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乌云笼罩整个欧洲,英国正在最困难的时候,温斯顿邱吉尔发表了传世演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未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这时候,在地球的另外一个侧面,中国军队和人民在巨大的军事劣势下,没有像法国那样投降,而是继续着已经延续了数年的殊死抵抗,抗击日本侵略者。每当我读到以下有关抗日的内容时,总是热泪盈眶。虽然他们现在仅仅变成了有关历史的文字与数字,但是正是他们的献身,才让我每每感到中国永远有希望。他们就是我们的动力源泉。

　　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八年间,国民革命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八九三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二一一四一九人。空军阵亡四三二一人,毁机二四六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

　　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二百余位;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中央军校毕业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革命军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

　　据中国大陆史学家记述,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

　　一个曾亲眼观察一九四四年四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四五八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四万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一九四零年五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一九四一年三月,在第二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三十三师团一部、三十四师团一部和第二十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十四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一万。我王部将士牺牲一万人以上。同年四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常德保卫战,此役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十余日,并因第九战区四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三位师长壮烈牺牲,第五十七师则遭遇百分之九十以上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一九四四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三路四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革命军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革命军守军一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上海五行仓库八百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一九四二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七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二千余,我寸土未被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常德会战中,暂编第5师死据石门,掩护73军全军渡河,后在撤退中伤亡殆尽。彭士量师长在接下掩护任务时,已知凶多吉少,预立遗嘱:“余献身革命,念年于兹,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党国。兹奉命石门,任务艰巨,当与我全体官兵同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歼彼倭寇,以保国土。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余恨”。警卫人员回忆,彭师长中弹倒地,慨然叹道"大丈夫能为国尽忠,死又何恨!"。英风激烈,永垂式范。

　　中国的“敦刻尔克”

　　二战时有过多次的大规模撤退,几乎每一个撤退都是由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组织的,只有在中国,一位民营企业家组织了一次影响整个民族生命的大撤退。1938年夏,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组织从宜昌抢运人员、物资入川,创下了战时运输的奇迹,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涌向宜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物资需要运输两年,但从10月中旬算起,这批关系抗战胜负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物资在40天内运走。40天中水位过去后,滞留宜昌的人员和物资被撤离一空,抢运出大量分兵工单位和轻重工业厂家,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珍贵历史文物等单位,仅抢运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冒着日寇轮番轰炸而忘我工作的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丁,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胜利。”

　　卢作孚生活非常节俭,粗茶淡饭,陋室布衣。一位友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居室:又闷又潮,低低的天花板下面,挂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黑漆的衣橱年代久远,没铺桌布的写字台,竹制的书架外加两把旧藤椅,这就是房中仅有的一切。

　　堪称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