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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形式多种多样，从业人员规模2亿人左右
➤破解灵活就业群体的三道坎：缴纳社保的户籍门槛、工伤保险缺乏政策支撑、劳动关系认定难，应从多渠道打破桎梏，保障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合法权益
在江苏常州某外企从事航空保障技术工作的张强（化名），从今年3月起利用空闲时间做了美团外卖兼职骑手。“企业业务减少，工资缩水一半，难以满足家庭开销。”41岁的张强说，每周兼职骑手两三次，每次工作约5小时，每月能增加收入2000多元。
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形态，外卖骑手入职门槛低、时间灵活、收入与接单量挂钩，成为不少人就业、兼职的新选择。然而，“被困在算法”里的外卖骑手，也面临着无正式劳动合同、无社保保障、商业保险无人敢保等职业梗阻。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梗阻也存在于部分灵活就业群体中，缴纳社保存在户籍门槛、工伤保险缺乏政策支撑、劳动关系难认定，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三大痛点。
陕西商洛市丹凤县寺坪镇寺坪村的网络主播李萌在直播介绍自家养的芦花鸡（7月20日摄） 刘潇摄/本刊
城市白领兼职外卖骑手
山东财经大学“95后”毕业生孙思辰，最近成为了一名网络主播。“做主播并不轻松，每月要直播上百个小时，行业竞争激烈。”孙思辰说，但月收入过万元且相对自由。
当前，我国灵活就业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人数达2亿人左右。
疫情发生以来，灵活就业不断升温。一方面，逐渐成为新增就业的重要渠道。例如，青海省人社厅统计显示，截至今年7月，青海实名登记就业139万人，其中申报灵活就业22万人，占比16%。城镇新增就业3.9万人中，灵活就业1.7万人，占比达44%。
“灵活就业具有临时性、多方雇佣或服务、自管性等特点。”青海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农民工工作处处长潘立说，灵活就业已从传统的打零工、做小工、当家政，扩大到网络平台、自由职业、共享业态等领域，从业人员从过去的农民工拓展到大学生、白领等群体。
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也成为兼职的主要渠道之一。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疫情期间32.5%的受访白领表示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美团发布的相关骑手就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总量同比增长16.4%，近四成骑手拥有律师、舞蹈演员、导演、软件工程师等其他工作，其中8.8%的骑手拥有不止一份灵活就业工作。
共享员工也成为企业灵活用工的新探索。疫情期间，上海市“独立日灵活用工平台”通过“共享用工”计划，为超过5万名餐饮企业职工提供过渡岗位，为百余家企业解决用工问题。
山东省人社厅副厅长夏鲁青说，“企对企”共享员工新模式，引导员工富余企业向用工短缺企业派遣员工，有效激发疫情防控期间的灵活就业。
存在社保门槛等三痛点
记者调查发现，缴纳社保难、劳动关系难认定等梗阻，也困扰着不少灵活就业人员。
首先，社保缴纳存在户籍门槛。北京、上海等地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反映，由于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外地户口无法在当地缴纳社保，而社保缴费记录与积分入户、购车摇号、购买住房挂钩，不少人只能采用代缴社保的方式。
记者在北京、上海两地社保部门了解到，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只针对本地户籍居民，外地户籍居民缴纳社保必须通过用工单位缴纳。另有湖北武汉、湖南长沙、辽宁鞍山等地，则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当地缴纳社保的户籍限制。
其次，缴纳工伤保险存在障碍。46岁的冯爱燕在青海西宁一家保险公司从事灵活性后勤工作，但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虽然可以自行缴纳社保，却无法缴纳工伤保险，万一出现工伤，就没有保障了。”冯爱燕说。
记者采访多地社保部门了解到，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只包括基本养老和医疗两项，不包括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法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都有明确规定，而工伤、失业、生育三项保险未有明确规定。
“没有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就无法缴纳工伤保险，在没有新规定出台前，现行政策还难以突破。”江苏某基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说，灵活就业人员可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险等商业险，但工伤保险附加值更高，保障力度更大。
此外，用工性质尚不明确，劳动关系认定做法不一。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对于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中出现交通意外等情况发生诉讼中，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目前认定判决不一。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起去年劳动争议案件判决中，外卖骑手孙某与一家企业签订订单配送承揽合同，通过饿了么订单系统承接和配送订单，孙某在送餐中受伤，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法院审理认定，孙某与这家企业不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而类似案件，在浙江桐庐、辽宁沈阳等地法院判决中，饿了么、美团等骑手与地方运营平台都被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业内人士介绍，外卖送餐、快递跑腿等共享平台与骑手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目前业内尚无明确规定，影响了相关从业人员的薪酬、福利、保障等劳动权益保护。
保障政策要跟上就业形势变化
受访专家分析，灵活就业从业者身份复杂，既有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服务但与平台之间没有劳动关系的，如电商、外卖骑手；也有靠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但没有工作单位的，如网络主播、民宿房东、电竞顾问等。其工作地点、时间、用工关系都呈现出弹性化特征，给传统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挑战。
“现有社保政策是建立在有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与就业形态的新变化不相匹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说，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也带来新的社会保障问题。
青海省就业服务局副局长张俊建议，一方面，可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的覆盖面，进一步明确灵活就业的界定范畴，规范灵活就业的统计方式，加强对失业转就业群体的就业帮扶。
另一方面，尽快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工伤、失业保险的办法，打破户籍门槛，保障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多位业内受访者建议，可针对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特点，加大制度创新。如，可建立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统计制度，为其参加各项社会保险的登记、缴费、核查和待遇领取提供基础信息；对青年农民工、快递和外卖等从业人员强制参保工伤、失业保险。
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就业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建议，可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缴纳工伤保险的规则，从制度层面明确工伤保险缴交责任主体。
从实施层面上看，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莉建议，在共享平台用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可按使用单位、平台和劳动者个人各缴一部分的方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问题。
同时，多位受访者建议，应尽快从法律层面对共享经济网络平台和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的成立条件明确边界、统一标准，更好维护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