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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所有同事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回到生产线上,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合适的、是非法的罢工。”一位女性主管拿着高音喇叭,向在座的四五百人如此喊话,给他们思考的时间是15分钟。
当李林(化名)给《中国经营报》记者看这段视频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英特尔的成都工厂里。李林是这个工厂的一个普通MT(技术操作员),他和他的同事们因不满薪酬的问题,在8月18日选择滞留在食堂里,而不是去生产线上。
虽然此事已经过去半个月,但英特尔中国公司对此依然讳莫如深。对于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如何解决,截止到发稿,本报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答。这是他们在2009年2月份宣布将上海工厂搬迁到成都时所没有想到的。“我不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英特尔中国公司中国企业责任关系总监杨钟仁表示。
一场始料未及的“罢工”
在成都主要干道的候车亭灯箱广告上,随处可以看到2009年5月才退休的英特尔前董事会主席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的形象,他以成都荣誉市民的身份,道出对这座城市的投资信心,“我们相信,这场地震绝不会动摇英特尔在成都做大的决心!”
但贝瑞特恐怕也没有想到,在英特尔想在成都做大的时候,首先动摇的是员工们的决心。
“其实对薪酬的不满积郁已久,只是现在终于爆发了。
”李林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事件的导火索是上海员工逐渐搬迁到成都之后,出现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和李林一起不愿意回到生产线的MT们,在英特尔成都工厂有1000人左右,他们被分为A、B、C、D四组,实行翻班制度(即轮班制度,以保证24小时不停工)。“一线的技术工人不同于管理层或者工程人员,大多数都是大专或者中专毕业生,”李林的同事们说,最初他们奔着英特尔这样的大公司去,就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收入。但工作之后才发现,一个大专生月收入只有1400元,中专生只有不足1000元,这还要扣除相应的公积金等费用。
这些积怨终于在上海的员工分流到成都工厂以后开始爆发了。“同样的一线工人,上海员工要比成都本地的月收入高4倍以上,轮班津贴(一种技术性津贴)也比我们高,完成目标考核还有1000美元奖金,我们只有一点超市的代金券。”李林和他的同事们于是在8月18日的午后选择滞留在餐厅里,但他们并没有在主管要求的15分钟内返回生产线,而是坚持到下午晚些时候,当时的情况是,英特尔总部承诺在9月初给予答复。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在2009年2月份的调查,英特尔确定上海工厂搬迁后,提出了将员工分流到成都厂和大连厂的计划,愿意分流的员工保持上海原岗位的工资待遇不变,不愿意分流的员工按照“N+4”补偿方案进行补偿,N为工作年限,即以工作年限内的月平均工资为基准,在年限补贴上多补偿4个月。按业界的估算,分流到成都厂的工人大概在400至600人之间。
就员工们反映的工资待遇问题和分流情况,英特尔中国公司公关部孟女士表示,英特尔成都工厂的运营和生产活动一切正常,员工反映的情况和网络上的传言都是不真实的,“对于这样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工厂的日常运营相关问题,我们不做评价”。
但李林和他的同事们还是提出了他们的六条要求,其中包括:凡是生产线一线员工,每个人基本工资每月增加150～200美元,此次增加立即生效,并马上写到新的聘用合同中;改变公司的管理与招聘制度,严禁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没有任何管理经验的人来充当主管之职;改变员工升职政策;增加津贴,达到上海的水平等等。
“管理层承诺在9月初给予答复。”李林说。就此记者询问了孟女士,但截止到记者发稿,也没有得到公司方面的回应。个别员工向《中国经营报》记者透露,总部只同意适当上浮轮班津贴。
对于英特尔员工所道出的工资水平,记者在咨询同行业人员时,他们都表示吃惊。“虽然因为经济危机,我们公司的同类技术人员工资没有按照惯例上涨,但也没有下降。”一位来自美国硅谷、在成都高新西区投资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很多效益好的民营小企业薪酬水平要比英特尔高出至少20%。
英特尔的微妙西迁
成都人对英特尔和贝瑞特的熟悉程度,完全不亚于同样出现在灯箱上的歌手张靓颖、作家洁尘等本土人物。英特尔和贝瑞特有如此的知名度,是从一段故事开始的。
在2002年5月举办的“数字化西部成都2002”活动中,贝瑞特寻找一个他在2001年7月、在成都拍摄到的玩电脑的小男孩,并告诉媒体:英特尔要送给这个小男孩一台他非常想要的英特尔最新、最快的2.5GP4电脑!
