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商人、二流官员、三流政客。1897年,郑观应在一封写给他的知己兼上司盛宣怀的密信中,自嘲“赋性愚戆,不合时宜,处处认真,则处处招怨。”此时,这位晚清很有影响的企业家,对于商业之中的政治派系斗争,已经备感倦怠。事实上,如果跳出纯粹企业经营的版图,从晚清政商两界的斗争去考察,可以发现,郑观应之所以能够获得在商界的崇高地位,绝不仅仅是由于卓越的商才。

　　清朝的中国,做官讲究同年、同门,经商则讲究裙带、乡谊。郑观应是广东香山雍陌乡人,香山是买办的盛产地,号称十个买办中就有九个是香山人。郑观应一出生,就有着一张进入商界的入场券。1858年,16岁的郑观应去上海闯天下,投靠叔父郑廷江,郑廷江是英资的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一年后,郑观应通过亲戚曾寄圃的关系,进入宝顺洋行。曾寄圃当时是宝顺洋行管总账的一等买办。

　　不过,和纯粹的商人始终不同的是,郑观应有着浓烈的当官梦。现在中山市的博物馆,还收藏着他家的两块木匾,“奉旨出使暹罗查办事件”、“钦命广西分巡左江兵备道”,这是郑观应两次非常短暂的“当官办差”的“纪念品”,十分引以为豪。正是主动向官场靠拢的意识,使得他没有停留在香山买办圈中,慢慢地接近了隶属于李鸿章的淮系的盛宣怀,并成为盛宣怀的王牌部队。

　　郑观应的亲友圈,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的同宗、当时任津海关道的郑藻如,当时正是李鸿章搞洋务的得力干将,花花轿子人抬人,郑藻如常常向李鸿章盛赞这位同宗的杰出商业才能。而盛宣怀也对他颇有兴趣,屡次向李鸿章引见。1882年,李鸿章途经上海,在盛宣怀的介绍下,郑观应第一次与李鸿章见面,正式与中国洋务企业的最大幕后操控者搭上关系。

　　后来,邀请郑观应加盟招商局,是经过李鸿章亲自点头的。在劝说他下定决心时,还有李鸿章的口信。为什么非得聘请郑观应进来?以我看来,郑观应独特的人脉渊源,可能比他的经营才能更重要。

　　郑观应是太古轮船的买办,而太古是轮船招商局最大的对手。招商局、太古、怡和这几大企业之间时战时和,一会儿疯狂价格战,打折打到两折、一折,一会儿又达成“齐价合同”,签订寡头之间的垄断协议,按比例划分地盘。这三家企业之间,一直在不停地谈判,如果能够把对方的CEO挖来,无疑是知己知彼的秘密武器。当年作为挑战者的百事可乐,就曾经把可口可乐的一位高管挖去,立竿见影。

　　与太古、怡和的商战,只是外战,其实,当时招商局的“内战”打得也很激烈。招商局历史上的内战,在李鸿章垮台、袁世凯崛起之前,主要有三条脉络。拼命插手进来争权夺利的官方,与想独立自主办企业的商人之间长期内斗;官僚系统中,反对洋务企业的顽固派、李鸿章的淮系、刘坤一的湘系,都存在冲突;招商局的股东内部,广东帮与江浙帮商人更是几十年来争斗不休,起初,广东帮以唐廷枢、徐润为首,江浙帮最初是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后来,则是以盛宣怀为领袖。要想在招商局呆下去,做出事情,不光要多财善贾,还要长袖善舞。

　　郑观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他的资历、才能、再加上为人比较正直,他在广东商帮中,声望很高,隐然是粤商利益和主张的代言人。他与唐廷枢、徐润,更是有着世交、亲戚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是盛宣怀的嫡系部队和私人知己。

　　郑观应第一次加入招商局时,正是盛宣怀的“旗昌收购弊案”东窗事发之时。湘系的刘坤一抓住这个机会狠查盛宣怀,逼得他只能暂时退出招商局。这样一来,李鸿章的淮系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靠得住、业务上有能力、能够镇得住不安份的广东帮股东的人,符合这几个条件的,只有郑观应。

　　官场之险,远胜商场。招商局的政治气候波诡云谲,郑观应前前后后三进三出招商局,备尝政治的凶险和无奈。可怜他空有一身商战救国的雄才,却只能无奈地扮演一个商场政客的角色。无论是汉阳铁厂、粤汉铁路,还是轮船招商局,都不曾让他长期地真正放手一展抱负。惟一真正让他一展雄才的,却是他早年掌舵的英资太古洋行。

　　这又岂是郑观应一个人的悲哀,又岂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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