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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大多是已婚男性，年龄在45岁上下──不过也可能只有21岁，或者已经80高龄。女性的比例接近25%。他们平均拥有1.49个子女（最多的可能有7个），但很少和孩子见面。三分之一以上是华裔，公司总部设在新加坡、香港或者中国内地，不过雇员和客户则遍布全球。
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国外从事过几种不同的工作，之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生活中有欢笑也有悲伤：经营公司的困难比他们设想的大得多，当然回报也更大。
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我们的“被访者”。
我们三年中访问了来自20个国家的近百名商界领袖，内容刊登在“访谈”栏目中──这个定期刊登的问答栏目关注的是亚洲高层商界人士的个人生活及工作情况。通过一系列开放式问题（你希望20年前的你能够懂得些什么？谁是你的导师？你最恐惧的是什么？），我们勾勒出这些成功人士的形像──以及他们传递给读者的家庭及工作经验。
“访谈”中的一些主人公是白手起家的，有些则是从公司底层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有些人自己就是公司，有些则领导著2万多人的企业。我们的访问对象涉及了极为广泛的商业领域：广告、制造业、信息技术、电信、旅游、奢侈品、金融服务、零售、运输业──甚至包括勘探、职业运动和品酒行业。
周末版筛选了96个被访者的采访资料，为了得出他们的共同点，我们分析了他们的回答并对他们进行了再次采访：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意外是什么？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会作出什么改变？
下面就是亚洲商界领袖的四大经验，对于希望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成功并达到平衡的人会有所借鉴。
第一课：学会热爱困难
1991年，何光平面临一场危机。多年以来，他掌管的家族企业、新加坡的华昌集团(Wah Chang Group)“和许多亚洲综合性小企业一样”──依靠东南亚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开发房地产、开展贸易和第三方加工业务。但就在那一年，他们在泰国建立的一家鞋厂开工不到一年就倒闭了，因为客户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更廉价。何光平回忆说，那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也正在崛起，“我知道我们的经营模式不是长久之计了，我们需要通过科技或强大的品牌来获得所有权的优势，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何光平没有退缩。他从头开始，用几年时间为家族企业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豪华连锁度假村。1995年投入运营的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如今已经拥有了遍及世界各地的60余家酒店和spa。他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你或者悲观失望、固步自封，或者将问题分解，然后一个一个解决。”
我们采访的商界领袖都曾面临许多困难：韩国企业家金圣周(Kim Sung Joo)在1985年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家人因此和她断绝了关系；她的零售连锁店Sung Joo Kim International在1990年开业后不久，家中的一次意外差点儿夺去了女儿的生命，之后家人才和她重归于好；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她一夜之间损失了3,000万美元。弗雷迪•布什(Fredy Bush)丧偶，带著两个孩子，26岁从犹他州来台北工作时还没有读过大学──如今她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是新华财经有限公司(Xinhua Finance Ltd.)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长。乔伊•古兰戈(Joey Gurango)的第一家公司倒闭了，不过由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的电脑程序员创办的第二家公司Match Data Systems却获得了成功，该公司最终被微软(Microsoft Corp.)收购，于是45岁的他就可以退休了。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面对挑战时的兴奋与激动。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马绍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的教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写过27本管理书籍，曾是四任美国总统的顾问。他说，成功的商界人士无庸置疑都灵活变通、心情也更加愉快。“他们对人生的看法通常乐观向上，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韧性’……期待未来的成功。韧性越强也就意味著从长远来看，你坚持的时间更长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加利福尼亚州的心理学家萨尔瓦托雷•马迪(Salvatore R. Maddi)在研究了成功人士的适应能力后说，商界领导者的这种“韧性”由“三个C：即坚持(commitment)、控制(control)和挑战(challenge)”决定，具体来说也就是致力于解决问题、控制紧张局面、激发自己从困难中学习这三项品质。
王维基(Ricky Wong)喜欢接受挑战。和“访谈”栏目的大多数被访者一样，他在成功之前也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1981年高中毕业后的10年间，他曾经创建过儿童暑期学校、进口国外大学教材、在加拿大时还卖过女式睡袍。1992年回到香港老家时，他进入了廉价回拨长途电话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因为这次成功，他创办了城市电讯（香港）有限公司(City Telecom (HK) Ltd.)，一家拥有4,000名雇员的香港电话及网络提供商。
