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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火爆的工业区少了两万人
“以前上下班高峰期走在路上,黑压压一片都是人,现在人少了,车也少了。”今天,深圳市车公庙工业区南区管理处经理王占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两年前,工业区还因为租金高而闻名,不知多少企业托关系找门路想在这里落户,而现在这里的房屋空置率竟高达5%至10%。
1999年,这里曾叫“天安工业区”,当时多是一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企业。经历几年转型后,这个工业区转为以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特别是软件开发和服务为主的科技园区,这里也变成了深圳人熟悉的“天安数码城”。
这里以配套完备、交通便利而著称。几乎有国内所有的国字号银行,超市、百货公司、饭店一应俱全,还有一个派出所专门负责这里的治安。
从去年开始,这个工业区就有企业开始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一家电线电缆企业,去年上半年每天的销售额都在几万元以上,到8月后开始下滑,一直到后来每天不到1万元。
也是从去年9月开始,这里就出现了空房。“天安有1000家企业,其中租房办公的企业有近200家,虽然数量少,但每个企业的占地面积和规模都很大。开始空置率是5%,后来一路飙升到10%。现在在8%左右徘徊。”王占辉说。
像他一样着急的还有工业区内的一家超市经理任老板。3年前,他签下了万店通连锁超市在天安片区的经营权,刚开始,只要到了下班时间,总有一批人涌向这里,连走道都是满的。“可现在呢?我把店里的5名员工辞掉了3名,成天在这里守着当店员。”任老板脸冲着门外空落落的街道迷茫地说。最要命的是,今年8月就要到期了,他连成本都还没收回来。
任老板认为原因是人变少了。王占辉从辖区警务室找到的数据是,2008年高峰期,辖区天安数码城总共有近8万人,到现在不到6万人了。
从“招工难”到“找工难”
2月8日上午,从广东茂名老家返回深圳找工作的小谭一早就来到宝安区群众艺术馆,这里将有一场免费招聘会举行。或许是因为星期天的缘故,入场招聘的企业只有30家左右,提供的也大多是保安、服务员、收银员等服务性岗位。在招聘会现场,小谭仔细地把每家企业的用人需求信息看了一遍。让她失望的是,她想找的文员岗位只有寥寥一两个,而且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这让只有高中文凭的小谭彻底失去了竞争机会。“再看看吧,要是还不行,就得降低自己的期望值,重新做回服务员,不管怎样,在深圳还是比在老家挣得多一些”。
20岁出头的小谭已在深圳工作了4年,饭店服务员、商场促销员、工厂文员,4年时间里,她换了好几份工作。受金融风暴影响,去年12月,她所在的宝安一家电子厂破产关门,小谭失业了。由于临近春节,她索性回家过年去了。但节后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她始料不及,从招聘会现场出来,她一脸愁容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去年宝安的工作还很好找,很多大企业都长期招人,现在招人的很多是小公司,而且要求都还不低。”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杨威也在招聘会现场发呆,他想竞聘的财务岗位竟然一个都没看到。去年3月,杨威从老家来深圳,没费什么力气就在宝安区一家仪器制造企业找到一份审核单据的工作。为了参加另一家公司的录用考试,去年10月,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当时觉得辞就辞了,没什么可惜的,现在考试没通过,新的岗位又找不到,想起来真是挺后悔的”。
从招工难到找工难,说起这半年里人力资源市场的逆转,深圳鹏程人力资源公司宝安分公司的胡经理感触颇深。他所在的宝安区是深圳加工制造企业密集区,去年三季度前,来招工的企业还非常多,服装、电子、玩具等制造企业和外贸行业都是用人大户,但随着去年10月金融危机的蔓延,市场形势一下发生了逆转,现在是僧多粥少,特别是制造企业的身影基本上看不到了。
一位制鞋厂负责人至今还记得去年此时招工难的“盛景”:当年春节过后,由于招不到合适工人,工厂甚至将送货车改装成招聘车流动招聘,既不限制年龄和性别,工资待遇也比以往提高了一两百元,但还是少有人上门问津。
而深圳市宝安区一家电子厂的老板刘伟源,去年年初还为招工问题大伤脑筋,尽管委托了好几家职业介绍所,但效果并不明显,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去年下半年。
根据劳动部门对职介市场的综合比对分析,到去年第三季度,深圳缺工数量仍达30万人,但在第四季度,首次出现了求职人数大于需求人数的情况。
“那时每天都接到20至30家企业委托招工,基本上有50%得不到满足。”深圳市宝安区内一家最大的人才市场的管理人员张焕斌说,现在企业普遍开始反映,随着职介成功率的上升,企业招工容易了。
