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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养老成为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特别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的情况下，包含养老保险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该如何更好地改革完善，更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综合考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利用。
这样的目标要求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应如何建设与完善？如何健全灵活就业与平台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针对养老金支出压力，应该采取怎样的改革举措？我国当前老龄化趋势下，是否非延迟退休不可？延迟退休的年龄如何确定？养老保障体系第三支柱短板又该如何补？
近日，在《每日经济新闻》和百度财经联合出品的2021两会特别系列《代表委员面对面》栏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海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管清友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工伤保险难以覆盖平台就业人员
数字经济时代，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不完善之处。
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郑秉文表示，包括灵活就业人群在内，各种业态就业人员都可以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
在郑秉文看来，平台经济领域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工伤保险问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群体涵盖了上千万的就业人口，最需要工伤保险。而社会工伤保险的主办者主要是雇主，而平台就业人员的雇主实际是虚拟的，以至于工伤保险很难覆盖到他们，
那么，能否立法使平台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郑秉文认为，平台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强行立法，建立劳动关系，这会扭曲劳动力市场，增加厂商的成本，而这部分成本将来也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样的做法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符。
郑秉文介绍，实际上，为解决工伤保险问题，过去我国一些地方也进行了试点，方向多是政府出一部分钱，商保再出一部分钱，但效果不佳，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
而去年严峻的疫情形势下，盒马鲜生率先尝试共享员工，然后为每位共享员工赠送了30块钱的意外险。这一举动为解决平台就业人员工伤保险提供了新思路。
郑秉文提出了一个可以尝试的办法。他表示，工伤保险改革的方向在于商业保险中的意外险，可以定制一些意外险，以团购的方式降低价格。
探索“精准社保”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问题
对于失业保险，是否也可以采取意外险的方式？郑秉文认为，失业保险人人都需要，但不可能采取意外险的方式，意外险是市场意义上的商业保险，而失业保险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可能提供失业保险。所以，对于失业保险，还是应该采取劳动力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用采取保险的办法，这是一个原则。
“福利制度的提供，既不能不到位，也不能越位，福利制度是有边界的。”郑秉文说，当政府不能解决的时候，应该市场解决；当市场不能解决的时候，政府应该找一个临界点，用市场和政府的相结合的办法去解决；在市场和政府在原理上认定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就应该遵循市场规律。
除了平台就业人员，对于诸如农民工这类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制度又该如何健全？董克用坦言，若要现在就拿出一个完整方案，其实是有难度的。但国家通过建档立卡对贫困户进行精准扶贫，这让董克用受到启发，他表示，社保领域或可以探索“精准社保”。
董克用表示，因为我国社保制度多和单位相关，将来可以探索将社保建立在个人信息基础之上，改变过去依赖单位的传统，转而精准到个人，把每个人的信息都把握好。不仅能够让就业人员更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社保缴费情况，还能解决过去就业地变更需要对社保进行转移接续的情况，全国统筹信息之下，劳动力将更加自由地流动。同时，也能给灵活就业人员建档，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养老金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表示，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发展趋势，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
郑秉文表示，增强风险意识对“十四五”期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非常重要。在社保领域，尤其是养老金、医保方面，最大的风险在于可持续问题。按照2019年年底养老金情况来看，收不抵支风险可能还要8年或10年左右才会到来。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袭击全国，加快了养老金风险的来临。
2020年底出版的“十四五规划建议”《学习辅导百问》首次给出预测：2029年养老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此后每年出现缺口。
郑秉文强调，养老金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无需讳莫如深，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因为在老龄化趋势下，人的寿命变长了，说明我国医疗技术水平提升了，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
他表示，必须要加大社保领域的改革力度，以应对疫情所导致的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的提前来临。
应将延迟退休决策权交给老百姓
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压力下，是否非延迟退休不可？
董克用表示，世界上养老金主要有两种模式，其中之一便是现收现付、代际抚养的方式，即年轻人缴费，老年人养老。但如果年轻人少了，退休的老年人多了，就会出现养老金收支压力，而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是现收现付型。
董克用表示，养老金收支压力有4种办法来应对，一是年轻一代多缴费，二是退休人员少领取一些养老金，三是财政补贴，但这三点实施起来都很难。而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出现问题的时候，国际上首先想到的就是延迟退休。
董克用指出，就我国情况来看，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划定退休年龄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其实国家应该确定一个范围，比如60~65岁，慢慢延迟，这个范围内何时退休，还是要把决策权还给老百姓。
董克用举例说，例如美国最早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62岁，但是规定领取的标准年龄是65岁。即65岁可以全额领取，而选择62岁开始领的话，就要就少领20%~30%。同时，也可以延迟领取，延迟到70岁领取可以多增加30%左右。但由于人类劳动能力也受年龄等因素制约，若延迟超过70岁，则不再增长养老金的领取金额。
董克用认为，国家应设立延迟退休区间并细化政策，再将最后的决策权交于百姓手中。此外，考虑到工种差异和劳动者实际工作年限，延迟退休的政策中还应该留有弹性空间。
管清友也认为，对于不同领域、不同工种，以及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和劳动形势，延迟退休应该有不同的要求。有些工种做到70岁退休都没问题，但有些可能到60岁工作起来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应渐进式推进延迟退休。
推行延迟退休要在劳动制度上相配套
在延迟退休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时，推进延迟退休是否会对年轻人就业形成挤压也成了当前备受热议的话题。
年轻人有上述顾虑很正常，在董克用看来，对于一些专业技术岗位和公职岗位的年轻人来说，延迟退休带来的顾虑可能更多。
董克用表示，延迟退休是否会给年轻人就业造成挤压要从不同层面分开讨论。专业技术人员有很长时间的人力资本投资，发挥技能的时间越长越好，他们延迟退休实际对年轻一代不会造成影响，因为在这些领域本来年轻人就不是那么容易替代老年人的，比如新中医替代不了老中医，一些高校的教授也是退而不休。
除了年轻人，延迟退休也给临近退休年龄的老年人带来了焦虑。我国的劳动制度上，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与无固定期限之分。董克用指出，老年人担心若延迟退休，到了五六十岁可能会被裁员，那时候在市场上就很难找到工作了。我们若要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还要在劳动制度上相配套，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加大第三支柱建设时不可忘记第二支柱改革
破解养老制度难题的关键是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当前我国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与第一支柱相比有一定距离，特别是第三支柱发展还存在短板。在此情况下，该如何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国际上普遍选择国家、单位、个人养老责任共担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在我国，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即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董克用认为，在“十四五”时期，一方面要加快养老金结构性改革，同时第三支柱试点也应尽快扩大完善。
发展第三支柱的同时，在郑秉文看来，不要过度神话第三支柱，并非依靠第三支柱就能解决养老问题。但也不能说它不重要，没有第三支柱将是巨大缺憾。
“第三支柱更重要的作用是承接第二支柱的资产转移，让人们的选择更多了一项。”郑秉文说，以此形成两个支柱的互动，这是建立第三支柱最好的目的。
郑秉文提醒说，在加大第三支柱建设的同时，不可忘记第二支柱的改革。企业年金制度用了16年才覆盖了2700万人，需要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完善第二支柱上。近几年，虽然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职工参与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有很多政策工具和空间去发展第二支柱。
他同时强调，一定不要在建立第三支柱上设置前提。三大支柱之间没有互为前提的关系，他们只是选择的关系，只是给居民多了一个选择而已。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实现基本养老保险100%参保，终究会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保。但这些人也应该给他们多一个选择，这是建立多支柱的原因和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