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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8月27日讯】看起来,华尔街的薪酬问题又一次引起了薪酬沙皇费恩伯格(Kenneth Feinberg)的注意。
诚然,大多数专家都相信,这个行业的奖金文化的确是在去年的危机当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但是至少迄今为止最为广泛接受的一种“修补”,即将奖金的很大一部分以限制股的形式发放,其实完全是于事无补。这样的要求根本不足以防止管理层承担过多的风险。这种做法最终依然会导致种种意料外的不良后果,既不利于股东的长期利益,也不利于公众。
要了解这一方案的最基本缺陷,我们就必须了解奖金接受者的动机。这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囚徒困境,一种博弈论中的经典问题。
具体说来,所谓囚徒困境,就是两名同谋犯罪者双双被捕,而且他们彼此又无法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罪犯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条件:
第一,假如双方都能够对罪行矢口否认,则双方都将被判处最低的六个月监禁。第二,假如囚徒甲承认了双方的共谋犯罪,而囚徒乙拒不认罪,则甲就将获得释放,而乙却将入狱十年。第三,假如囚徒乙承认了犯罪,而甲保持沉默,则乙就将释放,而甲将入狱十年。第四,假如甲乙双方都承认犯罪,他们将各自判刑五年。
最佳的共同选择,就是双方都保持沉默。问题在于,两名囚徒都无法彻底相信自己的伙伴,而又无法及时地沟通,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被判刑五年。这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完全自私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并非最佳的结果。
风险共谋
那么,这一囚徒困境和华尔街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大多数华尔街公司都有风险控制的机制,来确保任何一个决策者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单独的决定都不会承担让整个公司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这就意味着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在于所有相关方面的集体行为,就像囚徒们的前途是取决于他们的集体决定一样。
和囚徒一样,一名奖金接受者所面临的也是四种可能性:
“我可以承担较少的风险,接受较低的薪酬,并且相信我的所有同事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尽管我承担了较少的风险,并且因此放弃了部分奖金,但是我的同事却不肯这么做,他们都为了奖金承担了更高的风险,而他们的作为又会对股价造成消极影响,要知道,我的奖金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股票。”
“我可以承担风险,让我的薪酬最大化,而我的同事却不会这么做,这样,我的个人决定是不会真正影响到股票的价格的。”
“我寻求奖金的最大化,我的同事的做法也都是一样,于是,我的公司自然就处在非常脆弱的位置,但是归根结底,我至少尽自己所能为自己争取了收入。”
眼前的金融危机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华尔街,事情正是按照最后一种逻辑发展的。对于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而言,这最后一种确乎也是最合乎理性的选择。更加不必说,这样的选择最终所导致的,正是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关重要的一点,即,奖金究竟是以现金还是优先股的形式发放,其实根本不是问题的核心,也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逻辑。只要所有的参与者不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或者他们不能确切掌握同事的行为,他们都唯有选择先确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将奖金转为优先股并不能带来多大的好处,那么,它会造成怎样的害处呢?事实上,许多公司都已经开始将一些奖金转为股票来发放了,而这多少也可以在企业内部培育一种更加看重股东利益的文化。不过,过分强调薪酬的股票特性,又会造成若干其他的风险。
比如说,使用股票奖金来作为风险控制解决方案,很容易就会造成一种假象,让人们相信这一目标已经达成,这在客观上显然会对新的、真正有效的方案的出现和贯彻造成障碍。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华尔街还必须维持他们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错误的目标
理财服务公司承担着受托人义务,他们必须在客户、股东和雇员之间谋求利益的平衡。换言之,随便对雇员和股东的利益采取动作,就可能会破坏这一微妙的平衡,并造成对客户利益的影响。
那么,应该怎么办?简而言之,管理层的薪酬或许的确是一个监管系统中的软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现在的整个奖金文化,其最初之所以能够建立,初衷恰恰是试图对整个薪酬体制进行合理化改革,比如国税局162(m)法规就发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者的推出是为了限制某些高管薪酬的扣除额度。
监管者其实最好还是撤除某些障碍,增加整体薪酬结构中薪水的比重。最终,所谓薪酬问题很可能还是需要若干步骤的迂回解决。
撤掉现有的162(m)之类的导致薪酬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存在,确保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更加专注于风险控制问题,让整个行业按照更好的实践指导行事,不必说,我们还应该放弃那种“太大而不能破产”的想法,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在鼓励所有人承担不该承担的风险。
听起来,这一切都是极难做到的。不过归根结底,我们恐怕也唯有如此,我们总归不能持续为这些承担了过多风险的企业承担风险。
(本文作者:Jeffrey D. Korzen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