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显然没有开玩笑。
宣称“到明年8月份，富士康在中国内地普通员工工资将在现行基础上增加一倍”的时候，郭台铭正在参加一次商业晚宴。不少人因此怀疑郭台铭可能是“酒后醉言”，或者“酒后失言”。然而问题在于，在此一周前，郭台铭在富士康于上海举行的中国总部破土典礼上，就表示过“预计今年年底中国内地员工的薪酬将超过中国台湾本部”。如果是玩笑，老郭不必连着讲两次，而且还都是富士康最为敏感的工资问题。
富士康在中国台湾本部员工的基本工资为4000元。此前，在经历过“员工跳楼”、“血汗工厂”、“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代工佬”等媒体和社会公众一系列质疑后，富士康于过去两年连续三次上调其在中国大陆的员工底薪，最终从900元涨到了目前的2200元。
现在好了，按照老郭两次的表态，2013年8月份富士康大陆员工的底薪将一举到达4400元！业界一下子炸开了锅。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这一素来讨论和争议不断的问题再次被提上案板。
实际上，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员工工资无疑都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成本支出，而对于有着百万大军的“代工王”富士康而言，员工工资甚至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最终利润率。对于一批又一批初高中毕业就进入富士康工作的80后、90后们的收入和待遇问题，人们习惯从道德的层面去看待，所以当工资从900元增加到2200元的时候，富士康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道德质疑”，但当这一数字从2200元增加到4400元的时候，道德层面的分析显然已经无能为力，富士康疯了？还是郭台铭仁慈了？近百万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对于利润“微薄”的代工企业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更直接地说，陡然增加的员工工资成本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富士康从哪里获得？
笔者认为，富士康将从两个地方获得。
2011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苹果公司的缔造者乔布斯去世了。乔布斯去世后不久，苹果公司市值达到世界第一，逾5000亿美元。但这个数字只是表象，其本质的意义在于：互联网移动终端设备领域发生了历史性革命，这导致世界上几大产业都被重新定义并正在经历深刻的洗牌。通俗地讲，PC业、手机业、电视业、出版业、唱片业……总之和信息有关的设备行业，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可是，这跟富士康有何关系？
自然大有关系。众所周知，富士康是做“代工的”，那帮谁代工呢？不就是帮PC、手机、电视机等制造商代工吗？以苹果取代诺基亚成为手机的“代名词”为标志，世界信息终端设备领域在过去两年所经历的历史性变革，正在给富士康这样的“代工者”提供新的历史机会。
具体来看，在以苹果为代表的“智能终端设备”横空出世以前，富士康为之代工的那些整机企业们，比如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其设备都在不断被商品化——即产业成熟度越来越高，产品技术门槛越来越低并且产品附加值越来越低，而这样最终的结果自然只有一条：那就是整体产业的利润率不断下滑。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机制造商利润不断下滑，为其提供组装和非核心部件制造的“代工者”富士康日子能好过？
翻开上市公司富士康国际控股的年报可以清晰的看到，自2007年到2010年，富士康年度营业额不断下降，2010年仅实现营收66.26亿美元，年度营业额较2007年高峰时的107.32亿美元锐减约38.3%。很多人会说，这肯定和代工领域的激烈竞争有关，然而在“规模取胜”的代工界，作为世界老大的富士康无疑处在最佳竞争位置，其整体营业额的不断下降，反映出一个根本性的商业问题：富士康为之提供服务的那个产业领域正在衰落，该产业整体的利润率下降直接导致富士康亦随之收入减少，利润降低。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指出，构成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之一即是其提供服务的客户市场，客户市场需求火爆且利润丰厚，那么为之提供服务的企业也可获利颇丰，反之亦然。这样的商业案例不胜枚举：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年，微软公司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火爆且利润丰厚的PC市场；反观2011年疲软的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尤其是可谓惨淡的柴油发动机市场，其下行之势不正是由于整车市场，尤其是商用卡车市场的低迷吗？
所以，当诺基亚的手机本身利润率就不高的时候，富士康别指望自己为之代工可以挣到多少钱。而现在，随着以苹果为代表的企业在智能终端设备领域的历史性革命，PC业、手机业等都在被重新定义和发掘价值，这也导致人们愿意为全新的移动终端设备掏出更多的钱——看看苹果的iPHONE手机在世界范围刮起的抢购旋风就可以知道。
在这种产业转变背景下，富士康为苹果公司代工一台iPAD肯定要比为诺基亚代工一款手机赚更多钱，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想想美国人民聚集抗议苹果公司在中国的“血汗工厂”时的愤怒，他们的口号是：“苹果赚了那么多钱，结果中国企业富士康的普通员工尽然只有不到1000元的工资，这太不道德了”，而他们的潜台词则是：“苹果应该把超额利润分给富士康一些，救救那里可怜的低收入的人们。”
