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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采访“民工荒”时,一家港资企业的负责人讲了一个真实故事:
这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企业,生产高峰时雇有6000名员工,福利待遇也颇具竞争力。受金融风暴影响,去年年底,该厂订单一度锐减7成。危机来临,港方老板没有裁员,而是希望能与员工一起共克时艰:没活可干的工人照样会领到工资。
令老板始料未及的是,员工们对这番好意并不领情,很多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因加班减少而辞职,还有几个车间的工人甚至组织了罢工,要求厂子恢复加班,这让老板很为难——没有订单,加什么班?
劳资双方的矛盾于是激化,直至惊动了劳动监察部门。一番调查后,劳动监察部门认定厂方没有违法行为,却发现平时员工工资待遇高是因为加班时间过多,最终的处理意见是,该厂今后要对加班过多的问题予以改正。
本来工人是因为不能加班而与资方产生矛盾的,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勒令厂方减少加班时间,看似荒谬,却正是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对高度依赖外源经济和加工贸易的珠三角地区来说,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曾一度遮蔽了劳资间的诸多矛盾:
首先,农民工的薪酬待遇过低,生产环境恶劣。以东莞为例,目前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770元,这一标准低于周边的广州、深圳,也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很多工厂以此作为薪资底线,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长时间的加班来赚取。纵向看,员工福利待遇的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增长水平。
其次,对农民工的待遇不平等。作为外来者,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弥合;对城市而言,他们更像是匆匆的过客。而且,农民工维权的渠道和手段严重不足,更无法谋求与资方沟通和平等对话的地位,这也增加了农民工务工的风险和成本。
于是,当金融风暴袭来,外需受到抑制、企业盈利下降时,农民工生存之艰辛开始集中显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珠三角地区目前依然高度依赖以低廉人工成本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的胁迫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必然导致对农民工生存状况和权益保护的淡漠。因此,当金融危机降临,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农民工,当受到的伤害大于收益预期时,他们就会毅然选择离开,流向更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据有关部门调查,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正悄悄发生变化:一是集中输入地由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为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同步聚集;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拉动内需型转移;三是就业形式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
眼下,在珠三角地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变。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这一轮民工荒的出现,也许会促使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更深刻地反思在以往发展中积累的弊端,积极催生善待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出台,唯有如此,珠三角才有可能重新成为农民工流入的“洼地”。否则,“民工荒”在这里将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