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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已经告知他“基本没戏”。既然结果已自明，还有必要去交这个钱吗？有。
劳动合同法通过后，我来讲一个“临时工”的故事。我已经为这位“临时工”负担一种义务，为此受到煎熬，他的遭遇已经成为我的烦恼。
２００７年５月，我在《南方都市报》专栏里写了《让劳工的痛苦有地方申告》。话说得这么客气，不就是“申告”吗？你感到厌烦，不理就是了。可是用工单位还是不谅解，“临时工”的雇主——广州某公立学校的领导就找到他，说你既然都告诉了媒体，那现在就听便吧！
“临时工”叫何长林，他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１５年。根据中国国情，他就是工作５０年，也该叫“临时工”。他没有节假日，每天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上了清洁班的班长，但从没领过加班费。近年开始，他被扣缴过“保险费”，却没得到过保单收据。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何长林就这样“临时”过来了。
如果把这样的事迹搬上《新闻联播》的“劳动者之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吧？可是不行，他是“临时工”呢。这倒无所谓，反正他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问题是，现在他的“临时状态”也维持不下去了。学校通知他：从今年劳动节开始“休假”３个月后再去上班，那时他将成为“正式合同工”。
感到慌张的他给我了打电话，我又给周立太——著名“民工律师”——打了电话。周律师说，这一招他见得多了，叫“强行中断工龄，以达到克扣工人福利的目的”。为庆祝属于全世界的“国际劳动节”，我写下前述文章为他呼吁，就有了后面的故事。
文章惹领导生气，何长林在学校悬空。我只好接着声援，周立太律师愿意提供法律援助。既然有人援助和鼓吹，何长林开始按法律程序“申告”——他向劳动保障部门申请仲裁，要求补偿１５年的加班工资。
但他要过很多关口——
首先，先向劳动机关交仲裁费３２１０元！此前，相关部门已经告知他“基本没戏”。既然结果已自明，还有必要去交这个钱吗？有。因为必须过了这一关，才能上法庭打官司，这是中国法律的规定。换句话说，他必须花三千多块钱去买“不服裁决”的裁决，作为迈进法院的门槛。
而仲裁机关约定的审理时间，押到了７月。可以预见，等拿到裁决，再到法院申请立案，再等待法庭判决，即使一切顺利，也要３个月。目前的情况是，向劳保部门交了三千多元，又“休了一个多月假”，他已经到了没饭吃的境地。
这就是“申告”的艰难和代价。我觉得何长林的故事不仅跟黑奴工有同样的内涵，而且有更宽的外延。你可以说农民兄弟和童工是被骗进黑砖窑的，但更应该说是被经济和权利的双重贫困逼进去的。黑奴工之所以“后继有人”，就是因为有更多的何长林缺乏经济和权利保障。
何长林年富力强的岁月已经被“临时”掉了。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番，他服务的学校也漂亮多了。可是，这一切都注定与他无关，他随时得准备离开他亲手参与建设的“进步了的环境”。他为什么不能与大家一起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呢？如果因为学校方面的原因必须让他离开，为什么不能按法律的规定给予补偿呢？他都这么大年纪了，让他两手空空的到哪里去，让他一家人的生活如何可以持续呢？可以想象，何长林以后的生活只能更加“临时”了。
而他，只是千千万万中国劳工中并不算最坏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