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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整体水平上会使得中小微企业收入降低
69.5％。尽管在课题立项时有主观方面的预期，看到结果那一瞬袁伟还是惊讶了，“2月初的数据值特别低，影响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因为当时有些媒体也发布了复工指数，但数据显示，复产指数要远低于复工指数。”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许多中小企业本来挣扎在破产边缘。在这次疫情对供需两端的冲击下，其困难加重，面临倒闭的风险。“虽然中国各地全面复工复产的速度比较快，但威胁中小企业倒闭的因素仍存在。”
“小微企业创造工作岗位，为员工提供收入，按其比例，是经济的基本盘。基本盘动摇，其他政策事倍功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玉宇认为，疫情期间突然停摆，最受伤的是这66.7％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企业主，他们同时也是大众消费的主力军。
3月16日，广东广州国际轻纺城值班的保安。图/人民视觉
本刊记者/贺斌
中国经济随着企业复工复产重新开启，但恢复起来依然是个漫长的过程。2月末，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互联网金融实验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产业金融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智慧金融研究中心、北京道口金科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课题组，对复工复产后中小微企业恢复情况进行分析。
“那时候，全国的疫情防控还是非常严格，很多地方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情况非常严峻，所以我们想研究关于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影响的真实情况。”课题组负责人北京道口金科科技有限公司CEO袁伟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研究的出发点是希望从量化的角度分析，中小企业究竟在疫情中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恢复情况如何，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数据来源于道口金科这几年搭建的星河企业大数据平台，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道口金科一直在做数据积累，围绕企业各方面的数据，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对企业的认知图谱。
中小企业减收近7成
课题组运用企业营业收入这一核心指标，选取2019年营业收入在1亿元以下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覆盖全国除港澳台的31个省份和直辖市，涵盖国家统计局的19个行业分类。
按照定义，年营业收入在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中小微企业，占样本总数的97.2％，总量为百万量级，通过对包括税务、发票、支付、工商等多个脱敏后的企业经营类数据进行分析，量化中小微经济的恢复情况。同时，利用“营业金额”这一指标构建“道口中小微经济恢复指数”，将月度中小微企业经营活动营业总额和去年同期的数据进行同比。
“为什么我们要专注于中小微企业？因为对中小微企业数据层面的研究是比较缺失的，而在疫情这种宏观外生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李鹏飞说。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在整体水平上会使得中小微企业收入降低 69.5％。尽管在课题立项时有主观方面的预期，看到结果那一瞬袁伟还是惊讶了，“2月初的数据值特别低，影响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期，因为当时有些媒体也发布了复工指数，但数据显示，复产指数要远低于复工指数。”
随着对动态的恢复过程进行研究，课题组发现与2月份的恢复程度相比，3月份环比增长特别快，增长了141.4％，3月份的道口中小微经济恢复指数上升至41.1％。课题组分析，应该是疫情得到控制后，各地逐渐实现复工复产并出台各项政策的结果，“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期待4月份的结果，看是不是比二三月份的弹性恢复更强。”袁伟说。
更大的意义在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多个企业扶持政策，不同地区扶持的先后顺序，扶持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道口中小微经济恢复指数”可以精确测算各个地区、各个时间段，针对不同行业企业的恢复情况，对目前一些政策落地效果进行评估，为相关部门发布政策提供建议和参考。
结果显示，从地区来看，疫情冲击对湖北、湖南等地的中小微企业收入的影响最为严重。从行业来看，住宿和餐饮行业、建筑业、教育业、房地产业、制造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中小微企业收入受疫情的负面影响最大。