虽然44岁的王维基不知道他将最终会从事哪个行业，但说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两大共同特点：勤奋工作，热爱挑战。“30岁之前我做的所有事就像是高楼的地基──即便是卖女式睡袍也对我的今天有所帮助。没有经历过这些挑战，就无法面对如今的激烈竞争。”
第二课：人际关系是成功的关键
张明正(Steve Chang)这位数学系高材生兼电脑程序员初入职场之时，原以为凭借专业知识就可以荣升到公司最高管理层。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他说，直到30岁他还没意识到企业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来管理，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他原以为经营企业需要MBA知识、会晤金融界人士，再知道如何销售就够了。今年51岁的张明正现已成为防病毒软件开发商趋势科技公司(Trend Micro Inc.)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他说，经营企业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不断创新并了解人们的行为。
真正关系到你能否坐进转角办公室的关键就是人际关系。近半数的受访者都表示人际沟通技巧是最难学的一课。总部设在马尼拉的手机网络供应商Globe Telecom Inc.的首席执行长杰拉德•阿布拉扎(Gerald Ablaza)表示，希望自己能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敏锐一些，能从细微处了解不同的需求。他说，“有时候人们忽视了人际关系，甚至在人际关系岌岌可危之时都忘记了去巩固它们。我要记住，除了工作以外，还要和人打交道，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高级管理人员指导马绍尔•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表示，“在公司里的职位越高，人际沟通的技巧就越显重要，这包括倾听、征询意见、认可他人的成绩等。”戈德史密斯编著过18本管理方面的书籍，每年为全球的首席执行长们提供咨询服务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对于凭借艰苦奋斗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管理人士来说，这可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转变。“他们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过于好胜了──他们通过不断地取胜来攀登职业生涯的高峰。现在，却不得不学习如何放弃胜利，让其他的人有更大的发言权，”戈德史密斯说。他的一位客户、某大型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所有建议都变成了命令。”
对那些在亚洲办公的西方管理人士来说，文化差异给他们的人际沟通带来了新的变数。加拿大飞行模拟器供应商Mechtronix Systems Inc.的总裁哈伍•泽维尔(Herve Xavier)曾经说，“我被花样繁多的宴会和会议、开会时的座次以及饮酒礼仪搞得头昏脑胀。保持耐心很重要，你不能指望每次会议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记得曾看见一位来自德国的航空界人士在一家餐馆就餐时忍无可忍的样子。他说：“（中国的商业伙伴）必须知道你有长远眼光，知道你与他的合作不是短期行为。”
现年40岁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全球知名猎头公司的招聘负责人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就建立在人际沟通之上，而且他还要时常面临改善人际关系的挑战。他说，七年来每一个新年他都要制定改善倾听技巧的目标。6个月之前，凯利从东京前往伦敦工作，被Heidrick & Struggles International Inc.从亚太管理合伙人提升到非北美区业务总裁的位置。他表示：“在德国和日本，一定要注意倾听而不是试图插入你的意见，应该强迫自己听懂他人的意思，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动词都放在一句话的最后。当地人比较注意倾听，一般不会在你讲完话之前打断你的思路。”
第三课：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只得牺牲家庭
如果能够重新来过，现年61岁的新加坡管理人士蔡琼莹(Jennie Chua)会愿意做个家庭主妇。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我需要挣钱来养活两个孩子。”1988年，她加入了莱弗士控股有限公司(Raffles Holdings Ltd.)。随后，她的职位节节攀升，如今坐到了酒店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长的位置。她手底下有近1万名员工，在全球管理著40多家酒店和度假村。但她却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孩子。尽管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但我还能清楚记得他们什么时候迈开第一步的吗？不。”
在企业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意识到人际关系对业务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却牺牲了与家庭这一最主要的关系。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为自己没时间陪伴家人而深感懊悔。菲律宾快餐集团快乐峰的首席执行长陈觉中认为，不可能真正做到家庭与事业并重，但应该朝著这个目标不懈努力。他说，“孩子们小时候，我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他们……一同玩耍，听他们讲故事，简而言之，就是和他们呆在一起。”
