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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学者眼中的东西方文化
加入WTO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经济与技术领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们的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20世纪中国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传统的抱死守旧和全盘西化都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篇题为《论东西文化的互补关系》的文章中，季羡林先生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在人类发展到21世纪的时候，以形而上学式分析为主的西方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综合见长的东方文化。为此，他提出在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所有好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通过“拿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中合理的成分，使东方文明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汤一介从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兴衰的根源。他指出：在20世纪出现的“全盘西化”的思潮，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有较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在向外传播自己的文化方面则缺乏这种自觉和主动。这种状况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在历史上，中国人能够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但中国人缺乏向外的进取精神。这种状况和中国强盛时的“大国心理”有关。认为其它人到我们这儿来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他们那儿传播中国文化。近二个世纪以来，随着我们西方国家的崛起，我们的自大心理开始沦为自卑心理，觉得自己处处落后。实际上，这种自大和自卑都说明了中国文化缺乏进取精神。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汤先生指出，在文化问题上我们的态度需要转变，一方面，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我们要注重“选择性”，要选择其它文化中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自觉和进取的精神把中国文化传递到世界的其它地方，让别的国家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双向交流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其中Shweder指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及人们对它的认同可以独立于其它方式之外，世界是多元化的世界，各种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尽管作用大小不同。季先生和汤先生等的观点，反映了东方思维对文化兴衰的历史思考，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近代化理论”的文化观念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问题，西方的学者比我们认识得更早，尽管这些认识有着历史和价值判断的局限性。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西方汉学家就注意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问题，Fairbank、Levenson、Wright等提出的风靡一时的“近代化理论”，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挑战。这些学者通过比较近代的中国与日本，想要找出为什么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内，日本的近代化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近代化起步比日本早的中国却失败了。在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因素之后，他们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失败主要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儒家思想所要求的安定团结与近代化要求的变革之间存在着冲突。Wright甚至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儒家的社会也是不能纳入近代化国家的。”
为了证明这个理论的合理性，Fairbank首先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加以分析，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很重集体（指家族而非国家），强调服从权威，不能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中国文化的动机模式是依赖型而非自主型，这种传统培养出的人只适合农业社会，不适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另一个学者Hagen在他的著作《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用一个社会可否培养出创造性人格来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能够发展。他认为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中培养创造型的人格是相当困难的，而没有这样的人，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Max Weber从宗教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在其著作《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他对儒家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自然与神、伦理要求与人性弱点、罪恶感与追求超脱、世俗行为与超俗的补偿以及宗教责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就没有杠杆作用使人内在的力量超脱传统。也就是说，由于太重和谐——尤其是天地人的合一，使得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缺乏紧张状态，从而也就没有可能去培养合理的克服外界的精神。与儒家伦理相反，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的相信原罪而又力求克服原罪的观念，使得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克服内在罪孽的宗教修养功夫。这种功夫扩展到规范、习俗与权威之上，使人不会一味盲从，而是去思考改进的方法。Weber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儒家伦理的解释，很有独到之处，他的基本观点已经成为西方学者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
“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Fairbank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该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近代化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次社会思潮，无疑都和它的影响分不开。但“近代化理论”并不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它盛行的同时，对它的批评就开始了。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对儒家伦理的分析是极为片面的，儒家重“礼”与“和谐”，并不象上述学者所言的只是外表或面子的事。实际上，儒家伦理中存在着力求上进的个人动机，而不象Fairbank所说的缺乏这种动机。Bary和Metzger认为儒家伦理强调个人及其道德的自主性，固然有“性善说”，但也并不象Weber所说的缺少个人与外界环境的紧张性，比如在“天理”与“人欲”之间就存在着紧张状态。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也有力地批驳了“近代化理论”。Kahn指出，“后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近代化理论”及其所引发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它对中国文化的概括及推论存在着合理的东西，但也存在着许多偏见。它的合理性与汤先生对中国文化主动性的分析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在我们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时候表现得很明显，我们在学习西方科技文明的同时，是否考虑过要输出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确是毫不含糊，美国政府明确表示要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我们有自己的思维特性和价值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向西方国家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但如果我们不能在这种交流中发扬自己的优良文化，我们最终会迷失自己。