这份慷慨,让成都人熟悉了贝瑞特和英特尔,“策划”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就是英特尔在一年后正式落户成都,建设芯片测试封装厂。这是英特尔在对上海、苏州、深圳、西安、成都等5个城市进行长达两年的考察和比较后,做出的一个选择,其一期总投资3.75亿美元。
随后,在2005年3月23日,英特尔与成都市政府签订第二期项目《投资备忘录》,宣布追加投资额度,二期工程于2006年10月25日竣工,使英特尔公司在成都市的总投资额达到5.25亿美元,员工人数达到1300人。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2009年1~6月,英特尔成都工厂实现出口10.6亿美元,同比增加221%,5月份仅出口就达2.7亿美元。
直到2009年2月,当英特尔宣布将上海浦东外高桥工厂搬迁到成都后,确实显示出了其在成都“做大”的决心。“英特尔搬迁是必然的,主要是因为上海工厂的劳动力成本和运营成本太高了。”半导体行业专家莫大康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只是英特尔太按照“美国方式”做事了——这包括按照企业意志从一个城市搬迁到另外一个城市,在同一个工厂同样的岗位可能出现不同的薪酬。“通过成都事件可以看出,显然英特尔还不懂得入乡随俗。”莫大康说。
对于英特尔上海工厂的搬迁,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公司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俞勇当时也向媒体表示,“真是非常意外”,但他们理解,英特尔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绝非一时冲动,也不可能收回。
事实上,英特尔之所以撤资关厂,关键在于资本通常总是流向低成本地区,1995年英特尔落户外高桥是这样,现在将业务整合到成都工厂同样如此。从国际上看,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到一个地区的“生存期”一般为10年到15年,而英特尔外高桥工厂运转已近14年,正式投产也已超过11年。
按照英特尔的计划,他们将于2009年底完成上海工厂的搬迁。成都海关方面资料显示,从7月20日开始,英特尔从上海搬迁的设备也逐批地运抵成都。
成都IT业投资生态镜像
在2005年,成都能够击败其他4个城市,让英特尔落户,并不是靠策划那样一个故事就能够成功的。英特尔对成都投资环境的考察非常苛刻,甚至连工厂落户地的村庄在拆迁后,小鸟在哪里做窝都要寻找解决方案。
随后,在英特尔决定扩建一期项目的时候,成都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一位成都当地官员透露,当时重庆投资80亿美元兴建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急切地想将英特尔引入到重庆,因此给出了优厚的条件,“英特尔当时已经动心了”。但成都随后细致入微的工作还是让英特尔留了下来,这也显示出有上海宝钢工作背景的成都市市长葛红林的运筹能力。
但上海工厂的西迁,却让成都方面低调起来。“一方面在于上海是都江堰震后重建的援建方,怕有挖墙根之嫌;另一方面怕引起对投资环境的负面解读。”上述官员表示。
就英特尔的“罢工事件”,《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劳动保障局综调处王处长,她表示该局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投诉,也不了解详情,因此不做任何评价。而英特尔公司所在的成都高新西区管委会,则拒绝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
“这就是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尴尬:英特尔的搬迁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地方政府甚至将此作为评价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莫大康表示,英特尔搬迁到成都是对的,也符合成都的政策,即做大半导体产业集群,但英特尔的“老美”作风,让地方政府一时适应不了。
但立志于做大IT行业的成都市却在推动产业发展政策上不遗余力。在软件外包方面提出做中国的班加罗尔的口号;不久前引入阿里巴巴落户成都,后者提出将投资追加到1亿美元,成都为此要立法保护电子商务。
据悉,目前成都市有近千家软件及服务外包企业。“在高端人才方面的缺口数以万计。”致力于IT行业的猎头公司成都英联公司负责人阴先生表示,从英特尔罢工事件分析,成都IT行业一线技术人员待遇低、流动性差是当前的主要特征,而且英特尔的待遇也明显比华为、大唐等公司要低得多,其大公司的优势正在丧失。
“随着半导体行业竞争的激烈和利润越来越薄,整个行业的导向已经变了,很多企业转行做太阳能、LED去了。”莫大康表示,这让地方政府做大产业集群愿望,正在丧失成本优势的支撑,不排除英特尔若干年后会继续搬走,比如去正在建设中的越南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