专家们认为，在处理家庭和工作方面，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芝加哥大学商学院(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新加坡分校常务董事贝丝•巴德尔(Beth Bader)认为，兼顾工作与家庭纯粹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的工作环境让人感到朝不保夕，竞争非常激烈。“我知道的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的都是些非常自信的人，他们能划定界限，有信心守住这些界限。”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高级管理者，她们的出现改变了亚洲企业管理层的格局，但从本报周末版对21位女性管理者的访谈中可以发现，平衡职业和母亲这两个角色仍然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例如，莱弗士的蔡琼莹就说，上班时把孩子托付给助手和母亲帮了她很大的忙。“幸好我住在新加坡──一个小国，从公司到家超不过15分钟；还能得到家人的帮助。在亚洲，依赖至亲并不丢人。”但她承认，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子女对她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她说，“作为母亲，应该在孩子跌倒时及时出现，陪伴他们迈出第一步。”
戈德史密斯表示，从企业领导者对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抱怨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遗憾。他说，“你可以花时间去提高沟通技巧，可一旦错过陪伴家人的时间就找不回来了──彻底走远了……关键在于如何严格遵守与家人相伴的时间。”1990年，他开始测算自己每天与两个女儿呆在一起至少4小时（不算看电视也不算看电影）的天数有多少。第一年是20天，但到1994年已经增加到135天。1995年元旦规划新年目标时，他问13岁和15岁的女儿：“今年争取150天，怎么样？”但这个提议却被女儿们否决，“她们决定大大减少我们共处的时间。”
至于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个问题，接受本报周末版采访的许多受访者都谈到周末与家人度假和准时回家吃饭这两点。微软(Microsoft)亚太区前副总裁、现为微软亚洲企业服务(Microsoft Enterprise Services Asia)副总裁的桑贾伊•米尔查达尼(Sanjay Mirchandani)甚至每天让妻子和孩子开车来接他下班，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能与家人共度一段时光。但财务规划公司Ipac Securities Ltd.的董事长Arun Abey则说，“只要你领导者一家企业，无论大小，家庭总要做出某些牺牲。就是这样。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折衷之路。”
确实，他曾抽出大量宝贵时间陪伴他8岁和10岁的儿子，最长的一次是共同度假10周。这几年，他带儿子去过南美洲、非洲，还到过斯里兰卡的加勒，去亲眼目睹2004年12月底席卷东南亚的海啸灾难。他说，“我的观点就是花钱并抽出时间与他们一起周游世界、共同获得丰富的阅历。”
第四课：在亚洲，成功常常意味著背井离乡
就像许多亚洲人在成功之前都曾改变过职业一样，许多人是远走异国他乡后才取得成功的。当香港人程守宗(John Chen)还是加州一家电脑公司年轻的工程师时，就曾与一份管理工作失之交臂。他说，原因就是他不善于表达。程守宗回忆起事后与一位也来自香港的同事交谈时，曾谈到了对在海外工作的忧虑。程守宗说，这个人后来回到了香港。而他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用一个月的薪水报名参加了当地电视台主持人举办的如何成为有效演讲者的培训。他说：“所有人都认为亚洲人只是当工程师的料，但我决定有所改变，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就回香港去。”他的策略收到了效果：现在，50岁的程守宗已经是有著4,000名员工的加州软件开发商赛贝思公司(Sybase In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并担任沃尔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 Co.)等多家公司和慈善机构的董事。
对许多接受“访谈”栏目采访的全球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获得成功意味著将职场扩大到海外──约有一半的管理人员都谈到了在异域他乡取得的成就。陈觉中(Tan Caktiong)不但在菲律宾抵挡住了美国食品连锁店的压力，还将快乐峰(Jollibee)发展成为在九个国家拥有20,000名员工的品牌。香港快餐企业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Cafe de Coral Group Ltd., 简称：大家乐)的创始人陈裕光(Michael Chan)在向大陆、印尼、菲律宾和美国推出中餐厅和其他餐厅的过程中取得了类似的成功。
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生活常常会促使人们尝试不会在本国从事的事情，从舒适家庭的无形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对赛贝思公司的程守宗而言，在国外工作的决定使他能够“更了解自己、更加自信、更能够分清主次。”他说，在当地，你一切都可能按部就班，只是被动地等待。独处国外，你会遭遇挫折，但也能学会如何依靠自己。
位于雅加达的企业家Mee Kim认为自己是在汉城长大的一位外向的年轻女性。但当她离开韩国就读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时，这种想法彻底改变了。她回忆说，“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害羞和内向。海外的大多数韩国人都不愿交际，封闭在自己的安乐窝中。要突破这一点很难，也很痛苦。我只能变得更加开朗，与人们多接触。”
这获得了回报：在放弃了澳大利亚和曼谷的工作后，Kim于1997年在雅加达成立了临时办公室公司CEO Suite；现在该公司在雅加达、新加坡、吉隆坡、上海和北京共有55名员工。今年43岁的Mee Kim说，离开了家乡后，她取得了女性在男性主宰业务的韩国很难获得的成功。“这使我能够打破规则和社会状况的限制，如果我呆在韩国，我连现在的一半也达不到。”
随著全球化对跨国界业务的推动，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也有了更多机会面对商学院教授本尼斯所说的“严峻的体验……对一个人性格的考验”。本尼斯说，“对我来说，‘背井离乡’是一个比喻，是所有领导人发现自己的某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