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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前后,“收入分配改革”一词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官方表述中。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发表数篇文章讨论中国的劳动工资问题,在访谈当中,汪教授警示称,如果不尽快改善劳动工资偏低的情况,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就将长期严重短缺,中国将永远丧失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
张明扬
为什么说中国劳动工资现在是低估了,按照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应是竞争优势才对啊?
汪丁丁:在经济学中,谈到工资或任何物品的价格时,我们说的不是绝对值,而是相对价格。我们说的劳动工资偏低,一定说的是相对于其他商品、劳务的价格,它是偏低的。对中国未来增长和效率改进最严重的威胁,就产生于这个地方。我们得看普通劳动者现在的人力资本含量,比如说,小学或中学毕业,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这是现在中国上亿的普通劳动者的状况。他们劳动力中人力资本含量是非常低的,很难适应未来中国经济向技术密集型而进行的结构转型。
中国经济已耽误好多年了,不能再耽误了,如果再耽误五六年,产业升级依然缓慢,那中国人口就老化了,人均收入就永远追不上韩国,或者说甚至不可能达到日本的三分之一。扭转这一趋势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中国一亿到两亿的普通劳动者,必须尽快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但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现在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可行的是让他们接受在职培训和各种技能教育,并且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马克思把这叫做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相对于劳动者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费用和医疗卫生服务费用而言,目前劳动工资严重偏低,以至于他们不可能用这点工资做家庭内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我的看法是,如果不尽快改善劳动工资严重偏低的情况,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就将长期成为一个严重短缺的资源。就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托马斯·罗斯基和劳伦·勃兰特在他们2009年译成中文出版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最后一章的预测中,非常强调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在中国人口中占的比例。
与单纯纠缠于社会公平的主流舆论相比,您观察工资问题似乎更遵循经济逻辑本身,而不仅仅是社会公平。
汪丁丁:劳动工资偏低,不仅仅是一个公平问题,首先是我们经济结构能不能升级的问题,或者用吴敬琏先生的话,就是能不能实现温家宝总理说的“经济转型”。我们要把中国经济转型成什么?从粗放模式的转为更精致的,所谓“集约型”的经济,或者用迈克尔·波特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中的概括,就是应当及时从“投资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波特看来,世界上很少有民族或国家成功地从投资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阶段。中国可以尝试,但我认为可能性不会超过50%,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这个转型,它们停留在大规模生产的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然后,人口老化,永远停留在老龄化之前的发展阶段。即使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否完成了转型,波特认为是很值得怀疑的。他当时就是从日本问题的调研中得到以上看法的,那大约是1985年,他认为日本还未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又过了几年,日本陷入了长期经济衰退,比亚洲金融危机还早,一直到现在才有一些复苏的迹象。去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认为,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不同于西方经济衰退。西方衰退通常五年就缓过气来,但是日本却二十年还没有缓过来,因为它的人口已经老龄化了,同时日本民族的保守性让他们的移民政策非常严格,不接受新移民。据此,克鲁格曼预测日本永远走不出萧条。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偏激的看法,我们姑且听之。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其实八年前就应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国内学界没有关注这一问题。直到2008年,两位西方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专家在《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用一整章讨论了中国老龄化,这才在国内引起注意。但我还是不知道国内的经济学家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我知道吴敬链先生已经很注意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了。
但在现阶段,经济学界似乎更关注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问题,惟恐工资一提高中国制造就一命呜呼了。
汪丁丁:从增长和效率的角度,劳动工资偏低,让中国无法完成转型,这不是公平问题,而首先是效率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不考虑中国经济的转型,假设中国经济永远像日本那样,永远停留在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前,永远跟在西方后面,引进西方技术,然后做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借助大规模生产,并且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模式。难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忽略劳动工资问题吗?也不行,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也很重要。中国很多经济学家依然对提高工资持负面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出口完全是靠着低工资实现的。但不要忘记,我们的劳动力早就不廉价了,很多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柬埔寨,他们的劳动力就比我们廉价,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如何维持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收入分配这个问题,行为经济学几乎是完全改写了以往经济学的结论。以往的经济学原理是:我们可以先把馅饼做大,然后再考虑分馅饼的公平性问题。这叫做“分离定理”,这是刚去世的萨缪尔森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证明过的一个定理,就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可以完全分开,前一部分是把馅饼做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谓“初次分配”,后一部分是政府借助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而在行为经济学的时代,我们不承认这样的分离定理。事实上,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始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同时考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经济发展的效率这两件事情,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两阶段博弈”。在进入生产阶段之前,资本方、劳动方,还有其他各方,在政府监督下进行“分馅饼”的讨价还价,讨论将来的成果如何分配。这是因为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未来劳动成果的分配方案太不公平,那么进入真实的生产阶段时,就会怠工,躺倒不干。这是人类的基本行为模式之一。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吃了太多这样的苦了。我们现在认为,怎么分馅饼,必定会影响这个馅饼能做多大。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处于囚徒困境中的两个人如果都采取合作策略的话,两个人的收入会增加例如四倍。可是如果两人一开始就不合作,各干各的,那么每一个人的收入就会只相当于合作时收入的四分之一。所以,最近十年的经济学教科书里不再介绍“分离定理”那样的命题。
国人对现在的分馅饼方案满意么?
