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了文化的定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文化对管理的一般影响之后，再来讨论跨文化管理的理论就有了切实的意义。我们在讨论文化表象的差异时，恐怕已经感到学习文化的不易，因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将所有的表层文化差异都记忆下来，从而使自己去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那么，哪些是必须了解的重要差异，而哪些差异又不那么重要呢？本章将介绍的跨文化理论会帮助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如何区分文化是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如果我们同意第1章中我对文化特征的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根据一个群体中的人们所拥有的对人造环境的共同理解和归因等方面与另一个群体的不同来区分文化；也可以通过一个群体中的人对人类广泛面对的为数不多的问题所采取的特定解决方案与另一个群体的比较来对文化加以区分。本章介绍的4个最有影响的跨文化理论提出了区分文化差异的方法和维度，对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特定群体的文化行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这4个理论分别是：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1961)；郝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1980，1991)；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1995)；以及强皮纳斯的文化构架理论(1993，1998)。
2.1 六大价值取向理论(克拉克洪和斯乔贝克)
较早提出跨文化理论的是两位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Kluckhohn & Strodtbeck, 1961)。克拉克洪曾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现已故世。她曾参与太平洋战争时美国战争情报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组建的一个约30人的专家队伍，研究不同文化的价值、民心和士气。该研究组通过对日本民族的心理和价值观的分析，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不要打击和废除日本天皇的建议；并依此建议修改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二战后不久，哈佛大学加强了对文化价值研究的支持力度，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起资助克拉克洪等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一片有5个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社区共存的方圆40英里的土地上展开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六大价值取向理论就是研究成果之一，发表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他们认为，人类共同面对六大问题，而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这六大问题的观念、价值取向和解决方法就能体现这些群体的文化特征，从而绘出各个文化群体的文化轮廓图，而将不同的文化区分开来。他们提出的这六大问题是：(1)对人性的看法；(2)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看法；(3)人们对自身与他人之关系的看法；(4)人的活动导向；(5)人的空间观念；(6)人的时间观念。
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从自己的研究出发，指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在这六大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观念，而在这六大问题上的不同观念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行为。比如说，美国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复杂，不单纯地认为人生来善良或生性险恶，而认为人性可善可恶，是善恶混合体。他们同时认为人性的善恶有可能在出生以后发生变化。基督教的原罪说反映的是人性恶的理念，通过忏悔和行善可以洗脱罪孽、升上天堂，反映的则是人性可变的信念。相反，有的社会对人性采取较单一的看法，比如，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表现的是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而“三岁看老”则有一点人性难变的假设。这一点表现在管理上，美国强调制度，尽可能考虑人性恶可能带来的坏行为，在设计制度时严密仔细，事先设置种种限制以防坏行为发生；而中国则从人性善的角度，假设人不会做坏事，所以制度稀松，漏洞百出，到坏事发生的时候再去修补制度。
在人们对自身与外部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上，不同文化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讲求“风水”，选厂址、造房子、建工厂，都得先看风水才能决定。另外，房子的朝向、形状等也都得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和谐，那样才能人丁兴旺，生意兴隆。像海尔的工作大楼四面看上去都一样的设计恐怕就与此有关。而美国人就几乎不考虑建筑与风水的关系，强调的更是人通过改变自然环境去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达到自己的目标。因此，人主导环境是美国文化的特色，而人与环境和睦相处即为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的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事件的反应。比如，最近发生的东南亚海啸事件(Tsunami)，虽然大家都认为是天灾，但对天灾的归因却能反映出文化的差异。大部分的东南亚人将此事归结于命运，赶上了也算天意，虽然悲痛，但没有什么可以太抱怨的。也有的东南亚人认为此天灾的降临是人冒犯自然的结果，是人得罪了老天爷遭到的报应。美国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们认为，这是人类预测不准确，对可能的灾难预防准备不够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能设计更科学精确的仪器，或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提前准备好逃脱方法的话，这样的灾难就完全可以避免。