与企业招工更加容易相对应的,是求职者应聘过程遇到的很多“周折”。今年22岁的陈兵杰是河南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工作一年后来到深圳找工作,按说有工作经验、有学历的他应该容易找到一份还算理想的工作,但他还是经历了一次“折腾之旅”。
他坐在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内的液晶滚动屏前看招聘信息,一边看一边记。不一会儿,他的眼睛就有点花,只好摘下眼镜闭会儿眼,旋即又戴上继续看。滚动屏上有200多家招聘企业,合他心意的却没有几家。
“大多是推销、保安、营业员这样的职位,而且写明了必须长期工作”,从郑州转道上海又来到深圳,大年初五就开始找工作。开始是在网上或其他途径找,有过被骗的经历后,才开始跑全市的人才和人力资源市场。他指着液晶滚动屏下面不断更新的求职信息提示对记者说,“你看,有这样东西的地方才正规”,那里有诸如“7月1日后,深圳特区内最低工资调整为1000元”之类的信息。
此前,他应聘过一家公司,除提供住宿外,1800元的月工资让他很动心,当天就拿着行李去报到上班。进了宿舍,他看到自己的铺位在上铺,他就问,我可以换到下铺吗?听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等过几天下铺的人走了,你就可以换下来了”。
心里直打鼓的陈兵杰第三天就走了。大年初八,参加完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牛年开展的“春风行动”首场招聘会后,“有两家企业有初步意向,待遇都不高,一个是电话咨询员,一个是健身房销售,现在就看哪家能让我先上班我就去哪家,先找个工作凑合一下,解决生存问题后再说其他的。”他说,来深圳后漂泊不定的借宿生活让他觉得必须早点找到工作。“现在我的要求不高,工资能上2000元就行,最好能解决住宿”。
四川青年罗飞以前从事金融行业,想在深圳找一份证券行业的工作。来了后才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证券行业招聘的单位越来越少,且多为类似电话接线员的岗位,他只好把目光从证券行业转移。于是,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至少争取到两家招聘单位面试。结果,他每天都在深圳各个区跑来跑去,一次从罗湖到福田振华路,他竟然转了3趟公交车。
用工荒?用工潮?
“说实话,现在我们的心里也没底,既怕没人来,又怕来了人却找不到工作,这主要是对目前究竟是‘用工荒’还是‘用工潮’难以把握。”2月4日,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位官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依照往年惯例,节后农民工返岗将有两个高峰,一个出现在正月初六至十二,另一个出现在元宵节后的两三天。
现在,即使是在深圳关内的中心城区,也随处可见餐馆或酒店在门前打出的招聘横幅。天安物业管理公司经理王占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往年他们缺勤杂工这样的低端岗位时,往往招不到人,即使提高工资也找不到,今年好找多了,一挂出广告,马上有人来应聘。
在罗湖区,一些高档的休闲娱乐中心门可罗雀。晚上,出租车司机在其门前“霸位”拉客的明显减少。一家以“雄牛”命名的高档保龄球馆,因为效益不佳,一次性裁员27人,后来以停业而告终。
2月2日,深圳市鹏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招聘人员一大早就赶到市劳动就业服务大厦“春风行动”招聘现场,他们希望招聘20名小区秩序维护员。“一上午我们才招到3人,主要是来应聘的人不多。”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年后这几天他们一直在招聘,但都没招满。绿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保安一职报酬相对丰厚,前往该公司应聘的人也比较多。但即便如此,该公司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仍然抱怨招人难。
艺车烧烤屋的招聘工作人员介绍,这次他们准备招20名服务员,工资每月1200元,包吃包住。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他认为这样的工资并不算低,但奇怪的是,来应聘的人依然很少。
“服务业占了全部招聘企业的九成,比去年同期多出三成,所提供的岗位数也比去年增加27%,包括司机、保安、餐厅服务员等岗位需求都比较大,但虽然目前参加招聘会的人流量上万,不少服务业企业仍然抱怨招人难。”
招聘活动主办方——深圳市鹏程人力资源配置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节后招聘情况显示,第三产业的需求量与去年第四季度数据相比有大幅度提升。制造业需求总量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拐点,行业正在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据深圳劳动就业部门透露,受市场需求下降和订单减少影响,去年四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大幅减少,目前深圳岗位缺口已达10万左右。为帮助外来务工者解决就业问题,深圳市将在3月底前举办300场免费招聘会,预计将提供20余万个就业岗位,这些岗位涵盖深圳零售商贸、物业管理、酒店餐饮、金融保险等行业。(记者刘芳武欣中)
