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咨询行业在中国已经逐步兴起，西方咨询行业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和成熟完善的方法论为中国大多数咨询企业奉为经典；但西方的市场经济运行了三百余年，已经具备完善的经济环境和管理制度，最重要的是人力素质和管理意识，企业面临的问题也很清晰，有战略、人力资源的，有市场推广的、营销的等等，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才运行二十多年，企业运行处于很不规范状态，企业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所以用西方的咨询理论能帮助中国企业发展吗？　　

　　（一）　　

　　我想管理咨询行业在中国兴起虽有些仓促，但也正逢其时。这是因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既有私营经济崛起的需要，也有WTO规则强制的要求。中国企业融入全球，虽是大国但也要接受多国约定，而这多国是在市场经济中循序渐进形成颇为成熟的而且证明是一直有效的规则。所以中国只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也无法绕过这些行之有效的规则。在这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咨询行业是累进的帕累托优化。所以西方咨询行业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和成熟完善的方法论为中国大多数咨询企业奉为经典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必然的。　　

　　西方的市场经济运行了三百余年，但是真正上升为科学管理是从1911年美国的泰勒发表《科学管理原理》才开始，至今不到100年。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产业革命在1840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民用机械工业的职工已经达到18450人，仅上海民族资本家兴办的机械制造厂就有上百家。到1924年，民族资本企业有284家，有了上万人的大企业。抗日战争爆发时，内外资企业已超过千家。从机械加工制造，到铁路、造船、矿山机器、纺织、军工，都有规模相当大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共有12.3万户，职工146万人；外国资本工业企业1192家，职工12.6万人；民族商业402万户，从业人员662万人。从工业技术能力上并不比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多少。建国后，国家没收官僚资本，对外资企业实行管制、征用，最后全部接管。实施民族工商业资本全部国有化，由国家直接控制，使长期发展起来的企业遭遇灭顶之灾。总结历史经验，鸦片战争外国的“船坚炮利”真正轰塌的恐怕不是中国落后的技术，而是腐朽的政治制度。从此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朝野许多开明人士积极引进西方政治经济制度，才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较快发展，初试虽然短暂但对数千年封建制度而言具有革命意义的资本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是中国近现代少有的快速发展阶段。使我国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真正产生严重的断带的是上世纪中期这几十年。而这几十年断带不仅是经济，还有政治、教育、文化、道德观念。在这断带期诞生的超过一代的人，对市场经济已全然陌生，甚至对不择手段的攫取社会和他人财富已经积恶成习，在国企改革中再现了上世纪40年代末一样的靠不道德手段致富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与西方有不同的话，那就是至今仍在坚持所有权混乱的国有制度与政治专制制度，这两种制度不是两优嫁接，而是两劣相乘。在国企改革中，党政企官员首先剥夺工人的权力，占据全民财富的支配权，利用各种名目合谋瓜分，国企成了腐败份子的天堂。与此同时劳工地位却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被挤竞成最有时代特色的无产阶级。　　

　　在这断带阶段以后新生的私营企业，也与现代资本文明产生断带，仍然迷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残酷剥削的致富经，使原始的野蛮的剥削和压迫手段带到21世纪。　　

　　管理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背景，大背景不是平等契约关系，就不可能法制化。没有法制化，管理从根本上想规范也无法保证。西方的咨询理论从长远上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最重要的是树立平等的人权观、平等契约的法制观，然后才能谈到如何用计量经济学的技术。　　

　　思考尚不成熟，乞望其他老师赐教，仅做抛砖引玉罢。　　

　　（二）　　

　　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民间本来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中国官场意识和文化宣传与西方的差别却非常明显。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质是认可民间资本发展和保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除凯恩斯学派一反传统主张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扩大政府开支，搞财政赤字在刺激需求以外，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基本占主流。最典型的是二战以后德国新自由主义，使德国走向强盛。而同时期我国采用国家包办一切的集权经济，使我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灾难。凯恩斯学派后来也暴露出弊病，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重新主导西方经济，国家干预主义不得不退居其次。　　

　　德国新自由主义看来，中央管理经济、中央指挥经济典型的有希特勒军国主义经济、封建采邑经济、埃及法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一经济的特征在于，经济由政府计划与行政命令进行管理，个人成为计划的客体。社会解决物质生活庞大的活动过程系由中央计划机构发号施令，社会各成员均听命于中央机构的指挥。新自由主义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独裁。由于经济权力集中于中央计划机关，也就使政府与官员获得了压迫人民的优势和权力，企业和公众就会丧失经济自由决定权和经济责任心，于是人民丧失了个性和自由。主持经济过程的，只是那些官僚们。就使得整个社会失去生机和活力，造成僵化、不协调、无效率的社会经济后果。　　

　　问题是在中国这些问题不是人们没有这种经历，也不是没有意识到，社会公众在积极推进改革，但不能不看到，中国改革的阻力仍是上层建筑，他们承袭早在春秋时期遗留下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横理念不放，出于既得利益的目的，努力使改革后的各种权力和利益集中于统治集团。既使放开的自由经济一块也将其主要收益通过税费方式收缴到官府。他们集中一切手段为统治阶级谋取一切利益。由此引起的社会不满，他们进一步征缴社会财富以强化统治机器，以保持对广大民众而言的超强势地位。在中国以国企改革到底应回归民有民营还是国有官营，斗争一直到今天没有平息。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都是这个问题。由此而来，企业的不稳定也就不奇怪，国企官员的侵吞国有财富也就不会停止。国企没有给社会做出好的榜样，民众无论是为国家打工，还是为私人资本家打工，都既无产权，也无人权，只不过是工资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劳工与管理者的对立、与制度的对立、与权力的对立就无法消除，企业管理上的对立也将难以消除，“企业运行很不规范，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也在情理之中，这恰恰需要西方的咨询理论，不仅包括企业管理理论，还需要经济学理论，特别需要西方的法学理论和人权理论，这些理论综合运用于企业，才能帮助中国企业使之发生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