同样，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自身与他人之间关系的看法也很不相同。中国人把个体看成是群体的一员，个人不可以离开群体而存在。个人不应有与他人不太相同的特征，应该尽量合群，左右逢源。一个人如果个性太突出，太与众不同，就可能遭排斥，而变得格格不入。在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则应该牺牲自己的利益保全集体的利益，应该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应该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长期以来中国宣传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或多或少具有这些品质的。而美国文化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应与众不同，都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否则上帝没有造你的必要。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而不是对别人负责；或者说是先对自己负责再对别人负责。比如在飞机上，当有意外要发生的时候，指导语写的是：“先救自己，再救别人。”而不是不顾自己，“救“同志们”要紧”。另外，他们强调人的独立性，而证明独立性的重要一点就是离开父母生活，自己打天下。所以，美国青年十八岁就离家生活，即使自己的学校或工作地点离父母家很近，也一定会自己另找房子，独立生活。从另一方面来说，父母即使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将孩子送出家门，以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再看看在中国，许多青年成人后依然与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直到结婚才搬出去住，觉得很自然，本人也好，父母也好，社会也好，都认为理所当然。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想改编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其中的一个重要情节，即男主角与母亲同住，而且母亲还管教严厉，时时棍棒相见的情形。因为这样的情况实在不能被美国人所正确理解，会误以为该男青年心理有缺陷而拒绝接受这个本该是正面的形象。
第四，人的活动取向是指一个文化中的个体是否倾向于不断行动。比如，美国社会是一个相当强调行动的社会，人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更有甚者，不仅要动，而且要快。美国有一本管理杂志题名《快速公司》反映的就是这种价值观。而美国人创造的快餐食品，速递公司，也都是行动导向文化的产物。虽然美国的这种行动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商业社会的重要特点，但在许多亚洲社会里，静态取向，安然耐心仍然被视为美德之一，而非无所事事的表现。有时候，甚至提倡“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强调无为而治。所以，当美国人发现问题的时候，总是倾向于立即找出解决方法，然后实施；而东方人有时会选择静观，什么也不做，让时间和外界环境自然成熟，再抓时机去把问题解决掉。而这样的智慧则很难被美国人接受。
人在关于空间的理念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显著。中国人倾向于把空间看成公共的东西，没有太多隐私可言；而美国人、德国人却倾向于把空间看成是个人的私密之处，他人不能轻易走近。中国家庭中的房间常常没有单独的门锁，家里任何人都可随意进出，包括父母的房间，孩子的房间更不用说了。父母进入孩子的房间无需敲门，有的父母甚至擅自拆读子女的信件、翻阅子女的日记而不以为然。美国家庭的房子每一个睡房都有门锁，有的孩子还在门上贴上一个大大的“停”(STOP) 字， 以幽默的方式提醒别人尊重自己的隐私。在德国，办公室的门都是紧紧关着，居民区的房屋更是大门紧闭，窗户严实，连窗帘都一丝不苟地挂下。相反，日本人的工作空间是公共的，他们设计的办公室巨大，办公桌之间并无隔板，每一个人都能看见另一个人在做什么，或者一个团队的人在聚会与否。曾经有一个案例讲的就是日本公司在美国遇到的问题，他们的办公室设计方案遭到美国员工的强烈反对，甚至引起了法律纠纷。
最后， 身处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对时间的看法更加表现出文化差异。对时间的看法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时间的导向，即一个民族和国家是注重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另一个层面是针对时间的利用，即时间是线性的，应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还是时间是非线性的，在同一时间里可以做多件事。
关于时间的导向，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关注过去和现在，而较少注重未来；美国文化则很少关注过去，基本着眼现在和未来。这种导向的一个表现可以从中美两国创造的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稍见端倪。美国是科幻小说大国，科幻电影大国，关于未来外星人的入侵，机器人对世界的占领和威胁，星球大战的爆发，地球生态的哗变，如此种种，大多是美国文化的产物。中国至今没有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相反，看中国的电视频道，十有七八放着古装电影、戏剧或电视连续剧，唐代的、宋代的、清朝的……一部接一部，乐此不疲。
