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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从１月１日开始执行的最低时薪工资标准引发了洋快餐巨头们的又一次公关危机，但此次风波也暴露出国内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唐小菁是一个单亲母亲，８年来，以在肯德基做兼职工维持生计。３月１９日接到公司不续约的通知，她认为自己被肯德基抛弃了。
这与即将审议通过的《劳动合同法（草案）》有关，该草案规定，对于在同一单位工作时间达到１０年的员工，企业没有权力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
唐小菁认为正是因为她将要接近１０年工龄，所以被雇主“先下手为强”解雇了，就在今年１月，与她同餐厅工作的５１岁的王芳秀也没有被续约，“她还有１个月就满１０年了。”唐小菁告诉记者。
她不仅对未续约不满，对于多年来的低工资也异常不满，并希望通过主管部门的仲裁拿回她认为少发的工资。
４月９日，她与她的代理律师梁智来到广州市越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要求进行劳动仲裁。
唐小菁只是一个例子。自３月底南方部分媒体爆出肯德基支付计时工的工资远低于法定标准的消息后，几乎每一个有洋快餐企业的城市均有相同消息出现。
涉及此事的洋快餐企业有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后两者同属美国百胜集团。
第三种职工
“我们（的兼职工）既不属于全日制用工也不属于非全日制用工。”肯德基在接受媒体质询后曾表示，由此也推论出这些职工不受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和保护。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因为劳动法中有明确定义：用工形式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
但肯德基作此表态事出有因。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是全日制用工，则需要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如果是非全日制用工，则需要按照当地最低时薪支付劳动报酬。
２００３年５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５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３０小时的用工形式。像唐小菁这样的员工，签订的均为“计时服务工用工协议”。
在过去７年中，对于最低时薪广东省并没有明确法律法规，所以唐小菁的低于时薪部分的工资则只能从今年１月１日开始算起，总计２６００元。
近８年的工作经历，索求的补偿仅２６００元，使此举多少带有些象征意义——有官员表示这点索赔额甚至还不够诉讼成本。但像唐小菁这样的“第三种职工”数量非常庞大，她的行为将直接增加洋快餐企业的人力成本。
上海市近期做了一次２４５０名在洋快餐工作员工的调查，其中有６０％为小时工兼职工，而在校学生则占到了总数的４８％。一名正在广州天河区某肯德基餐厅打工的大学生告诉记者，在她工作的餐厅有员工约６０人，其中正式工的数量仅２０名，剩余的皆为“第三种职工”。由于担心丢掉工作，这位大学生不愿具名。这个比例接近上海市的调查结果。唐小菁则透露其工作的餐厅除了６个管理人员，其余５０名员工均为非正式工。
按此比例，如果以两大餐饮巨头在其中国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百胜集团旗下有１６万名员工，麦当劳有５万，则可以推知涉及的非正式工的数量可能超过１２万名。
４月９日，百胜集团及麦当劳的高层人士均拒绝向本报记者透露其用工属性的比例，对于各自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内部标准，也拒绝透露，惟一共同的表述是：遵守中国法律，等待管理部门的调查结果。
凸显法律空白
在媒体质疑肯德基等洋快餐企业违法用工之后，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全国总工会曾表态认为洋快餐此举明显违法，而洋快餐则回应说全国总工会并非执法部门。双方的争论，目前尚无定论。
以现行的法律法规，企业用工需要向劳动部门备案，以便监管，但此事是在媒体爆出后相关部门才发现，可见备案这一硬性规定的实际执行程度。
梁智律师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劳动社会保障委员会副主任，他认为洋快餐完全错误使用了中国法律，然而结论需要监管部门最终的调查结果才能定性。
洋快餐的小时用工也有多种不同属性，如学生勤工俭学、退休人员再就业、就业年龄范围内的务工人员，这三个主体在法律上的解释完全不同，也无法统一对洋快餐用工是否违法定性。
百胜方面向记者表示：“在监管部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能认为百胜集团的作为是违法的。”
从目前各级法律规章来看，上至宪法，下有县市制定的劳动政策，甚至包括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都是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判案的依据。这些法律法规非常繁杂，“这就造成了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梁智说。
“这部分也有法律空白。”４月１０日，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对记者说，他同时也是中国劳动法学会副会长。他认为，实际用工时间超出非全日制用工的时间标准，即便以此标准，工人薪酬也远低于规定时薪，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同工应同酬”。
郭军也表示，违法用工的现象不仅外资企业存在，在内资企业也非常普遍，全国总工会极力争取的《劳动合同法（草案）》正是为了杜绝这一点。“待这部法律审议通过后，目前很多难以明确给予法律解释的事情，会有一个转机。”
郭军表示，《劳动合同法（草案）》将在４月进行第３次审议，共需要进行４次审议，顺利的话将于今年６月通过。
无奈的选择
快餐店里的服务人员由于技术门槛低，在全球范围内均大量使用兼职工，而中国的劳动力富裕也早就是不争的事实，两者的共同结果就是：在中国，技术门槛要求不高的岗位，大量雇佣兼职工是一个既不影响生产又可大量节省费用的方法。
在近８年工作时间中多次向管理者要求增加工资的唐小菁，也认可肯德基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收入稳定”。
出于对劳动者的保护，各国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然而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议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善良的意愿并不一定会达到预期效果——这是经济学家们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提莫西·贝斯利和鲁宾·伯格斯曾通过对印度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９２年１６个邦（类似于中国的省）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监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不利于穷人。
道理很简单：如果单个工人的雇佣成本增高，则企业必然降低招聘数量并在单位工人身上给以更大的工作压力，以维持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成本的均衡。
４月９日下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称，目前尚未发现麦当劳、肯德基存在不执行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为。
最先介入调查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也于４月１０日作出回应：发现有的企业已经与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存在未签劳动合同、超时加班问题，对应签而未签劳动合同的企业已责令改正，对于超时加班问题，劳动保障部门将依法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