2011年，富士康在营业额连续下跌五年之后，利润竟然神奇地上涨133.5%！5月21日，外界从江苏省淮安市台办获悉，由富士康科技集团投资逾2.1亿美元的苹果零组件生产线，将于今年10月在该市建成。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第一次宣布富士康将提高中国内地员工工资到4000元的那天，郭台铭还说了一句话：“苹果及其主要的供货商富士康将共同承担富士康提升中国工厂劳工待遇所产生的初步成本。”这一切显然都在表明，富士康现在有了赚取更多利润的机会，因为其客户市场正在经历产业变革，而这样的变革无疑将提高富士康的整体利润率，并最终使其“更有能力”去提高员工工资。
当然，这只是其一。有能力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一定要提高员工的工资——如果我们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的话。而对于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我们素来的印象是其无非就是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去赚取一点点微薄的利润，对于这样的企业，只要在工人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企业无疑是希望员工工资越低越好。那么，郭台铭及其富士康，为何狮子大开口要将员工底薪提高到4400元？只是因为富士康现在“更有能力”了？
习惯于客串富士康新闻发言人的郭台铭无疑是世界上最关心富士康发展与兴衰的人，因为他是富士康的老板。如果是别的任何人希望或者认为富士康应该涨工资，那可能都说明不了什么，但现在是郭台铭亲自两次的“承诺”，那问题就值得深究。
2011年7月29日，深圳的夜晚热气腾腾，郭台铭携妻子参加公司万人“街舞晚会”，兴许是一时开心，口无遮拦的郭台铭向外界透露，富士康将增加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量以完成简单重复的工作，2012年机器人数量达30万台，3年后机器人规模达100万台（数据显示，2011年前后的富士康仅有1万台机器人在生产线上）。
当天晚上，这条“百万机器人”的新闻所引起的爆炸性轰动丝毫不亚于这次富士康的“底薪翻番”，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在富士康国际控股的年报里，有一组分类统计数据挺有意思，如下图：
很显然，富士康的资产（主要为厂房、设备、原料等）主要集中在亚洲（即中国）、欧洲和美洲，我们只要简单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这些资产的收益率是不一样的，按照资产的收益率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亚洲、欧洲和美洲。考虑到富士康的120万员工，有将近100万都在中国大陆，当亚洲的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时候，我们显然有理由认为便宜的劳动力是其在这一地区收益也即利润最高的重要原因；而当欧洲和美洲用总共才20万的劳动力（相差约10倍）即创造出和亚洲地区仅一倍之差的收益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地区的富士康工厂，绝对是自动化程度极高。而之所以这些地区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是因为其劳动力成本更高，花钱雇人不如花钱买机器人，或者花钱引进更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富士康选择在一个地区是采用更多的人还是选择更高的自动化与机器人，最根本上是取决于其“成本—收益”之间的比率。说到底，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问题，而非道德问题——当然，900块钱的工资确实太过吝啬，翻翻更早几年的这组数据就会发现那时亚洲地区的设备资产收益率更高——估计这就是所谓中国工人的“血汗”吧。
言归正传，当中国工人足够便宜而能够实现低成本高收益时，富士康自然多多招人，毕竟一两千块的中国工人总是比机器更有优势。然而，当这种优势越来越面临危机的时候，比如2011年震惊世界的“富士康13连跳”——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问题是，近些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不断上升，那些90后年轻人们可不像他们的父辈，仅靠一两千块就可以轻松打发，而这导致富士康在中国素来倚靠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这可是代工王在亚洲的核心竞争能力），面对这个关系到富士康未来发展和根本竞争能力的问题，郭台铭必须做出选择和改变。
对于员工跳楼，郭台铭真诚地向公众道歉并承诺改善员工待遇，甚至连续三次上调工资，但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富士康在未来要面临的竞争力下降问题，富士康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将亚洲地区逐步向欧洲和美洲靠拢，于是，便有了富士康“百万机器人计划”。
在富士康2011年的年报里，即将离任的董事长陈伟良在《董事长报告》中写道：“我们认为，未来数年，该行业的成功将取决于自动化技术的强劲核心竞争力及产品开发工程能力……自动化已经成为管理层的首要工作重心，我们的目标是拥有自动化技术作为核心竞争能力……”
如今，富士康在山西晋城投资90亿元的百万机器人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如果到明年八月，这些机器人哪怕仅有几十万进入工厂，可想而知，一线的员工数量迅速降低是一方面，而仅有的少量员工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操控及维护自动化系统、工业机器人等）亦迅速会要求提高。而对于这些有了“技术含量”的员工，一个月拿4000多块钱，恐怕就再正常不过了。
最终，依靠自动化和机器人以及素质更高的员工，富士康将再次获得其同类企业无法匹敌的核心竞争力，而这，恐怕才是郭台铭一口气喊出“中国内地员工底薪翻番”的根本原因。
“企业有能力，在商业竞争上又极其必要”，富士康工资翻番，老郭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