“农民工司令”头一次求人
大年初七,春节过后第一个工作日,不到上午10时,位于深圳平湖街道大草埔的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顺公司”——编者注)门前已经挤满了节后返城打工的农民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女孩子。从堆在地上大包小裹的行李来看,很多人是下了车就直奔这里来的。公司门前的窄巷里,一条“欢迎新老员工回家”的条幅格外醒目。
来自河南商丘睢阳区固堆乡后张楼村的张俊英和她的几个同乡嚼着一节甘蔗,无所事事地在人群中闲逛,有着4年打工经历的张俊英看起来比她的同乡更成熟些,虽然说不清楚金融风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今年的工作不好找她却早就预感到了。春节前,她供职的东莞石龙一家电子厂就因为订单不足提前放了假。“过了年早点来,或许还能有一个好点的岗位”,为此,还在大年初五乡下年味正浓的时候,她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天上午,全顺公司的老板张全收一直不停的在打电话“推销”他的员工。“老板,你的工厂什么时候开工啊,我这里员工已经到了,都是女孩子,熟手,去年就在你们那里做的,随时可以上岗”,张的普通话里透着很重的河南口音。
对“农民工司令”张全收来说,这个春节是他当上司令后过得最焦虑一个。从大年初七上班开始,全顺公司每天都有二三百名来自河南、安徽等地的员工返城。
农民工出身的张全收曾创下有名的“全顺模式”: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组织起来,哪个厂需要人,就“打包”调过去,这个厂干完了撤回来再调到另一个厂子,即使没活干,工人也能在他的公司免费吃住,每天还能拿到40元的补助。在民工荒的年代里,张全收的业务一年比一年好,最多时手下有一万七八千人,除了珠三角的深圳、东莞,粤北的清远、韶关甚至福州、厦门的企业里都有他的员工,他也因此被人称作“农民工司令”。2008年,作为农民工的代表,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经济要素中的劳动力输出环节,张全收无疑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啸的寒意。全顺的客户多是家具、玩具和纺织这类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企业,从去年10月始,由于订单大幅减少,一些合作企业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顺公司,而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将他们遣送回乡,提前放假回家过年。
随着放假回家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他的队伍也在不断缩小,人数从1.8万逐渐递减到1.3万、1万、5000、3000,以至于有媒体说他现在是司令变成旅长了。虽然对这个说法张全收颇不以为然,但他承受的压力确是实实在在的。
实际上,作为人力资源企业,全顺真正的压力是在春节过后、员工们开始集中返城务工之际。“往年节后这一个礼拜,我这里至少能送出1万人,今年也就3000人。因为订单不足,去年要5000人的企业,今年只要1000人,一些企业还推迟了开工日期,这让张全收不得不采取“非常”的应对措施。
“让好安排上岗的女孩子先来,男孩子和年纪大的先登记,留下联系方式在家等着,等情况好转时再说。”以往“来者不拒”、以农民工蓄水池自居的全顺,现在也不得不关上闸门,限制人员流入了。“要不是控制着,每天回来的员工五六百人可能都不止,预计过了正月十五,回来的员工会更多。由于缺少岗位,全顺现在已经养了1000多名员工,吃、住加上工资补贴,一天就得五六万元。
与员工流入的压力相比,更让张全收焦虑的是员工的出口。按照张的话说,2008年之前,全顺牛得很,都是用人企业来求他们,今年情况截然相反,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全顺头一次开始求人了。尽管在和用人单位老板通电话时张全收的口气显得轻松豪放,但内心的焦虑却让人很容易就能感受到。
“作为一个企业,现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能想的办法都已经想过了,只能等待经济形势好起来。”张全收说。但他坦言,情况什么时候能好转,他心里也没底。
好在全顺在七八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了一些稳定的合作伙伴,这些企业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过全顺的帮助,现在全顺有困难,他们也答应尽力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