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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点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改革理论、战略和政策，应该说走到了头。这里的改革理论、战略和政策主要是指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改革思路，就是以“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有“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发展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等这样的关键字构成改革的大方案。这二十几年政策的空间已经被这些改革方案使用的差不多了。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新的阶段，需要形成新一代的改革战略和政策。
以前我们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苏联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然后中国又形成了第二套学术基础，就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东欧改革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嫁接，在中国进行演化，产生了指导中国20年改革的基本经济理论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是放弃了对未来中国长期走向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改革的经济效率方面，这方面是成功的，创造了中国经济史上乃至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就是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没有社会动荡这四件事。在这么短的时间段实现了这四件事，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经济上第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对于过去20多年改革的战略，以及战略背后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挑战。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没有永远有效的方法。所以提倡大家要打开思想，重新面对现实，重新探讨一些基本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从一个更长的实践视角考量中国市场的走向，乃至世界发展的去向。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打开思路，摆脱过去二十年形成的引进、消化、改良、应用，对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以接受和应用为主的态度，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和西方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而不单是西方主义。
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出路的所有非民营化方案的否定，主要是说这个方案解决不了大型企业的效率问题，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企业它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者缺位是所有大型企业不可避免的命运。因此只能采用比较的方法，不能用理想企业来对比现实当中的大型企业，否则是找不到出路的。因此，应该把国有企业分开来看，将普通的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在竞争性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和在现代产业里面核心部分的国有企业分开来看。今天谈的主要是现代产业部门。
国有企业改革曾经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共识，就是国退民进。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做不下去了，主要是有一个反弹，就是把国有资产转变为私人财产。国退民进改革背后本来就有个矛盾，就是核心部门的产业不能国退民进，只有竞争性的部门才能国退民进。要解决经济效率的问题就要民营化，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又不能全部民营化。解决这一两难的核心，是要长期来看国有企业什么样的产权结构才是适应现代企业的。理论的前提就是权变产权观，没有一种产权制度是适合所有企业的。用一个观点讲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企业的历史也会决定一个企业用什么样的制度更合适。还有一个是宏观的社会范围，同样生产力的条件，同样技术经济的特征，处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下面，对比较适用的产权安排也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这个权变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要界定一些因素，第一个是现代产业部门，然后是它当中的核心企业。不是零部件供应商，不是上下游的关联企业，是这个产业当中的核心流程构成的企业。所以我们讨论的不是中小企业问题，不是企业家精神问题。很多人会说你忽略了企业家创新的重要性，实际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讲的是现代大型企业的改造问题，它不排除企业创新的问题。其他人在新的产业部门创新和创办新的企业当然就是企业家精神了，这个和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不矛盾的。
我对国企改革的战略思考的基本观点是：“国有不等于公平”，“民营不等于效率”，要破除认为私有制是现代企业主要产权制度安排的神话。大型现代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是一种必然趋势，关键是要造就有效的产权经营者。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处在十字路口，国有企业是非改不可的，但是改不等于非要民营化，对大型企业的现代产业部门而言民营化是行不通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出路不是民营化，而是社会化。社会化的内容不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而是进行转型。转变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资本，国家权益资本。这样才有可能在促进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同时，为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但是企业效率问题，更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资本社会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它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要在这种新思路下启动一种国家的学习过程，是一种历史演化。如果我们经过20年的努力，能实现国有资本的产业化和社会化，把国有资本转变成公共资本、权益资本和年金资本的话，那就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制度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贡献，其重要性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