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应该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概念。大至国家的行政决策,小至个人的消费决策,就其运行的心理过程而言,并无实质性的区别。任何决策都是通过人的心理过程来实现的。决策要强调有效性,就必须注重科学性;要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就必须注重决策的心理效应,包括矫正决策者可能具有的诸多心理障碍。自从西蒙1978年因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决策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以来,有关决策心理的研究在国外日趋引起重视,现实的标志则是心理学家卡尼曼因提出决策的“前景理论”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奖。遗憾的是,国内的决策研究却总是忽略这方面的课题。笔者认为与决策有关的心理障碍有8种。
一、定势心理
定势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的一种预先准备的心理状态,它能影响后继的心理活动的趋势、程度、方式,其中包括知觉定势、思维定势、观念定势、情感定势、意向定势等。定势实际上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时的一种心理背景,主要表现为态度的效用。国外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是把态度作为定势的同义语来看待的。在决策活动中,决策者已有的心理定势既有积极效用,也有消极效用。从积极方面的意义说,已有定势能帮助决策者减少决策程序,迅速地作出决策;消极效用则在于容易使决策者的心理活动特别是思维固着嵌塞,缺乏变通,仿佛沿着一条不变的路径前进。这显然是有碍科学决策的。
在用人决策方面,“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作为一种定势障碍亟待矫正。另外,类似的心理障碍在现实生活中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举例而言,如果说我国目前可能形成经济危机的话,那也主要表现为“过剩危机”而非短缺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过剩”既包括商品过剩也包括劳动力过剩。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法除了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外,还应在“输出”方面大做文章,包括劳动力输出(或曰劳务输出)。但由于“劳动力不是商品”这一观念的定势效用,我国的劳务输出显得步履蹒跚,让其他国家抢了先机,这是很遗憾的。即使在商品输出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定势,如陈旧的质量观念导致我国不少出口商品“重质不重包”或“质量过剩”。决策要克服定势带来的消极效用,要求决策者具有自我否定的批判意识,不囿于已有的经验、习惯和观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与时俱进”。
二、完型心理
按“格式塔”心理学派的解释,人们的心理现象总是表现为结构性、整体性,而心理组织也具有“良好完型原则”,即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完整或完美。完型心理的积极效用不言而喻,但现实生活中的“完整”或“完美”往往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如果我们的决策建立在一种面面俱到的假想中,就很可能患得患失,从而既使决策缺乏可行性,也使决策缺乏有效性。
按照“心理定量说”的观点,个体的心理能量只是一个定量,在一定时空中只能有效地集中于某些对象而不是所有对象。由此,聪明的人就会对某些事物“装糊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有所不为”的基础上保证“有所为”。至于哪些事情可以装糊涂,哪些事情不能装糊涂,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一门艺术,正所谓“难得糊涂”。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者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是不完全的,从而破除完型的心理障碍,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使我们的决策切实可行。
三、从众意向
心理学的“从众”是指个体受到群体态度或行为的刺激后所表现出来的趋向。从积极效用看,从众是个体在社会认知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重要机制,也是个体自我调节和自我防卫的心理武器,因为我们总是需要参考其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总是需要和其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认同、支持。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模仿,它是以个体所感受到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适应的压力为特征的。在从众的情景下,个体可能会简单地服从群体而放弃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决策的心理障碍之一。
从众意向在决策过程中的“趋向性”说明了个体在群体活动中所存在的追求“标准化”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经心理实验证明有下述特点:注意效果增强,记忆相对转向长时记忆,联想相对转向有指向联想;与此同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判断的准确性下降,独创的论据和思想由单独工作条件下的66%降至33.4%,依从性相对增加。
毫无疑问,民主决策和集体决策应该是我们进行决策的原则形式,但如果把民主决策、集体决策的优势概括为“乐队效应”,那就错了。决策如果过分强调其“一致性”就会僵化决策机制,阻碍决策的科学化,而在从众意向的支配下,也容易产生所谓的“冒险转移”,因为在群体决策中,人们敢冒决策风险的水平远远高于个人决策冒险的平均水平。
四、情绪意向
