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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2015年，就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而言，增速最低的地区中部（8.6%），比最高的西部（11.9%）低了3.3个百分点；增速最低的行业采矿业（-3.7%），比最高的教育行业（17.7%），在2014年基数差别并不是太大的情况下，低了21.4个百分点。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6期）
有专家说，过去十多年，工资实现了较快增长。但果真如此吗？
数据显示，近两三年，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重虽然从2008年的48.5%回升到2013年的51.1%，但并没有达到历史高点，2000年为53%，1994年为54.6%，甚至在8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曾高达60%。
好一个“较快”增长，专家的语言艺术真是杠杠的。
按理说，发展成果理应人民共享，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如今既然经济发展了，为什么不能给老百姓多涨点工资，多增加些获得感和幸福感？
再说了，现在经济处于下行期，消费成为发展重要动力，国家一直提倡扩大内需，消费升级，提振经济，可是各地又在纷纷降低工资涨幅。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工资为啥涨得慢？
从长周期看，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国劳动报酬长期在世界处于偏低水平的状况没有改变。虽然本世纪初曾有过昙花一现般的较快增长，但由于过去欠账太多，基数太小，又没有在总体分配结构上进行调整，只能是相对、短期和补偿性的，工资上涨缺乏后续的制度性保障。
近几年经济发展换挡变速，许多行业发展面临困难，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粗放发展问题，如今一一显现，成本高，效率低，而本该继续上涨到合理水平的工资，反而成了“替罪羊”，上涨的势头生生被按了下来。按照工资涨幅要与经济运行主要指标相衔接的说法，如今的现实合理性也没有了。
除了大环境变化造成的慢，不同地域、行业间的分化愈发明显。
2015年，就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而言，增速最低的地区中部（8.6%），比最高的西部（11.9%）低了3.3个百分点；增速最低的行业采矿业（-3.7%），比最高的教育行业（17.7%），在2014年基数差别并不是太大的情况下，低了21.4个百分点。同为辛辛苦苦工作的劳动者，工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为什么有的行业就能涨得又快又容易呢？看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2014年基数已经破10万元的基础上，还涨了11.1%。还有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专家不是说工资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吗？去年的经济增速是6.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增速是6.6%，那些远超两项指标的行业又是如何做到自带光环的？
这固然与当前互联网相关行业处于发展风口、一些行业固有优势较强等有关，但如果困难行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还这么龟速地增长，对优势行业过快增长的工资水平不及时调整，只会让社会贫富分化更严重，埋下更多社会矛盾的引子。
工资上涨为什么这么难？
过去几十年， GDP的蛋糕越做越大，可为什么工资想涨得快点就这么难呢？
先来看看固有的分配体制。1995年到2014年间，绝大部分年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远远低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悬殊最大的2011年达9.08%，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两倍。
1996年到2004年的19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在大部分时候都没有跑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国家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理解，但发展经济说到底是为了改善民生，增加百姓福祉，既然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为什么只给财政多分，却不能给老百姓多分些？二者无论从比重还是增速来看，差距都如此之大，难免有与民夺利之嫌。可是想真的改革固有分配机制，涉及各方错综复杂的利益，比涨工资本身还要难得多。
把工资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恐怕还有另一层考虑。当初为了加速原始积累，劳动力被人为压低，形成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为了继续保持这种优势，或者不让优势太快消失，工资也不能涨得太快。甚至有一些人主张，经济迈向新常态，需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相关部门决策时是否受此影响，还真是不好说。
对于企业来说，当然也有难处，涨工资这件事，根本不是给员工工资卡上多打些钱就完事了，背后的隐性成本也要随之提高。按目前的社保费率计算，企业单在员工的五险一金缴费费率就超过35%。给员工每多涨点工资，就要多缴纳一大笔社保费。
企业要减负，工人要涨工资，怎么办？
涨工资这么难，就算涨了，你就真的守得住吗？除非你跑得过CPI，跑得过GDP，逃得过股灾，在房价起飞前买过房，别人撺掇你买高额P2P时没动心，否则，工资还没捂热又打水漂了。
今年年中，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曾发布《中国劳动力成本问题研究课题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在过去37年间，人均GDP增长了约20倍，而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约13和14倍，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分别有30年和26年低于GDP增速。
收入多年没跑赢GDP，究竟怪谁？原因很多。下一步该怎么做，更得好好琢磨。
对于企业来说，想减负，别净盯着咱那点工资，关键还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决策和治理者而言，既然知道企业成本过高，附着在劳动力上的社保费率以及制度成本等综合性成本都高，那就赶紧着手改善民生、为企业减负、提振经济，统筹设计好了才能兼得。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直是本届政府努力的目标。多为更多普通劳动者增收，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范围，使其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匹配、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匹配，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要完善老百姓资本收益渠道，工资收益和投资收益都能健康增长。至于某些专家建议的，继续通过人为压低工资、压低消费的方式来保持经济竞争力的老路子，还是坚决抛弃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