这种导向的另一个表现反映在做事的计划性上。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天与导师见面，他就给我一本日历，在日历上一个学期的会议都安排好了，例如，每周一下午四点钟在301房间，开会讨论所有的与教学有关的事宜。我当时大吃一惊，心想怎么开学第一天已经把整整一学期的会都计划好了，这在国内时我从未遇见过。后来去上课，教授总是在第一天把一学期的教案都给我们，每一次课程的讨论题目，需要阅读的文章索引，对每一节课的准备要求，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这在国内时我也不曾经历过，很受触动。在商业运作中，在管理中，美国人则更讲究计划性。如果你去看任何一个美国经理人的日历，上面通常都已写下了未来几个月的安排：商务会议，谈判，出差计划，休假日期，以及与别人的午餐约会，晚餐约会，等等。远程的商业活动更是提前半年一年就开始做安排了。这种习惯让着眼于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中的人很难适应——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半年后的某一天几时几分会有空呢？我怎么可能现在就与你定下半年后的一个约会呢？实在匪夷所思。这种由于时间导向不同造成的挫折感，在跨文化商业交往中经常出现。
此外，将时间看成线性与否也是区分文化的重要方面。美国人、德国人倾向于把时间看成是线性的，一个时间内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后再做另一件事，一个约会完了之后紧跟下一个约会，每一个约会在事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比如我去看医生，约的时候我告诉她们是我觉得胃不舒服，可是到那天去看病时，我突然觉得嗓子也不舒服，要医生帮我看一下嗓子。美国医生就会要我再约一个时间回来看嗓子，因为下一个病人在等他，他得按时间表做事。对我来说，我觉得他的行为不可理喻，难道我这个病人还没有他的时间表重要？而且我已经在这里了，为什么还要我再跑一趟？
相反，意大利人、中东人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则把时间看成是非线性的，一个时间内可以做多件事，不必按部就班有板有眼地按时间表行动，而必须随机应变根据当时的情况及时调整时间安排，不让自己成为时间表的奴隶。因此，在谈生意的过程中，如果突然有朋友自远方来访，他们会让谈判停下去招待老友，或干脆让朋友坐在谈判的房间里一起参加。他们认为，朋友比时间表重要，而且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工作也并非坏事。然而，这种随机应变却让美国人目瞪口呆，觉得对方太不专业，难以信任。
总结一下，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理论可以用表2-1表示。
表2-1 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
六大价值取向 美国文化 他国文化
对人性的看法 性本善和性本恶的混合体，有可能变化 善或恶改变很难
人们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人是自然的主人 和谐并受制于自然
人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等级观念)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重视等级)
行动取向 重视做事或行动 重视存在
人们的空间观念 个人、隐秘 公共
人们的时间观念 未来/现在一个时间做一件事 过去/现在同时做多件事
综上所述，用克拉克洪与斯乔贝克提出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来区分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平时观察到的文化差异现象，并对有些“异常”行为进行合理的解释。该理论没有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为什么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这六大价值取向上会如此不同。在本书中我也不对价值取向背后的成因做探讨，并且不对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价值判断。我将文化看成是中性的，无好坏或先进落后之分。我只讨论文化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如何影响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何影响企业和组织的运作和发展。
[page]
2.2 文化维度理论(郝夫斯特)
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至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理论，由荷兰管理学者郝夫斯特(Hofstede，1980，1991)提出。该理论是实际调查的产物，起初并无理论构架。20世纪70年代末，郝夫斯特有机会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那时，IBM大概是惟一一家全球公司。郝夫斯特的逻辑是，在IBM工作的员工大都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智力水平，个性特征也会比较相似。因此，他们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答案反映的不应是其他方面的差异，而更多的是文化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比如，如果一个人对“我总是比我们重要”这个句子非常赞同，而另一个人极不赞同，这种不同反映的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再比如对以下说法的赞同程度：“上级应该视下属为与自己一样的人，而下属也应对上司同等看待”，反映的也可能更多的是文化差异而非个体差异。
通过对各国IBM员工对于大量问题的回答进行因素分析，郝夫斯特发现有四大因素可以帮助我们区分民族文化对雇员的工作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的影响。1980年，他在《文化的后果》一书中发表了该研究的成果。这四大因素或四个维度是：(1)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着眼于个体还是集体的利益)；(2)权利距离(人们对社会或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3)不确定性回避(对事物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4)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追求物质还是强调人际和谐)。20世纪80年代后期，郝夫斯特又重复了十年前的研究，但这次包括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60。这次的研究不仅证实了这四个维度，同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维度，即：(5)长远导向与短期导向(着眼于现在还是放眼于未来)。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他1991年出版的第二本书《文化与组织》一书中。