决策活动伴随一定的情绪是正常的甚至是合理的,但由于情绪泛化会冲击人们的理性结构,导致非理性决策,因此过多过度的情绪也是决策的心理障碍之一。《孙子兵法·火攻篇》认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温可以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明君慎度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
心理学的诸多研究都证明:人的情绪和理性总是相互抵制的。一个人要是正处于强烈的情绪状态中,就很难担负起严谨的智力活动;与此相反,一个人正处在紧张的智力活动中,也难以产生强烈的情绪体验。情绪冲动能混淆理性,理性也能制止情绪冲动。一个实验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一个装饰淡雅的房间里贴着几张平静的人像,房间里播放着轻柔的田园音乐;另一个房间则布置刺目,贴着几张盛怒或狂喜的人像,播放着令人躁动不安的音乐。被试者在前面一个房间呆上一段时间后,会产生一种恬静稳定的体验;而在后面一个房间呆上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一种激动或烦乱的体验。当实验的主持人分别向不同房间的被试者提一些同样的逻辑性较强的问题时,前一房间的被试者更容易表现出深思熟虑的特征。此外,同一被试者在不同房间进行的智力测验成绩也有明显差异,前一房间的一般均优于后者。
五、权威人格
权威人格实际上是权威意识的泛化及定型。表现在决策中的心理障碍主要为决策者由于权威地位(包括其职位、社会地位、资历、专业地位等)而形成的封闭意识及独断人格,听不得反面意见,惟我独尊、一意孤行。诚然,权威地位在决策中有着重要作用,但以权威为核心而不是以科学为核心则是决策的大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兴衰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建国以来的诸多经验教训包括现在仍然存在着的诸多由于长官意志而产生的“首长工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广泛意义上的权威人格包括社会群体由于权威情结而形成的依附意向、盲从意向。毋庸讳言,这方面的心理障碍在我们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与封建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罗点点在回忆父亲罗瑞卿的文章中,谈到罗瑞卿总结我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方面的决策失误时,有一句话:当时我们对主席深信不疑、绝对服从,用不着我们操心,只要主席在思考就行了。作者认为这句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也说明,我们今天正在大力开展的民主建设具有何等的重要性!
六、自利人格
人的态度在表现方面存在着自利倾向,即总是因为自我维护的需要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相应态度,这就是所谓的“酸葡萄机制”或“甜柠檬机制”。应该说,自利人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人们的态度形成及改变总是脱离不开自利倾向的影响,但自利人格也具有明显的偏颇性,在自利倾向的影响下,个体态度的形成总是以自己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为依据,而不是以一般的事实为依据。由此,在决策过程中,自利人格也是潜在的心理障碍之一。
自利人格在决策中的消极效用形象地说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从自我维护的角度进行认知、情感和意向过程。例如,以是否有利于自己作为评价改革措施的惟一尺度,包括运用这个尺度参与民意测验和民主选举,这显然是偏颇的。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领导者在进行决策时往往考虑的是自己能捞到什么好处。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近几年来也暴露出不少案例。此外,行政决策方面的自利人格还集中地表现在地方保护主义方面。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就公开规定“世博会”和云南“十大开发工程”所需要的钢材都必须到昆明钢铁公司去购买,从而造成严重后果。
七、拜物情结
指在决策活动中重视物的因素而忽略人的因素特别是忽略对人的心理状态及心理特征的分析。影响社会发展的有诸多杠杆如“政治杠杆”、“经济杠杆”、“文化杠杆”等,但关键还在于“心理杠杆”的作用,因为任何社会活动总是由具体的人去推动的,人的活动又是由一定的心理现象操纵的,脱离了心理分析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分析,就很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
作者曾经给多个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学员出过一系列所谓的“测验题”。其中一道题的内容是:1个人挖1个坑需要10小时,10个人挖同样大小的1个坑需要多少小时?答案有4个可供选择:1小时;>1小时;<1小时;≠1小时。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没有选最后一个答案。我们经常谈到决策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也应该包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民众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我国的基本国情并非仅仅是由一系列数字所堆积起来的“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
八、逆反情结
逆反情结也称逆反心理,是个体由于刺激物的消极特征而诱发的非常规性质的逆向反应。与决策心理障碍有关的主要为平衡逆反,这是一种由于人际关系与认知系统不协调而导致的逆反心理。由于人际关系不协调,有关决策便可能“故意对着干”,“反其道而行之”。“凡是x x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x x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即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