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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资料图片)
编者按作为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更何况,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也不够。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80”后们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加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变化,造就了儿女和老人在赡养上必然的差异态度和行为冲突。
本报一直关注养老话题。此次报道从个案着手深入调查,试图展现当下养老问题的矛盾与冲突,以及人们的苦乐和无奈,以期引起各界更广泛的关注,共同寻求养老难题的解决之道。
群山环绕,绿树风吟,在北京北郊一幢幢度假村式的尖顶木头小屋里,住着一群老人。
老人们并不习惯欣赏美景。一个老太太在睡觉,蜷缩的身躯像个五六岁的孩子,在薄被下微微起伏,插着鼻管张大口呼吸。床头红色的“天线宝宝”玩偶,是孙辈带来的礼物。
一个老头整个早上专注于电视,画面上大片雪花,偶尔能看见人影。另一老头浑然不觉地敞开门,光身坐在特制的坐便器上,木然望着窗外。
这所取名“凤凰”的临终关爱护理院收治的,大多是失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老人。据民政部的统计,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49亿,大约3000万以上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其中,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
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但在信奉“养儿防老”的中国,把失能老人送进养老机构仍是很多家庭不得已的选择。
谁陪你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
尽管大家回避“临终”这个字眼,称其为“凤凰”或者“护理院”,但事实是,送到这里的老人大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
家属们选择这里,因为“和大部分我们考察过的养老院比,这里专业、干净,风景也美”。但是老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是能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住在“凤凰”的老工程师范荫桥思路清晰、乐观豁达:“我老了,腿出了点问题,暂时在这里养病。再过半个月,我就要回家了。”他比画着,详细描述了家庭的地址、物品的排列。家,好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他对客人说,“你记好我家的电话号码,过段时间我就回家了。”
老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护理院并非人生终点。不过,护士私下表示,按老爷子的状态,不要说半个月,可能以后都回不了家。为了让老爷子情绪稳定,儿女们编织了善意的谎言。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而且机构式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单纯从护理角度来说,机构护理是优化选择。
吴明曾对317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2.56%的老人愿意在家养老,和亲人在一起;剩下选择机构式护理的老年人,有42.45%的人是因为“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15.49%的人是“家人太忙没有时间”。
但机构护理的唯一问题是缺乏亲情。这意味着,离开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护理机构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
“一开始老人们都不习惯,就像幼儿园孩子入托一样。”“凤凰”的院长田忠范说,刚来的老人们都“闹得厉害”。
住在南向单间的宓延敏老太太嗓门儿很大,整个早上不停地唤护工,“来人,我疼,我疼。”护工来了,她却要求帮她拿出手机打电话。
“这是一个患有脑萎缩和重度骨关节病的老人。”田忠范介绍说,她儿女都很孝顺,但年纪都超过50岁了,没有办法在家护理。家属给老人配备了所有药物、零食,一切都准备得很周到。
不过,对有点糊涂的宓老太太来说,这些不够。她最重要的事就是打电话。电话还没通,她就嚷嚷,“萍儿啊,是萍儿吗?你快来看看我,快过来。”
空喊了几次,电话接通。一个女声问:“怎么了妈,出什么事儿了?”
除了“你来,你来”,宓老太始终说不出“像样的理由”,僵持了2分钟,她挂掉女儿的电话,换了一个号码:“小儿子好,他疼我。”
“嘟……”在安静的房间里,宓老太拨了三次电话,直到再一次听见“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她终于安静下来,崭新的手机滑落到护工手里。
护士说,其实前一天老人的儿子才来过,在这里陪了她三四个小时才走。“时间长了,她就能适应了。”
家庭不能承受的养老之重
如果让家庭承担这些老人,处境也许更为艰难。
住在另一家养老院的霍伟,曾经也是一样恋家。他去世前的周末,霍淑荣曾和姐姐合力将父亲带回家泡澡。老人像孩子一样请求说,“我在家,不走,行吗?”
“谁不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呢。”霍淑荣说,如果老人生活能自理,一定在家养老。让父亲住养老院是无奈之举。
几年前霍伟患老年痴呆症后脾气暴躁,身边离不开人。哪怕儿女轮流,放弃手头所有工作在家照顾也很难:有时候家人出去买饭离开一会儿,回来就出问题。在家摔了好几回之后,五个儿女合计着,让老人在养老院里有人全天照顾着,或许能更好地度过晚年。
于是,那个周末,家人眼见着老人想回家,只能决定先让老人在养老院住着,每周都接回家洗澡,让他高兴。
在笃信“养儿防老”的环境里,一些人难以理解这样的选择。有人说,每个月花几千元钱在养老院,还不如请一个保姆,让老人留在家里。可是,像霍伟这样的情况,或者一些有精神疾病的老人,请保姆帮忙照顾也不现实。
一位罹患精神疾病老人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苦处:“如今请保姆很难。保姆一看老人吃精神方面的药物就不敢来。而且能来的保姆又不一定专业负责,老人吃的药和吃饭一样重要,是一顿都不能落,时间和计量都要很严格。随便找一个怎么放心?”