汪丁丁:当前最困难的问题是,国内没有人做调查研究,用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大多数人究竟能承受何种程度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认识到这个问题重要性的,其实是八十年代那些改革者们,当时“体改所”就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现在,我们远比当时更需要这样的社会心理调查。任何改革,都必须考虑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中国发展的基本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呢?所以,我们当时以及现在都应考虑分配不公的社会心理承受问题。现在看来,我们中国人对分配不公平的承受能力并不像我们历史文献和当代学者想象得那么高。中国的基尼系数,按照各种估计,不会超过0.53,当然,高于0.43已经非常高了。我们说“预警信号”之一,就是大约0.44。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基尼系数当然很低,改革以来从0.18一直上升,最后突破了警戒线,然后我就很少见到有超过0.5的报道,我估计也没超过0.5。我们注意到,与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相比,最近十年引发的争议最大,民众对既得利益群体在这期间的“独富”很不满意。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改革以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有关。这样一种不满情绪充分表明中国人承受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心理能力其实不高。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根据2009年以来发表的一批论文,那些研究各国之间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全世界各国间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05年就达到了0.68,远远超过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收入分配不公平这个问题,很多国家的民众比我们的承受能力强得多。我认为这一社会心理现象,与我们长期实行了“大锅饭”制度密切相关。
当前政府真正要做的,不是简单承认行为经济学的原理,而是要认真调查,中国人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不公平。然后才能够在这个底线之上尽量推进市场化的改革,这一过程当然会增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但我们必须得确保这种不公平在底线之上,这样改革才不会出现大问题。
对于劳动工资的长期低估,民工现在好像开始学会“用脚投票”,春节后“民工荒”一度成为新闻关键词。
汪丁丁:民工荒其实是现阶段劳动者涨工资的一种特殊途径,因为我们没有正常的劳资谈判机制。一个好消息是,全国总工会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似乎承诺了,两会结束后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的建立上。全国总工会在提高劳动工资上可能会发挥政府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但远远不够。在劳动者与雇主的博弈中,我们的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照顾资本利益的。因为资本和地方政府的结盟,带给只满足于任期内经济业绩的地方政府的利益最大。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个解释,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招商引资的竞争。这一解释,从另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是倾向于资本的。所以,真正能帮助中国的工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是中央政府和劳动者自己的组织。中央政府应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或者,应以财政资助的方式将许多大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企业,去帮助运作那里的维权组织。
在西方各国产业革命的初期,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从《马恩全集》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脚注里,都可以读到这方面的描述,当时,中央政府和经济学家群体几乎一致地要求立法限制资本对劳动的过分剥削。法律禁止资本家破坏工会组织。当然,例如在美国,产业工会也会腐败,劳联产联的主席也受到资本的侵蚀,但毕竟,中央政府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如果破坏工会,你就是违反宪法,不管你是亿万富翁还是什么,还是要把你送到监狱。所以西方工业发展的早期,劳工条件的改善还是比较迅速的,当然,用了大约一百年时间。中国现在根本不提出这个议题,这是我们经济学家的“集体犯罪”,违背社会良知,而且,也违背效率原则。
我有篇文章想提出中国式的概念,当然是一个理论性的推测,就是中国现在有可能普遍存在“非自愿就业”。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动机或问题意识,是他注意到了“大萧条”导致普遍存在的“非自愿失业”情况。就是说,失业者其实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但资本家不知道,以为失业者还要以现在受雇的人的工资标准找工作,于是就把他们拒之门外,导致大范围的失业。这是凯恩斯那个时代的体验,而我们今天的体验呢,似乎恰恰相反。中国社会现在是“白领”的跳槽率极高,远远超过了西方同类型的行业。通常美国的雇员周转率在每年15%到25%,可是我们现在观察到,国内例如饭馆和发廊这样的服务业,员工一年换100%很常见,我常去的一家饭馆,我的直接体验,不到一年,服务生一个熟悉的都找不到了,可能换了100%都不止。
这个说法挺新,以前不都是说西方人爱换工作,中国人“安土重迁”。
