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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每每遭到讥评,于是就有了中国式的 “限薪令”——财政部在日前下发的征求意见稿文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人民币。而农民工的薪资,也配合着大形势而减少。出于保证就业以及社会安定的考虑,地方政府一般鼓励减薪不裁员。然而,一样的限薪、减薪,在国企高管那里,可以减到董事长只拿原来薪水的十分之一而生活无虞,继续领导企业向前进;到了农民工那里,原本1700元的工资,降到1050元之后,在城里就呆不下去,只能选择二次返乡了。
“中国式限薪”也就是我们十分习惯的 “领导带头”、“率先垂范”,所谓“企业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业绩降、薪酬降,为职工群众作出表率”,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注入一些道德诫命,并以此引发蝴蝶效应,带动更广泛的人群一起来共克时艰。
毋庸讳言,危难时期这样的做法,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我个人认为,眼下的“中国式限薪”可能未必能够如以往那样取信于民,反倒容易成为企业纷纷降低农民工原本就不高的薪资的堂皇借口。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
中国的国企高管身份天然地更接近于官员,他们一边享受着与体制内官员无差别的级别待遇、公务消费;一边则与市场接轨,领受着与其劳动相符或者不甚相符的天价薪酬。这种情况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只不过,以前公众无法知晓具体情形而已。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特性,也就决定了其轰轰烈烈的“限薪”运动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姿态,一种旨在消弭公众不平感却未必能够如愿的努力。
财政部“限薪令”封顶的280万元年薪,就不免令人疑惑:国企高管们此前到底拿了多少薪酬?既然封顶280万元,那是不是都要高于这个数字?即便没有这些疑惑,也会对其“身价”的市场价值表示不解——有多少国企的赢利真正与高管们的“管理”相关?在不对外人开放的游戏中,其身价几何由谁说了算?
更让人担心的是,按照此种“中国式限薪”思路的惯性,下一步,减少员工特别是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农民工的薪酬,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上亿的农民工每个人都面临的 “中国式困境”,大体上是不予理会的。与国企高管不同,这一群体的薪酬透明而微薄,很多地区十多年一贯制维持在千元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他们不仅没有可资挥霍的公务消费,甚至连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险都付阙如。他们被用来“共克时艰”的工资,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危难时刻的万众一心不仅让人感动,也十分必要。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沿用以往运动式的思路,不考虑人群的实际收入差别而强力推进“中国式”限薪,首当其冲受害的显然是那些收入微薄、抵抗力贫弱、话语权缺乏的农民工。 30年改革开放固然极大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也产生了 “农民工”这样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人群,然而,由于体制原因,这一人群并没有享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现代化成果,所以越是危难时刻,越是要给他们特殊的关照,因为危机面前,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弱。
有论者认为,应当把国企高管薪酬纳入法治化轨道,一是透明,再就是与绩效结合;也有论者呼吁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实现同工同酬。尽管这样的设想前路漫漫,并非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能够一点点落实,一步步推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带给全体国民实实在在的成果。
果真如此的话,类似“限薪令”这样的表态可能就会少一点,企业降低农民工薪资的堂皇借口也少一点,而农民工群体的被剥夺感也会逐渐减少。相应的,中国经济也可能就此被注入更强劲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