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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一种宗教，是精神寄托，而企业是营利组织，过分强调信仰的作用，企业会不顾经济规律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
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两会”上的海星集团总裁荣海显得非常忙碌，除了提交《关于加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金融政策扶持的议案》、《对医疗改革的一个建议议案》，他还呼吁通过政策扶持果农早日成为现代化经济组织、建议政府将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工纳入城市新市民管理序列，并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现状发表了尖锐的看法。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掌门人，让他感到压力的是时下的舆论环境，更多的声音在指责民营企业为富不仁、破坏公平、热衷官商勾结，“均贫富”的思想暗潮涌动，在他看来，这种思潮的负面影响是否定了20多年来党和政府鼓励创业致富、劳动致富的富民政策。
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新的命题——民营企业应该以什么样的形象和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比如要不要讲社会责任，要不要超越赢利来追求商业伦理？
荣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企业家个人可以有信仰，但企业不应该有信仰。真正的信仰是纯精神层面的，企业如果追求信仰，会不顾经济规律去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信仰是一种宗教，是精神寄托，而企业是追求赢利的组织机构，过分强调信仰的作用，企业会掉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断言，一些企业强调信仰，要么是想借此掩饰经营上的危机，要么企业精神导向不正常。
荣海透露，他从1989年开始拜佛，无论到哪里，只要当地有佛教寺院，他都要去拜上一拜，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逢佛必拜，永不算命”。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拜的不是木雕泥塑，而是拜我心中的佛，在拜佛的一刹那，净化了自己的心灵，心态也变得非常健康，之所以不算命，是不想让任何力量做自己的主宰。”
几年前他去俄罗斯，看到很多城市很破败，只有教堂在翻新，很漂亮，他觉得这说明在经历变革后人们开始寻找精神层面的东西。在他看来，中国人不是缺乏热情，比如对金钱的追求非常狂热，但缺乏内心的真诚和爱心。
从西安地区看，到目前为止，当年跟海星一起创业的公司，今天已经一家都没有了。
荣海反思说：“这不是说那些创业者当时不如我，而应当说那时相当一部分人要比我强得多、学历要比我高、年龄比我轻，而且在初期积累财富的速度要比我快，但后来为啥这些企业没有了？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商业界的现状是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但海星的想法是，做生意还要使公司生气蓬勃，充满兴奋感和使命感，通过商务活动体现人生价值和企业价值，使公司成为社会上一股善的力量。
一个企业家在于看到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商业机遇。由于你努力，你不断地学习，所以你才能把这个“冒险”控制在一定的“度”。这个“度”既让你冒险，又不让你覆灭，这就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成功，而不是一个赌棍、一个冒险的狂徒。
荣海认为，如果你是一般的人，很容易就忘乎所以，贪婪，不择手段。对于有知性的企业家，你这种对事业的进取，希望有回报，这个回报决不是贪婪造成的，而是强烈的进取心，想做一些事情。
这样，你就会把风险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里面。冒多大的风险？这个风险你能不能承受？这个很重要。
荣海特别推崇善的力量。这种善良，一是使自己能够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自己，二则这种善的性格能够团结很多人，能够吸引很多人。而这种善良的性格体现在企业的管理、体现在人的管理、甚至体现在生意上的合作，都会有巨大的魅力。
海星近年来一直推行制度下的情感管理，作为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如果没有一种深深地把员工凝聚在一起的制度的力量，企业做起来做长远就会很难。作为中国企业要更加关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关注制度背后的企业价值观的驱动和传承。
在员工行为的导引过程中，海星非常注重企业家本人及其管理团队在整个企业制度推行过程中积极健康的感召力和带动力，引导最广大的员工沿着正确的企业发展方向实践并执行制度。企业家本人及其管理团队这种引导实际上就是一种企业主流，并有代表性的企业伦理评价的力量；企业家本人及其管理团队通过言传身教、通过高尚的人格形象践行公司制度和规范，这种行为对于企业制度的执行起到了标杆的作用。
荣海分析说，制度的力量是行动的张力，完成事情的精力和勇气，这是企业家做选择和决策的重要动能。信念是能给生命提供意义与方向的指导原则。信念不仅帮助我们扭转困境，也帮助我们建立成功的人生。只有在良好规章和情感管理制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才能真正热爱这个社会进而愿意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的。
没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而没有文化的企业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一个企业要抓住一时的机遇，可能需要魄力、机遇、资金，但一个企业要抓住永久的机遇，则需要的是文化。一个没有制度的企业是无法运行的，但一个有文化的企业，它的制度是鲜活的、生动的、创新的，一个有制度的企业并不一定会强大，而一个有制度又有文化支撑的企业则是有力量的，是能够走向强大的。
有两件事是我最憎恨的：没有信仰的博学多才和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