李鹏飞分析，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极度依赖于线下开展业务的行业企业，如餐饮、教育、住宿、旅游等行业；另一类是供应链复杂，特别是涉及外贸的外向型的企业。此外，产业结构也会对地区经济恢复造成影响，产业链某些环节断掉后，可能整个链条都会受到影响，比如长三角制造业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恢复可能相较于西部地区较慢。
谨防“倒闭潮”
“虽然复工复产提速，但中小企业‘倒闭潮’的风险仍大概率存在。”在4月初的一篇文章中，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政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发出这样的警示。
陈龙认为，近些年来，中国许多中小企业本来挣扎在破产边缘。在这次疫情对供需两端的冲击下，其困难加重，面临倒闭的风险。“虽然中国各地全面复工复产的速度比较快，但威胁中小企业倒闭的因素仍存在。”
陈龙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一方面人工等成本继续累积；另一方面，需求减少，带来的经营不佳，表现为客户少、无订单、难盈利，使其经营收入难以弥补其成本，“显然这种状况不能长时间持续。如果经营状况无法改善，其中的部分企业必然倒闭。”
此前有学者指出，复工复产后，中国企业面临的压力从供给端转为需求端。对此，陈龙认为，需求不足，确实是导致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后生存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了需求，客户、订单减少，就意味着减少了企业的经营活动，业务和营业收入必然减少，进而威胁企业的生存。但也不能忽视供给端的成本问题，人工、租金等成本费用叠加，同样也会导致企业倒闭。这两个方面密切相连，不能割裂开来。
2020年3月，广东东莞复工的工人。图/人民视觉
在道口金科的数据中，一个重要指标是活跃企业数量，通过观测每个行业每个地区活跃企业数量和去年相比是否有剧烈变化，了解有多少企业正在恢复经营，反之则是没有恢复经营的企业。通过将活跃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数据相比，发现两者在规模上呈现出一致的结果。据袁伟介绍，目前课题组也正基于经营数据来分析倒闭企业，因为从工商信息来看，很多企业即使没有注销，却已经倒闭了，其经营数据体现为不活跃状态，但尚未获得完整确切的数据。
“目前，最应该警惕的，是两类中小企业的倒闭潮，一类是外贸制造业中小企业，另一类是服务业中小企业。”陈龙表示，受海外疫情影响，未来一两个季度中国外需可能同比大幅下降，一旦外贸制造业中小企业产业链断裂，短期就很难恢复，如果出现外贸倒闭潮，将可能导致1500万~1800万人的失业。而服务业中小企业即使复工，由于消费低迷、产业链传导、成本增加、资金占用等因素，实际经营困难将会持续加大。
“如果一旦出现上述两种情况的“倒闭潮”，将会给我国经济、就业、社会稳定等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并危及国内的制造业产业链及其地位。”陈龙说。
就在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保’的关键，就是保中小微企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将以工商登记注册为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市场主体统称为中小微企业。2018年数据显示，注册为私营企业的单位数为3143万户，就业人数为2. 2亿，个体工商户7300万户，就业人数1. 6亿。
数据显示，中国当前劳动力人口大约8亿，其中就业人员约7.7亿，包括农业就业2.01亿人和非农就业5.7亿人。而私营企业与个体户提供的就业人数就达3.8亿，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的66.7％。
“小微企业创造工作岗位，为员工提供收入，按其比例，是经济的基本盘。基本盘动摇，其他政策事倍功半。”陈玉宇认为，疫情期间突然停摆，最受伤的是这66.7％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企业主，他们同时也是大众消费的主力军。“所以中国无论出台怎样的刺激政策，都不能让这加起来一个多亿的中小微企业缺席。”
3月27日，广东广州海珠区鹭江村，返穗人员在村口排起了长队，等待进村检查。图/人民视觉
而且，在陈玉宇看来，如果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帮助这些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六保”中至少解决了“四保”，事半功倍。
涉企政策：救助还是扶持
为了帮助中小企业纾难解困、渡过难关，中央出台诸多政策，涉及财税、金融、社保、外贸、就业等多个方面，在4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秦志辉将这些政策概括为“减、增、降、缓、服”五个字。
其中，“减”就是减税费。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出台了减免增值税的政策，同时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以及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免收收费公路的通行费等措施。“增”主要是增信贷。解决企业的资金流、流动性短缺问题，通过3次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向金融机构提供了3.55万亿元低成本资金，用于向企业发放低利率贷款。
