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投资指数型企业应该是一个风险投资从业者的常识，然而现实往往不是这样。

早期的指数型企业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愿景很大，故事很动听，但商业模式模糊，赚钱更是遥遥无期。

因此，我们总是会不知不觉地用一些确定性的指标去衡量和要求它，反之，我们也会很轻易地将一些有明确盈利能力的企业当成指数型企业来对待。

什么是指数型企业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企业算得上是指数型企业呢？

指数型企业这个概念最早由硅谷风险投资家艾琳·李提出，奇点大学执行理事萨利姆·伊斯梅尔在《指数型组织》一书中作了详尽的描述，并提出了打造指数型企业的11种最强属性。

指数型企业是指在运用了高速发展的技术和新型组织方法，让影响力（或产出）相比同行发生不成比例的大幅增长的组织（至少10倍）。

高风险高收益的属性，决定了风险投资人只能投资指数型发展的企业，因为风险投资介入时，企业往往还没有被清晰验证的商业模式。

很多你投资组合中的企业大概率会发展得不尽如人意，甚至中途挂掉，这就要求在下注的时候，要把眼光集中在有高速发展和超高赔率可能的地方。

所以，彼得·蒂尔就将他的投资原则总结为：

• 投资足够多的可能的从0到1的企业；
• 发现其中真正牛逼的公司；
• 倾尽财力支持它。

彼得·蒂尔所讲的0到1的企业，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指数型企业。要投到这种以指数级发展的企业并不容易，但这也是我们从事风险投资行业的乐趣和意义所在。

指数型企业首先必须有一个宏大到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愿景，按伊斯梅尔的说法叫「崇高而热切的愿望」，即PMT（Massive宏大Transformative变革 Purpose目标）。有了这样的愿景，你才能凝聚势能，快速积累人才、资金，并将这种势能转化为壁垒。

第二，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技术。符合指数型特征的企业一定是一家数字化、智能化和在线化的企业。很难想象一家资源驱动型或关系驱动型的企业会成为指数企业。只有数字化、智能化和在线化的企业才有可能受益于摩尔定律，做到边际成本递减和边际效用递增。

第三、水到渠成的商业模式。很多企业最后没有跑出来，一个原因是没有找到一个巧妙地连接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QQ曾经经历非常痛苦的早期阶段，拥有庞大的用户，却不知道怎么变现，差点就把自己给卖了。亚马逊7000多亿美金的市值并没有与之匹配的盈利数据，然而没有人会怀疑它的盈利能力。人们更在乎的是指数型企业的价值（潜在的盈利能力），而当下的盈利能力很有可能是来自对未来的透支。

收益递增和两个商业世界

社会的发展总是不均衡的，同样的国家，同样的城市，因为知识和观念的不同，而分割成不同的商业世界。很明显，在我们的商业世界中，也存在着至少两种商业逻辑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两个世界对应着不同的经济规律。

它们在行为、风格和文化上存在差异，它们要求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战略，以及不一样的企业家类型。

这两个世界，一个叫收益递减的世界，一个叫收益递增的世界。

边际收益递减是指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换句话，就是虽然其产出总量是递增的，但增长速度不断变慢，最终趋向衰减。

换个稍微通俗的说法是，当消费者消费某一物品的总数量越来越多时，其新增加的最后一单位物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效用通常会呈现越来越少的现象。更直观的例子是，我们饥肠辘辘时随便吃什么都觉得无比美味，但再吃更多就会觉得不过如此。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发现的，假设你生活在美国，那么在你的年收入达到7万美元之前，快乐曲线、生活满意度曲线是与收入曲线是高度重叠的，但是，当你的收入变得更高时，这些曲线就会出现极大的偏离。7万美元是一个分水岭，超过了这一点之后，金钱就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一旦人们获得了足够的报酬，或者说，当满足基本需求不再是一个他们时刻关心的问题时，外部奖励便失去了效力，而内在奖励（ 也就是内在的情感上的满足）就变得更加重要 了。

按叔本华的说法，「人生就像摆钟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痛苦，当欲望得到满足时就无聊。」这可以算是人生的边际效用法则。

我们当下的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运行的，它们遵循投入-产出，多投入多产出的模型。这种类型的企业，我们称它为线性增长的企业，或者干脆就叫它传统企业。

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被称为经济学的公理， 由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现并创立，200多年来的商业史似乎都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知识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到来，使得边际收益递增变得可能。

收益递增规律是美国经济学家Paul·Romer提出，他认为好的想法和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知识的传播以及它的变化和提炼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好的想法和知识非常丰富且能以很低的成本复制，因而在以知识为基础，利用创新和高新技术来支撑经济发展的时代，收益递减规律不再起支配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收益递增。

关于收益递增理论，最明显的例子是摩尔定律和网络效应。

1965年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曾经预言，计算机的主要元件半导体的处理速度每18-24个月就会翻一番，而价格会保持不变。摩尔的这个预言后来成了著名的摩尔定律。摩尔曾认为这种发展态势至少会持续5年，没想到已经过去了50多年，摩尔定律依然有效。