汪丁丁:雇员“跳槽”与否,其实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性,这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议题。中国人现在爱跳槽,为什么?我想过这个问题,最后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劳动力市场”,根本就没有能够称得上是“市场机制”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如果缺失了一大半,我们就不能再叫它“市场”,雇员只不过是“领工资”而已。由于市场缺失,工资就完全不能反映就业者和失业者的意愿。当时凯恩斯说有非自愿失业,也就说你愿意接受低工资但没人知道你愿意所以没人雇用你。你的意向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发送出去,我们说“市场失灵了”。今天我们这儿发生了什么呢?大部分人不跳槽,比如说55%的人保持一年在一个单位工作。但他们满意目前的工作吗?他们满意目前的工资吗?未必。他们可能是“非自愿就业”,因为没人愿意跟老板提涨工资,一旦提出,就表明你准备辞职。所以跳槽比例非常高,因为这是涨工资的唯一途径。这恰好说明我们没有基于劳资谈判的劳动市场。我要是雇主,我愿意给你涨工资,只要你不跳槽,因为你一走我就损失了很重要的一项人力资本,我必须重新培训员工,这就很贵,所以你跳槽,我们双方都有损失。为什么不能有“帕累托改进”呢?因为市场根本就缺失,不仅仅是市场失灵。所以全国总工会今年两会的表态非常值得鼓励,他们要每年进行几次资方和劳方的谈判。类似的渠道,韩国和日本都有,他们叫“春斗”和“秋斗”。电视上可以看到,一群工人,头上系着白布条,坐在工厂门口喊口号。
这个并不是中央政府能够强迫实施的,你要把谈判的权利交给劳动者,让他们自己和雇主讨价还价。“劳动合同法”的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你等于替劳资双方签劳动合同,两头不讨好,劳资双方都有一肚子意见。所以,我呼吁政府废止或极大修正这部法律。
为迅速改善劳动工资状况,政府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
汪丁丁:政府最不应当做的就是承担这部“劳动合同法”为政府规定的如此繁重和细致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求我们的政府比资方和劳方知道更多的微观信息,这样的信息细节,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呢?政府不应代替企业来探索现实经济博弈中最优的劳动工资,政府应超然于经济格局之外,或者只做仲裁者。西方有“最低工资法”,但争议也很大。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对微观经济过程的干预远超过西方的最低工资法。在立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政府的精力要多放在调研上。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之一,是尽量降低为工人农民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我们一开始就说过,工资严重偏低,这是一个相 对价格的概念。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制定工资,是因为政府不可能掌握企业内部的信息细节,但教育和卫生这两大部门主要还是政府掌握的,他们可以降低这些服务价格,这样,相对而言,就是增加了劳动工资。
政府不能强迫企业增加劳动工资,那么,政府应当怎么办呢?一方面,让相应的部门,如全国总工会这样的机构,鼓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和雇主讨价还价。国家监督劳资双方,尤其不要让资方破坏工会组织。有了讨价还价的机制之后,工资会逐渐按照资方可以承受的程度增长。在现阶段,我认为这一机制足可使劳动工资有大幅度增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社会里,罢工是最重要的劳资谈判的信号,这是一个博弈过程,工会领导人通知资方管理层,何年何月何日,预备多长时间,影响范围多大。资方会说劳方提出的工资要求是企业难以承受的,劳方一般不会相信这样的抱怨,于是必须通过罢工来检验资方可承受的工资增长幅度;罢工进行时,双方继续谈判,这是删除不可信的承诺的一个必要过程,这是一个在真实利益冲突中双方互相摸清底线以便最终达成合作的过程。在西方,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是为工会服务的。例如,威斯康星大学的康芒斯,最重要的一位“老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专门写了一本书《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罢工在西方劳动市场的发育史上扮演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熟悉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目前还没有多少是直接为工会服务的。当然,我们的全国总工会也从来没找过我们,他们可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谓的司局级干部。所以,工会目前还没有吸引高质量的经济学家,也就没有值得认真倾听的声音会发出来。
国人似乎希望政府能够直接下道全民涨工资的命令,而后天下大定。
汪丁丁:这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中国人总是把政府看作父母官,什么事都让父母官解决,这是最可悲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双重性的。首先政府要自省,要鼓励普通劳动者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要“包办”,在劳动资源有效配置方面,没有任何政府官员或精英群体有能力包办。最近几年好一些了,因为“维权”成为社会风尚,这是很可喜的,值得推进和鼓励,这样可以让我们社会的深层矛盾一点点释放,免得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另一方面,老百姓有几千年的父母官的政治文化。这两方面一结合,弄得老百姓不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找政府,找总理。制度性的偏差政府和总理反而没时间想,时间要花在跑全国两千两百个县上了。我们要不把制度向前推进,得累垮十个总理。所以我们说,第一,政府要鼓励劳动者维护自己权益,别越俎代庖。前者是所谓“四两拨千斤”,后者是所谓“事倍功半”。第二,老百姓也不要时时处处指望政府主持公道,要自己维权,斗争,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市场经济,否则你就永远进入不了市场生活。
(实习生 郑诗亮 对访谈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