下面我来详细介绍郝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的内容，对每一个维度做详细的说明。
2.2.1 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郝夫斯特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定义为“人们关心群体成员和群体目标(集体主义)或者自己和个人目标的程度(个体主义)”。他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在个体主义上得分最高(92/100)，居全世界之冠；而有中华文化背景的群体如新加坡人，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第一次研究中没有包括中国内地，因为那时在中国尚未设立分支机构)在个体主义上得分则很低(29/100)。
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别，工作午餐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美国，如果我想和同事共进午餐，一般我会事先预约一下，电话或伊妹儿，然后定下来午餐的时间。假定有三四个同事下周二都有空，我们约好在某个同事的办公室集合，很快讨论一下想去的餐馆，如印度餐馆，大家就一起出发了。到了餐馆，领班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餐桌，我们坐下后，她/他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份菜单。于是我们阅读菜单，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食物，印式三明治，咖喱羊肉或其他。几分钟后，服务员会走过来，挨个询问我们决定要点的食品，记录下来，收走菜单。我们于是开始聊天。
又过几分钟后，服务生会把我们点的食品端上来，准确地将每一个人点的放在那个人的面前。我们于是开吃，边吃边继续我们的聊天。吃得聊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示意服务生拿来账单，大家各付各的账，然后离席回各自的办公室，继续上班。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聊天时我得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反应外，其余一切我只要照顾自己的口味和感受即可，与他人无关。
再看看典型的中国午餐。一般来说，很多时候不事先预约，去敲一下同事的门，问有没有时间共进午餐，如果有，则同去。假定正好有三四个同事都能走开，于是我们一起出发，当然去中餐馆，但需选择可能是吃什么地方菜，川菜还是湘菜，粤菜还是沪菜。大家决定试一试新开张的川菜馆。进餐馆的时候，门口有几位服务生站着欢迎，然后领班出来，带我们入座。坐下后，他/她会给我们两份菜单，让我们共用，而不是一人一份。我们轮流或凑在一起看菜的品种，然后决定点什么。但因为上菜的时候菜会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一起吃，所以点菜的时候就得想到别人的口味，以免到时候某人没菜可吃。议论了一会以后大家都同意要五个菜，告诉服务生，便开始聊天。几分钟后，一个菜上来，大家开始一起吃，过一会儿，另一个菜上来，大家又开始上筷，边吃边聊，直到菜上齐，吃得差不多了为止。这时，服务员送来账单，谁付账呢？如果一开始召集吃饭的人没有明说是他/她请客的话，那么，这时每个人都可能掏出自己的钱包抢着付账，服务生则随机抽取一个以结束“争端”。在这个过程中，差不多每一步都不是个体独立的行为，选菜也好，付账也好，每做一事，都得把别人的喜好利益考虑进去，而不能仅凭自己的喜好行事。与美国人的午餐过程十分不同。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个体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目标、个人独立，而集体主义文化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不可分割。
2.2.2 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对权利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高的国家，社会层级分明，权力距离大；接受程度低的国家和民族，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权力距离则小。把中国与美国相比，很显然中国的权力距离比美国的要大。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权力距离，从孔孟提倡的君君臣臣，夫夫子子和三纲五常，到现代社会强调的在家听父母的话，不与父母顶嘴，在单位在学校尊敬领导尊敬师长，讲求的都是社会的秩序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等级。记得刚到美国时，我叫我的导师为某某教授，与我在中国时对导师的称呼相似。可是不久，我就发现我周围的美国同学都对导师直呼其名，“吉姆”，“山姆”，“哈里”随口叫。我当时很困惑，不知该怎么办。因为称“某某教授”很长，也拗口，而要我直接叫导师名字，我又实在叫不出口。想来想去，就决定什么也不叫。这样过了三四个月后，我发现自己似乎慢慢习惯了听导师的名字，于是终于有勇气直呼其名了，导师一点也没有惊讶的样子，好像理所当然。
与我师从同一个导师的另一个博士生来自韩国。我的导师在韩国名气很大，他的著作都被译成了韩文，所以来美之前，他就十分崇拜导师。第一次去办公室见导师，他鞠了一个接近90度的躬，以表敬意，结果把导师吓了一跟头，赶紧将他扶起。后来我们常常把此事当笑话讲。
我个人对韩国的权力距离之大也有实际的体会。韩国的公司一般层级森严，上下级之间关系明确，下级应该服从上级，而不能挑战。在我教的班上有几个来自韩国同一家大公司的学生，他们在公司中职位不同，有一个显然比其余的资历要深。我在安排小组案例分析时，有一个组里正好有三个韩国学生，包括那个资历深的，另有一个美国学生和一个德国学生。学期中间的时候，美国学生跑到我办公室，说他简直不能理解他们一个组员的所作所为，要向我报告一下。我问发生了什么，他说那个资历深的韩国学生从来不做事，小组案例分析他们分了工，每人负责一部分，但他却命令另两名韩国学生替他做他的部分，而那两名学生竟然接受了。他很不解。我也没想到他们竟会把上下级关系从公司转移到了美国的学校，似乎失去了来美国学习的本来意义。