无论是英特尔，还是微软，包括马斯克的特斯拉，以及小米，都得益于摩尔定律的持续发酵。

另一个例子是网络效应，也称梅特卡夫效应，即网络的价值是其用户数的平方。

换句话说，很多平台型互联网公司，用户越多，价值越大，就像电话，单独的一台电话并没有什么价值，两个人之间连接起来才有了价值，连接的电话机越多，这个网络的价值也就越大。

当年阿里的来往、网易的易信、小米的米聊，之所以败给了微信，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产品本身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因为微信庞大的用户群形成的网络效应，让其他竞争者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数字经济因其边际成本无限趋近于零，加上网络效应，就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局面。

网络效应也是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防御壁垒，它对技术公司价值创造的贡献率达到了70%。尽管具备网络效应的公司只是少数，但是却创造了互联网经济的绝大部分价值。

所以，作为一个风险投资人，一项基本的技能是，能够快速识别出什么样的企业是符合边际收益递增的，什么样的企业是指数型增长。但这还不够，你必须在一个项目的初期就能够识别出这些特征。

很多传统的投资人并不喜欢这种低概率、高赔率的风险投资模型，于是他们选择被称为PE的投资方法。基于财务模型，参照二级市场的市盈率给企业一个确定性的估值，再辅以对赌和回购寻求一个稳定的收益，特别是在国内审核制为基础的上市准则中，还能获得一个制度性的价差。

但是这种非完全市场化的投资模式，最终必然会被更加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模式所取代。

比较思维和「登月思维」

在我们从小的教育和大部分的MBA教程中，有一种贻害无穷的思维模式，它的名字叫做比较思维。我们总是倾向于通过做得比别人更好而成为竞赛中胜出的一方。你好，我比你更好；你快，我比你更快。运用到企业经营中，以前有一句热门的口号叫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这种竞争策略在一个线性增长的市场仍然是非常有效的，这就好比是一个有限的游戏，竞争的双方共同争夺确定的市场份额，围绕各自的资源要素做文章。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讲的，数字世界的游戏是一个无限游戏，它遵从强者恒强的规则，没有明确的时间，也没有确定的边界。有限游戏在边界内玩，有目的，剧本化，参与者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结束游戏。而无限的游戏是视域的，奇迹的，参与者的目标是为了继续玩这个游戏。

基于比较思维的竞争模式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模式，类似白刃战，这种模式适合于比较稳定和静态的市场，规则明确，边界稳定，在这个范畴内，你要用到的是工匠精神，用匠心持之以恒地打磨产品。

当然，稳定个静态市场的形成，本身也是充分竞争的产物。

而在以知识和技术为导向，崇尚快速和网络效应的数字世界，比较思维是很多创业公司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与比较思维相对应的是「登月思维」。对于 「登月思维」，GoogleX的负责人特勒是这样说的：

你可能会认为，提高10倍就需要付出10倍的努力，但是，提高10倍其实要比人们通常想象的容易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直觉并不正确。

如果你选择让某种东西变好10%，很明显这意味着你满足于现状，因为你只打算让它变好一点点。而这意味着，你将会从现状出发，服从现有的约束条件，你将被现有的工具、技术和流程所禁锢，因为你只想尝试做出一点轻微的改进。

最终，这也就意味着，你将让你自己和你的员工参加到一场以全世界所有其他人为对手的「聪明竞赛」中。但是如果你立足于登月思维，如果你想要实现的目标是提高10倍，那么很明显，利用现有的条件根本没有机会做到这一点。你将不得不另辟蹊径、转变视角，用勇气和创造力来取代所有的聪明和资源。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要敢于开宗立派，创造新的物种，而且这事还不见得比提高10%更难。

事实上，那些指数型的独角兽企业，没有哪一个不是因为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品类和模式而做大做强的。

比较思维和「登月思维」是两种不同的企业经营观和创新观念，前者关注从1怎么走到2再到3，后者着眼于探索如何从0到1，两者无关高下优劣，关键是不要用错了场合，还有，它是不是适合你。

明明身处边际效用递增的世界，却用的是比较思维，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想法，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反过来也一样，当你身处一个静态的、边际效用递减的世界，却试图用「登月思维」快速改变行业格局，这毋宁是一种幼稚的狂妄，是另一种懒惰。

我们大脑的构成，注定它会有偷懒的倾向，它占我们身体重量的2%，却要消耗消耗25%的能量和水分，因此在面对复杂事件的时候，总是倾向于使用更加节省能耗的因果律的思维方式。

对于创业者来说，大胆尝试，寻找一切可能被指数化的机会是他天然的使命，而对风险投资人来说，从创业者天马行空的故事里，抓住那条「金线」，找到和现实世界之间构建联系的关键性证据，是他的能力基础。

这个证据细微而隐蔽，甚至就是其中最不起眼的部分，却决定了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指数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