“降”主要是降成本。包括降低人工成本、房租成本、物流成本、资金成本以及用电、用气、用水等生产经营性成本，都有具体规定。“缓”主要是缓期限。截至3月底，已对8800亿元企业贷款本息实行延期。另外还延长交通运输和餐饮住宿等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缓缴住房公积金。“服”则主要是优化服务。
今年2月，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布了较多涉企政策，李鹏飞当月曾做过问卷调查，约75％的企业认为，各项政策优惠政策并没有缓解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在他看来，之所以2月份会有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政策刚出台，企业对政策还存在信息摩擦，各地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比较分散，各地落地准则也不同，企业不知道自己是否达到门槛，未去申请，政策效果自然会有偏差。
此外，一些政策出台的过程中，也确实没有惠及到所有的中小微企业，尤其是银行贷款有天然的商业属性，自然会找风险比较小，还款率比较高的一些企业，很少能涉及到微型企业，这是一种市场选择的结果。
陈玉宇认为，涉企政策难以惠及中小微企业的主要原因是对企业的界定不明，难以精准施策。而且多数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并非纳税大户，往往被地方政府忽略。
“但他们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关乎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社会稳定，在平时或许不起眼，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则会突显。”陈玉宇建议，中央应出台一揽子更加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对冲疫情带来的损失和风险。而在这一揽子政策里，一定也必须应有专门针对3000多万私营企业和7000多万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安排。
首先应在政策、法规、宣传口径各方面给予中小微企业及时、大胆的鼓励，提振企业信心。其次，对于这些企业，应施以短期的救助政策，直接给予资金支持，比如补贴一个季度的工资，减免税费政策可以考虑1~2年。“只要企业渡过这段难关，员工能有稳定的收入，就拥有了消费的能力，财政的乘数效应才得以发挥。”再次，新基建的一些项目，也可以分一部分给中小微企业，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此外，货币政策和特别国债也可以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最关键的，趁这个机会补足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过粗的问题。小微企业无论从生产角度、消费角度，还是普惠角度，都是启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大抓手。”在陈玉宇看来，大部分企业的生存危机并非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外部环境导致，财力的帮扶不仅是信心的鼓励，更是为未来财力稳定奠定基础。“否则，今天吝于救助这些中小微企业，企业一旦倒闭，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失业金，还影响社会稳定，得不偿失”。
“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在所难免。”陈龙认为，政府现在应防止中小企业大批倒闭，进而对就业、民生和制造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为此，需要“救一部分”和“拉一部分”。
“救一部分”，就是通过减免税费和租金、实施信贷资金紧急救助等措施，使企业能够活下来。这需要针对具体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不同的困境，分类施策，精准救助。“拉一部分”，则是通过扩大总需求，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以总需求的扩大将部分中小企业“拉出”困境。
陈龙认为，要想提升政策效果，首先政策出台和落地的速度要快，快速救助可避免事后较高的处理和应对成本，行动越早，成本越低。其次，政策需要达到一定的力度。救助的资金规模以及其他救助政策的力度，必须与中国经济规模、中小企业总体规模相匹配。如果量过小，犹如蜻蜓点水，效果必然不佳。
陈龙以信贷政策为例，要想达到“有力”的效果，需要解决好有钱可贷、银行愿意贷的问题。仅靠给予金融机构税收等支持，难以激发其放贷意愿。即便是祭出考核、行政指令等手段，也很难解决这一矛盾。为此，需要财政分担救助中的坏账压力和金融风险。不能将救助后的坏账压力都甩给金融部门，否则，解决了一个问题，会引发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此外，要保证政策效果，还要找好政策着力点和救助的对象，应主要定位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潜力但又临时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防止“乱撒钱”和骗补行为。
但陈龙也认为，除了政府救助，中小微企业也要采取各种“自救”措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