低并列为“用工荒”的共同原因。由于前者总的说来有所改善,这种说法实际上把“用工荒”的原因归结为新一代农民工生活压力的降低。确实,由于抚养比 的大幅降低(过去的孩子成劳动力了,现在的年轻人生孩子又少)和农业税的免除及种地补贴,农民的生活有了比较大的改善。但生活水平的提高未必导致生活压力的降低。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年里改善幅度比农民大得多,请问生活压力降低了吗?
讲到生活压力还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新一代农民工普遍不会种地,这跟老一代农民工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父母又普遍尚未老到不能种地的程度,他们呆在农村干什么?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外出打工的心理压力比父辈更大而不是更小。
事实只能是,中国农村能够向城市转移的年轻劳动力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了。“用工荒”的真正原因只能是两个,一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这对内地来说也是产业升级)和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增加了劳动力的需求;一是大约二十年前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的劳动力储备不足。
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更多年轻劳动力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年轻人对新的东西有更大的兴趣,也更富有创新精神。无论是英国产业革命还是日本经济腾飞,都发生在年轻劳动力高速增长时期。
奇怪的是有些人承认“用工荒”的原因之一是产业升级,同时又认为可以用产业升级的办法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算产业升级后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这也是错误的,看看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就明白了),但既然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够支持产业升级,靠上帝赐你一个产业升级成功么?
“用工荒”在2011年春天变得异常显眼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约二十年前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要保持劳动力规模长期不萎缩(产业升级期间光不萎缩还不够),一个国家的人口总和生育率 应该达到世代更替水平,这在发达国家是2.09,在中国这样一个性别比 失衡的半发展中国家 可能需要2.3。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的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还有2.37,但1991年已经下降到1.8,1992为1.68,1993为1.57,1994为1.47,1995为1.48,1996为1.36,1997为1.31,1998为1.31,1999为1.23,2000为1.22。这表明“用工荒”在中国将是长期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
我们只有正视“用工荒”的真正原因,才能早做准备,正确应对将来必定更加严重的“用工荒”。
(作者系知名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