权力距离大小在组织结构中会有较明显的表现。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的组织一般层级鲜明，金字塔比较陡峭，如日本韩国或者中国的企业；而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的组织结构一般就比较扁平，如美国、北欧的公司。另为决策方式也不同，权力距离大的国家倾向于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有时即使高喊民主，也是形式为多。权力距离小的国家则倾向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善于吸纳底层的意见，而作为低层的人也敢于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当然，权力距离的大小都是相对的。虽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权力距离小于中国、韩国或日本，但与许多北欧国家比，它的权力距离却是大的。这一点从公司的董事会的开法和座位安排上就能看出来。一般来说，去旁听美国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比如波音公司，走进会议室看一看所坐的位置，听一听讲话人的口气，你就大致能猜出谁是掌握权力的人或者主要的决策人。但如果你去北欧国家的公司旁听董事会，比如瑞典的宜家家居，董事会成员似乎随意乱坐，发言时也是七嘴八舌，有话就说，很难看出谁是权威人物。低调、平等是北欧文化的底蕴，大家从心里认同。
组织机构的扁平化和决策的民主化已成为西方国家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向，东方国家如果要学习，恐怕会经历长期的挣扎，因为这样的管理实践与东方社会高权力距离的文化土壤不算最弥合。
2.2.3 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指的是人们忍受模糊(低不确定性规避)或者感到模糊和不确定性的威胁(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人们敢于冒险，对未来充满信心；而高不确定性规避文化中的人则相反。在这个维度上，郝夫斯特混淆了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导致其研究结果模棱两可，有多种解释。
从冒险的角度看，美国文化当然得分高。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盛产创业者(entrepreneur)的国家，而创业者无疑是敢冒风险的人。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程度看，美国也应该名列前茅，因为美国人大都很少存钱(总的平均存款率可能是全世界倒数第一)，许多人不仅没有存款，而且借钱消费，贷款买房买车，度假逍遥。相反，中国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中的人在这两点上得分就低，创业者人数远远低于美国，存款率则高得惊人。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和亚洲人一般对模糊的指导语没有怨言，比如老师对学生作业的要求，不必对答案的长短，书写的格式，甚至上交的时间大限进行详细的交代；管理人员对下属的要求也只说个大概，不需一五一十地交代，下属会自己去“悟”。同时，对暂时不能得知的结果也能很好地忍受不知，比如刚考完试，并不急着想知道自己对错，而愿意放一放再说。对人生中未知的部分也能放手交给命运安排。所以，他们的不确定性回避程度较低。相反，美国人总是要求老师或管理者给出精确的要求描述，或职责描述，尤其是时间大限这一条，决不能含糊。另外，他们总是希望最短时间内得到反馈，对结果无尽上瘾。而且追求对人生的控制，不信命运，只信自己。如此说来，他们的不确定性回避又比中国人要高。
在商业合同上的表现似乎也反映出对不确定性回避的程度。美国公司的商业合同大都内容详细，细节清楚，任何细微的方面都不能有遗漏，所以一般一份商业合同总有几百页，厚厚一摞。而日本公司的商业合同一般都比较粗略，只包括最主要的内容和意向，很多细节留待以后再加以商榷和填补，因此页数不多。我们暂且不讨论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经济法律原因，单从表面看，显然日本人对不确定性回避要低，而美国人要高。
对不确定性回避的实证性研究很少。我这里介绍一个与冒险有关的跨文化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的奚恺元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韦伯教授合做的(Hsee & Weber, 1999)。他们同时问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哪个文化中的人更敢冒风险？结果美国学生说美国人更敢冒险，中国学生也说美国人更敢冒险。然后，他们给了这些学生一些隐含风险的情境，让他们进行选择：肯定性选择或概率性选择。做概率性选择即意味着敢冒风险。在这些隐含风险的情境中，有的与钱有关(称作经济情境)，比如投资；有的则与人际关系有关(称作社会情境)，比如，做某事可能会得罪朋友。结果他们发现平均而言，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敢冒风险的程度无显著差异，但冒险领域不同。比较而言，中国学生在经济领域中比美国学生更敢冒险，而美国学生在社会领域中比中国学生更敢冒险，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差异。这个研究表明，在讨论不确定性规避这个概念时，一定得区分具体的领域，以及其他的边界条件，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2.2.4 事业成功与生活质量
这个维度指的是人们强调自信、竞争、物质主义(事业成功导向)还是强调人际关系和他人利益(生活质量导向)的程度。第1章中提到的墨西哥工人的例子表明，墨西哥文化更注重的是生活质量，而美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事业成功。在这个维度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得分都不比美国低，虽然人际关系也是这些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日常的观察有时会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即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为了事业成功甚至愿意付出更多，而且家人朋友都接受。比如，中国社会一直歌颂为了工作不顾家庭的英雄人物，从古代“三顾家门而不入 ”的大禹到现代为了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干部或企业家，如焦裕禄，反映的就是这种价值观。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人是一周七天都工作的？或者一周有三个以上的晚饭是不和家人一起吃的？恐怕不计其数。此外，为了挣钱，有多少人离乡背井，留妻儿老小在乡下，而自己单独去城市打工的？或者为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与妻儿道别，出国离家的？
