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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应对复杂,以无畏应对困境,以忠诚应对公众的期望,中国的改革者和决策者应该明白: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寄托在一架巨大而无形的历史天平上。这架历史天平以和谐为支点,两个托盘上,一边放着“效益”,另一边应放着“公平”!
如果我们把发展经济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社会公众的收入分配就应该称为“切分蛋糕”。“做大蛋糕”必须强调效益原则,效益优先无可置疑。而“切分蛋糕”自然要考虑公平原则,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原则的实践结果只能是相对公平。“做大蛋糕”与“切分蛋糕”是有机的整体,不能分割,不应该出现伤此及彼或舍此及彼的后果。
做“蛋糕”不易,分“蛋糕”更难。我们常说,今天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其实质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中国国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一言以蔽之,即如何有效迅速稳妥地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不久前,国务院正式公布的《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指出,将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并把这项改革置于今年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据悉,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起草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提交到国务院,相关方案有望于年内出台并进入实施。伴随着这项改革步伐的加快,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等共同参与的“央企高管薪酬规范”也有望率先出台。
动作的迅速与力度来源于问题的严重与急切。人们对收入分配的改革之所以翘首以待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收入分配上的矛盾积累已到了“破茧而出”的程度,不能有效地化解这一矛盾,不但“改革成果全社会共享”的基本目标难以实现,就是和谐健康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社会安定之大敌、劲敌。二是自去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已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倒逼”到必须尽早确立以内需为主要动力的增长模式上。而这种由内需拉动特别是城乡居民消费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很显然,只能是国民收入分配上的相对合理。否则,如果人数众多又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中低收入阶层缺乏消费能力,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国民收入的基本合理又怎样才能在保特多种分配要素、不损害经济效益、不重归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前提下,有效现实地贯彻公平原则呢?笔者管见,中国决策层有必要在以下诸点上运用大智慧、大决心与大魄力“破解”难题:
首先要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问题。全民资源非全民所有是分配不公的重要成因。这里所说的垄断行业大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具有很强的行政垄断性。其利润率水平偏离了竞争条件下的平均利润率水平,形成了高额垄断利润率,进而为大幅度提高本行业职工收入打下基础,同时也导致了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乃至混乱。再加之国家对国有垄断行业的工资外收入缺乏宏观调控,致使这些行业的收入分配几近失控状态。因此,只有打破垄断,引入竞争(除了极个别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需要保持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以外),才是治理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措施。
其次,要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问题。很明显,他们的收入应该最终由市场决定。然而现在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板”实际上是由政府选定的有行政级别的准官员。因此,要确定企业家合理的收入,核心问题是要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市场。政企分开必须在这个问题进行清楚的切分,而企业家的收入也就只能由市场和企业效益决定,避免了欠损下的畸型高薪酬。
第三,要大大提高中国劳动者的报酬。目前,在一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企业财富向资本倾斜。在多种分配要素中,与资本收益相比,劳动报酬低的问题日益突出。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中国劳动力特别是普通劳动力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而中国的资本又长期以来处于短缺态势。这就为企业压低劳动力报酬提供了很大空间。据了解,中国企业职工的工资一般仅占到运营成本10%以内。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又由于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劳动力报酬谈判机制,就更加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财富“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要从国家的角度,认真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压缩行政开支,打击腐败、杜绝浪费、实行严格的资金监督,尽可能地加大城乡居民收入的份额,在税收制度上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曾强调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许,人们并不知晓,被戏谑地称为“城民工”(与“农民工”相对)的城市一般工薪阶层的平均工资也仅为正常劳动价值的75%以下。如果按照去年GDP总额30万亿元计算,把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即拿出3万亿元人民币来返回公众,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境遇将会有多么大的改善,也就自不待言了。
第五,要进行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目前,已成为中国工人主力军的广大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仅为正常劳动价值的一半。让这些在城市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直接转化成城市居民,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势必得到更多保护,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会迅速提高。同时,农民人口的减少也会间接地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由国家财政出资,努力实现医疗教育社保的有差别的城乡全覆盖,这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虽然属于间接途径,但因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是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环节。如果有人对这些社会福利保障事业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中国公众因有医疗养老的后顾之忧引发的消费率大降,就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了。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5.4%,比22年前的1985年居民消费率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发达国家更是低了30个百分点。
仅仅从以上这些有点大而化之的改革列项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改变与调整中国现有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一项多么庞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从技术层面讲,这项系统工程既有白手起家的制度建立与健全,又有扬弃陈规的拆分与厘清。从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讲,这项攻坚性的改革必将触及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由此也会激起某种消极性抵制甚至对抗性怠工。无论是垄断性利益集团还是国企企业家,无论是可以执掌国有企业命脉的某些党政机构,还是处在劳资纠纷激烈之中的民营企业家;无论是集中了巨大财力也集中了分配权力的财政部门,还是因劳动技术含量低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农民工,都会在这项改革中用各种平和或激烈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的明规则潜规则在这种利益的博弈中显现,无数的明交易暗交易在权衡比较中运行。应该说,这场收入分配上的改革不会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所唤醒的公民权利意识会比任何一种改革都更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通,因而也将决定中国今后数十年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走向。
收入分配的改革与30多年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两个过程,都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然而,它对执政党的能力、理念、宗旨甚至道德水准来说,却是一场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考验,因为这是一场在利益多元化状态下的探索。以智慧应对复杂,以无畏应对困境,以忠诚应对公众的期望,中国的改革者和决策者应该明白:中华民族的未来就寄托在一架巨大而无形的历史天平上。这架历史天平以和谐为支点,两个托盘上,一边放着“效益”,另一边应放着“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