“退一步说,如果请到保姆,老人和保姆很容易处不来。保姆一辞职,我就要放下所有事情,再找新保姆。三天两头这么折腾,怎么工作?”
照顾失能老人的家属还有说不出的苦楚。从外表上看,一些老人逻辑清楚,但实际上却已经糊涂了。有亲属来看望,例行问道:“中午吃了什么?”有的老人明明刚吃完饭,却说:“他们不给我吃饭。”
家庭护理失能老人往往夹杂着辛苦、繁琐、误会。那位女士表示,她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差点把自己也弄得精神崩溃。
养老院可能是接收失能老人最合适的地方。可是,找一家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不容易。有的地方条件很好,却不收有精神障碍的、不能自理的老人;有些地方收治老人,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却存在现实问题: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不具备医疗护理,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
霍淑荣说,儿女们都为父亲的养老去处奔波过,最后她选定了一家较有名气的护理院,条件不错、价格合适,离自己住的地方也很近,刚开始她还挺高兴:“有时候我一天去看他两三趟,和家里差不多。”
去得多了,霍淑荣发现,真想让老人住得舒服,除硬件设施外,护理工作也不容忽视。
她发现,一些护工要照顾三四位老人,经常把老人放在上厕所的凳子上去忙别的事情,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也不怨他们,在护理院干活钱少,事情又多,想让他们像自己家人似的照顾老人也不可能。”
不过,父亲总是抱怨护工:“她老抽我”、“一尿床她们就打我。”尽管霍淑荣明白父亲糊涂后说话未必是真的,“再说了,即使在家照顾,有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过,她还是在养老院另觅了一个“放心的”男护工,再私下给护工每个月100元钱,就指着他能对父亲好点儿。
在家洗完澡没几天,在入住养老院24天,79岁的霍伟起床时心脏骤停。逝者已矣,更让她担忧的是未来:“我本打算以后和朋友结伴去养老院,可这事过后我真有点害怕。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以后让他伺候又不忍心。”
护理院进退两难
霍淑荣只盼着,将来国家要是能出一项政策,把所有护工都培训、分级上岗,她就安心许多。
事实上,对护理院来说,找护工也是件烦心事儿。“凤凰”的老总袁延京指着一张巨大的照片对记者说,“她们走得就剩一个了。”照片上是大半年前,七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护工,站在皑皑白雪中。她们在“凤凰”待得最短的,还没有坚持到一个月。
由于“凤凰”地处偏远,工资待遇也只有区区千把块钱,干的又是伺候失能老人的活儿,在北京几乎招不到人。“北京的孩子对这样的工作夹都不夹一眼的,父母也是宁愿养着白吃饭也不会让儿女干这活儿。”袁延京说,“凤凰”是吃了不少苦头,费了不少劲儿才了解到,护工必须从更为穷苦的地方招来。现在的护工都来自甘肃、湖南、四川的农村。
问题是,人是来了,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田忠范说,做临终关怀的护工,心要至善,其他技术可以培训,脾气不好就没法子干。“到了这个阶段的人,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没有耐心,那肯定对老人好不到哪儿去。”在护工奇缺的情况下,“凤凰”还曾解雇过一个人:护工给老人洗脚,就洗脚面,结果搞得老人脚趾之间臭气熏天。
另一个问题是,人来了,能留住吗?这些年轻的姑娘对北京的想象可不是养老机构。一个呆得最久的护工说,在“凤凰”一年,都没进过北京城里,而护理院和她们家里的山沟没什么区别,并且整天就这几个人,说个话儿都难,寂寞也能寂寞死。更重要的,在这里挣钱也不多,这一点是她们难以忍受的。“什么苦都可以吃的,多脏也受得了,但是挣不到钱,没法跟家里交代。”
据了解,一个护工在“凤凰”最初只能拿到800块钱,过一段才能升到1000块钱多一点。就是这点工资,在记者采访时,还出现了拖欠。因为“凤凰”面临财务危机。
对于袁延京来说,“凤凰”的日子非常难过。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按照袁的账目,“凤凰”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加上3.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算一起,至少得12.5万元。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然而,“凤凰”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几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
为了节省成本,“凤凰”一度在伙食上做文章。可是,这很快就被家属发现了。“一星期吃五顿炒黄瓜,老人都怕吃饭了,真的说不过去。”连田忠范也看不过眼去。家属和袁延京对峙。袁发狠说:“这里不是五星级宾馆!”对家属而言,“凤凰”可以不是五星级宾馆,但是却也不能忍受老人吃不好。最终的结果是,6个老人迁出。“凤凰”的伙食也改善了。
这对本就艰难的“凤凰”是个不小的打击。据了解,按照北京养老最新规划,在2020年之前,北京市要使90%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北京市在加快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每年增加1.5万张床位的同时,试点由社会投资建设经营性养老设施。
然而,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凤凰”并不乐观。瞻念前途,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如果还不见改观,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
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它意味着,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