在这一点上，亚洲国家的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日本的员工很多下班之后不回家，而与同事一起去酒吧饮酒，作为上班的延伸，因为这个时间的交流对自己未来的升迁和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牺牲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可以理解。另外，如果在上班时间家里突然发生了意外，比如孩子病了，妻子生产了，很多人依然会坚守岗位，因为这样的行为是受到赞赏的。我在印第安那大学任教时还观察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与韩国文化有关的。印大的音乐学院在美国首屈一指，该学院的学童项目十分有名，很多孩子从小就在这里学习，长大成为音乐家。因为我的女儿学小提琴，我们就参加了这个项目。结果我发现班上有很多来自韩国的孩子，由母亲陪同来学习，交谈后才知道她们是孩子的“陪读”，其丈夫仍住在韩国工作，并不与他们同住。后来我在纽约的朋友告诉我，他在朱丽亚音乐学院有同样的发现。这些韩国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有音乐天赋，为了孩子的成功，她们不惜忍受与丈夫的分居，而承担起对孩子的全部责任。如果不是背后事业成功理念的支撑，恐怕很难坚持。
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不甚强调事业成功文化中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几近天方夜谭。如果为了挣钱或事业而错过了看着孩子成长的过程，错过了自己对孩子的言传身教，错过了自己对妻子的责任，对家庭琐事的参与，那么就是成了百万富翁，事业成功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欧洲许多国家公司对员工的福利待遇，包括对妇女生育的奖励，休假政策等都体现了对生活质量的重视。法国人到八月份差不多全去度假，瑞士的妇女生育后可以休长达两年的产假，体现的就是生活比事业成功更重要的价值理念。
事实上，就是像美国这个强调事业成功物质主义的国家近些年来已开始在这一导向上发生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家庭和个人生活质量，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下班时间到了的时候一般都会回家，而不留下来加班，或与同事外出社交。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不工作，起码公司的同事不会在周末打电话给你讨论工作上的事，已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否则会被认为扰乱别人的私人生活，极不礼貌。此外，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给员工提供各种对家庭和个人生活质量有帮助的服务，如健身房、按摩师、幼儿园，甚至小睡室，让哈欠连连的员工可以休息一下恢复精神。提供免费饮料和办公文具的公司更是不计其数。
2.2.5 长期——短期导向
长期短期导向这个维度是郝夫斯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次调查中发现的。这个维度是指一个文化对传统的重视程度。在他研究的前后几年，亚洲经济发展极快，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更是令世人瞩目。将经济起飞看成一个文化现象，郝夫斯特发现这四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传统的重视，而且有凡事都想到未来的倾向，而非只想当前，做一锤子买卖。这种长期导向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7之高，也就是说，在他所调查的二十几个国家中，长期导向这一条解释了经济发展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变异量！
中国人思维和行动的长期导向是我们大家都不知不觉的，因为太习惯了。比如,第一次与对方公司的代表见面，商谈一桩短时的生意，我们也会花很多时间介绍公司的历史、发展方向、各类产品线，以及人事组织结构等；然后让对方公司介绍自己的情况，全部完毕之后，才进入具体的项目谈判。如果是外商来中国谈判，一般都不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详谈生意细节，总是先要带对方参观一下工厂或公司，宴请对方，或请对方游山玩水，参与休闲社交活动，然后，到最后一两天才正式比较严肃地进入正题谈生意。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想了解对方派来的那个人的底细、那个公司的底细，那个人的人品是否可靠，是否值得信任。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因为我们下意识里想的就是与该公司或该代表未来的长期合作，而不是做完这桩眼前的生意就完事了。美国商人常常对此不解。因为他们是短期导向的文化，有把所有生意都看成一锤子买卖的倾向，所以，觉得介入那些与生意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纯粹是浪费时间，有时甚至认为是中国人玩的花样，让他们上当。使他们在所剩无几的时间里必须被迫作出决策，而作出让步。
以下两张图表示的就是长期和短期导向文化中人们行动的切入点的不同。中间的星点表示目前要谈的生意。图2-1(a)表示的是长期导向的人的行为习惯，他们从边缘切入，全部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再进入中星点, 谈“正事”。图2-1(b)表示的是短期导向的人喜欢从中星点“正事”开始谈起，如果成功，再拓展关系，了解其他方面的情况。
图2-1(a) 长期导向的人的行动轨迹 图2-1(b) 短期导向的人的行动轨迹
郝夫斯特的文化维度理论提出之后，在管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郝夫斯特用实证研究方法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一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表达文化差异，而不只是定性而已。表2-2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表2-2 中、韩、印、美在五个文化维度上的量化
文化 国家
维度 中国 南韩 印度 美国
个体主义 21 18 48 91
权力距离 63 60 77 40
不确定性规避 49 85 40 46
事业成功 51 79 56 62
长期导向 118 75 61 29
从表2-2中可以看出，中国和韩国在个体主义维度上的得分远远低于美国，而在权力距离上的得分则显著高于美国，印度又高于中国和韩国。在不确定性规避上，中、印、美三国无显著差异，而韩国则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这样的关系同样表现在事业成功导向上，韩国人对事业成功的重视程度最高。在长期导向上，中国的得分最高，美国的得分最低，韩、印居中。如果还想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差异，可以去细读郝夫斯特的《文化与组织》一书。
[page]
2.3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蔡安迪斯)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是蔡安迪斯经过近30年对文化差异的研究之后提出来的。蔡安迪斯出生于希腊，早年移民美国，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以关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跨文化研究闻名。他曾是我在美国读博士时的导师之一，对我后来从事跨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影响。1995年，他出版了《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一书，总结了他自己几十年来以及他的弟子和其他跨文化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
前面介绍郝夫斯特文化维度理论的时候曾提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一维度，很显然，郝夫斯特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同一维度上的两极，一种文化如果在个体主义上得分高，就意味着在集体主义上得分低，反之亦然。一种文化不可能既很个体又很集体。蔡安迪斯完全不同意郝夫斯特的观点。他认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是一个维度的概念，也不是两个维度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综合体，包括许多方面。此外，蔡安迪斯将这个概念降到个体层面，用它来描述个体的文化导向而非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导向。那么，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个文化综合体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内容呢？
蔡安迪斯提出五个定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重要方面：(1)个体对自我的定义；(2)个人目标和群体目标的相对重要性；(3)个人态度和社会规范决定个体行为时的相对重要性；(4)完成任务和人际关系对个体的相对重要性；(5)个体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区分程度。
2.3.1 个体对自我的定义
个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在对自我这个概念上的理解和定义大相径庭。一般来说，个体主义者将自我看成独立的个体，可以脱离他人而存在，而且作为独特的个体，应该与众不同。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常常用来验证自己对自我的定义，而不直接影响或进入自我概念的范畴 (见图2-2(a))。集体主义者则把自我看成群体中的一员，与他人有互赖的联系，不能脱离他人而存在。个人应该属于某一个群体，如果找不到“组织”，会有很强的失落感，一下不知自己是谁。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至关重要，常常会影响到自己对自我的评价(见图2-2(b))。
图2-2(a) 独立自我 图2-2(b) 互赖自我
人作为社会动物，总是生活在他人之中，被他人所包围，图2-2中的他人1，他人2等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事实虽然如此，各人心中对他人的感知却可以非常不同。图2-2(a)表现的是独立自我的概念。具有独立自我概念的个体，将他人做参照物，不与自身发生直接的联系。图2-2(b)表现的是互赖自我的概念，自我与他人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Markus & Kitayama, 1991)。
有一个小练习可以帮助我们鉴别一个人对自我的定义。这个练习很简单，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写完二十个句子，每一个句子都以“我是……”开头。
一般来说，人们能在十分钟左右写出二十个关于自己的句子，但我也发现有的人写到十个以后就写不下去了，只能停在那里。事实上完成这个练习所需时间的长短也有文化差异：美国人需要的时间比中国人的要少。关于自我的跨文化系统研究表明，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人(a)对自我的了解比对他人的了解要多，(b)认为朋友与自己的相似程度比自己与朋友的相似程度要高，(c)有许多与自我有关的回忆并能写出较好的自传，(d)让环境适应自我而非改变自我去适应环境。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人(a)对他人的了解比对自我的了解要多，(b)认为自己与朋友的相似程度比朋友与自己的相似程度要高，(c)具有把自己描述成集体一员的倾向，(d)只有很少与自我相关的记忆并且不能写出准确自传，(e)更倾向于改变自我去适应环境而非让环境适应自我。这些特点在这个练习的答案中也有所体现。从内容上看，我们可以把答案分为两类，一类答案如下所示。
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我是一个友好的人。
我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
我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我是一个大方的人。
我是一个喜欢忙个不停的人。
另一类答案是：
我是一个大学生/研究生。
我是一个管理人员。
我是一个父亲/母亲。
我是一个丈夫/妻子。
我是美国人/中国人。
我是一个勤劳的员工。
我是一个基督徒。
这两类答案显然表现出对自我定义的不同。前一类在定义自我时只说自身的特点，不提自己与他人的联系；而后一类答案则反映出个人在定义自我时是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的角度去思考的，自己是一个大群体中的一员。如果我们把后一类答案称作“社会性答案”，如果一个人在二十个答案中只有15%以下的“社会性答案”，那么，这个人的个体主义倾向就比较强；如果一个人的“社会性答案”占了35%以上，那么，这个人的集体主义倾向就比较强。根据这个小测验，“社会性答案”在15%至30% 之间的人则无法归类。
自我定义不同的人在方方面面的行为表现和对事物的反应都有所不同。一个方面是对自己行为的负责态度。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西方国家的人个体主义者为多，最典型的是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洲人。而东方国家中则集体主义者居多，典型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具有独立自我定义的人强调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而不归咎于外在原因，不找借口。记得英国的著名管理学者查尔斯。韩迪曾讲过一个他自己的故事。有一天他去看心理医生，预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费用很高，大概要五百英镑左右。因为那天交通比平常拥挤，所以他晚到了半个小时。疗程开始后，半个小时医生就告诉他他的时间到了，就此结束。他说不是才半个小时吗？我付的是一个小时的费用。医生说你迟到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一直在办公室等你，你应该为自己的迟到负责，说得韩迪哑口无言。从此不敢迟到。因为自我负责，自我依靠是西方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之一，用这样的理由说理别人都没有辩驳的余地。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如果学生说没有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作业，我只能责怪他们没有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不能为此不给他们减分，他们也没有怨言。大部分学生甚至不会强调任何借口，因为知道行不通。另外，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目标，而不愿意依靠别人的帮助，有时会很令人费解。比如，我有一个年长的同事，从小在挪威长大，后来到美国读了博士以后就留在美国做教授，现已年过七十。他的太太因为不适应美国的生活，早就回了挪威生活，所以，他每年夏天暑假时都会回挪威。有趣的是，在假期中间他总是会回来几天，然后再回去。我问他回来几天干什么，不仅路费增加，而且人很辛苦。他说回来是为了付账单，因为每个月都有一大堆账单要付，信用卡的，水电费，电话费，无线上网费，宽带电视频道费等等，不准时付要罚款。我问他为什么不叫邻居帮一下忙，或者叫儿子帮忙(他的儿子在加州)，也省得飞来飞去这么辛苦。他说他不愿意麻烦别人，情愿麻烦自己。
相反，具有互赖自我定义的个体则有把自己的行为归咎于不受自己控制因素的倾向。因为他人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己的行为当然不能完全由自己控制，而受到别人和别的事件的影响。这些人有将自己的行为作外归因的倾向。同时，对他们来说，依靠别人的帮助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事。通过自己的朋友、家人或关系办成事情甚至还会感到值得骄傲。父母为孩子处理生活中的大事，如考大学，找对象，办婚礼，带孩子，都顺理成章，做父母的觉得尽心，做子女的感到欣慰。
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对自己是否应该与众不同所持的态度。具有独立自我的人希望自己与众不同，越有个性特点，越值得骄傲。对这些人，别人看他们的异样眼光对他们是鼓励，是肯定，令他们兴奋。相反，如果有人说“你就像大家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对他们简直是天大的侮辱，是难以忍受的噩梦。在美国社会，从小对孩子说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是特殊的(everyone is special)，不要为自己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感到羞耻，而应该利用这个特点做出与众不同的事，取得成功，让别人刮目相看。迪斯尼的好几个动画片表现的都是这个主题，如《小飞象》中的邓波生来有两只巨大的耳朵，被别的大象取笑，它克服了自卑的心态让大耳朵成为飞翔的翅膀而成为马戏团的明星；《美女和野兽》中的贝尔与别的女孩不同，不爱身强力壮的美男子盖世顿而沉迷书籍，最后爱上貌丑心善的王子。
相反，具有互赖自我的人则希望自己能融入群体，被大家接受，而非格格不入，孤芳自赏。集体主义社会中，能在群体中如鱼得水的人感觉就比较良好。对这些人，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怎么这么特别，与我们太不一样了”，那就如同到了世界的末日。若被赶出团队，开除出去，更会令他们无地自容，无脸见人，甚至完全失去对自己的信心。这些人自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他人进行定义的，当他人对他们否定的时候，自我就变得消极；相反，则积极。对他们来说，他人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土壤，当自己不再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时候，就像植物没有了土壤一样难以生存。与此同时，自我的价值在与他人的比较中产生，当失去比较群体的时候，自我的意义似乎也一下消失，好像没有了衡量的尺度。在中国，从小到大在衡量自己的时候都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产生，比如，在小学就开始对各门功课进行排名，每次考试结果都要公布，而且排序，到中学大学依然如此。而在美国，老师鼓励的都是向自己挑战，从来不公布考试结果，更不排名。所有的考试结果都直接到学生的家里，而且也不告知该生在班上的名次，只告知他/她在全国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是心向内，自己与自己上一次比，与别人关系不大。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好像很难产生“成就感 ”的原因之一。因为美国人自顾生活，没人来关心你的车比他名贵，或者你住的房子比他豪华。比如我就从来不知道，也不过问我的同事开什么车，穿什么名牌衣服。我的同事也不知道我住什么房子。即使去做客看见了，也不会因此对自我的定义或价值有所改变。因为别人如何与我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体现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做任何事，关键是要自己内心觉得充实满足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