与“近代化理论”相似，8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他们对东方文化的偏见。Hofstede最初是想了解一个大型跨国公司不同国家的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有何特点，他在分析收集来的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国家员工的工作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强调个人成就和个人权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快，而那些强调团体目标和人际和谐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他认为是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动机和成就水平，并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Hofstede的研究引起了文化心理学家的极大兴趣，到目前为止，依然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三、文化心理学框架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为了在经济全球化中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我们还需要弄清楚文化的影响机制问题。从20 世纪60年代开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就开始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文化影响的问题。他们以文化传播的模式为主线，总结出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四个特点：①选择性：当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成分互相交流。有一些文化元素容易被其它文化接受，另一些则不容易传播。也就是说，只有一小部分易传播的文化成分从一种文化向另外的文化传递。②相互性：文化影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影响是相互的。世界上任何一种非主流文化的存在都有它的必然性，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它不会被完全同化。③适应性：一旦一种文化成分融入了另一种新的文化，它的形式与功能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种适应性并不表明旧文化成分的完全改变。有时候这种改变只是为了暂时的适应，本质的东西未必改变。④不等同性：一些文化成分比另一些文化成分更易传播，物质文化比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更易传播。
从这些特点来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尽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但却更多地体现出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强势影响，这种观念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Wallerstein在七、八十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阐述了文化影响的效果和机制。按照他的理论，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处在一套由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权利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有些国家处在权力的核心地位，有的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主要由它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所决定。近一个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大国处在这个系统的核心地位，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则处在这个系统的边缘。处在核心地位的国家比处在边缘地位的国家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在谈到这种地位差异的影响时，Wallerstein指出：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常常会导致文化和学术上的差异——在文化和学术上，权利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但他也承认处在边缘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尽管这种影响比前者的小。
“世界体系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影响机制——即文化的影响和经济政治有关。这一理论的到了一些心理学研究的支持，比如在7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日本常常被看成是集体主义的代表之一，但90年代某期日本学者却发现，日本青年学生的个人主义倾向甚至比美国人还要高，这些学者认为文化的相互影响是这种转化的根源。日常生活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理论，比如当代中国年轻人对邻国文化的崇拜就反映了这一点。从本质上讲，Wallerstein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脉相承的。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世界体系理论”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持乐观的态度，因为按照这一理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将从边缘转入中心。经济学家认为21世纪将是东亚经济辉煌的时代，这种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使我们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
乐观归乐观，但这种辉煌是等不来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文化和经济之间强调文化的核心作用，这与“近代化理论”强调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好相反，如何处理这种看法上的差异呢？处理这个问题，需要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去寻找。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一批关注文化影响的心理学家终于找到了一条理解东西方差异的新思路，这条思路就是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研究。在一些文化心理学家看来，对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探讨，可以从内在假设的角度提供文化影响的证据，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深入了解。
四、从思维方式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影响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思维地理学”说明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在他看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轨迹：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中国人的辨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中庸之道的消极面，当然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避免产生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Ji Li-jun、Peng Kai-ping和Nisbett等人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Rod-and-Frame）的时候，中国人的成绩就比美国人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做整体看待。这种整体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他。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Needham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特性有关。我们知道，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的建立都需要对作用力的分解。
Nisbett等人的研究工作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对东西方文化及其影响的深入思考，与以前的研究相比，他们的结论主要来自于实验证据，而不象以前那些基于思辨的理论，所以相对来说更具有理性。最为重要的是，Nisbett的理论没有从价值观的角度去评价东方或西方文化的影响，而认为这种差异由来已久，从而为文化多元性的理论提供了支持，任何一种文化都来自于某种传统，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但一种文化永远不可能代替另一种文化。时代在进步，文化也在发展。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从对比中认识我们自身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同时也应该为继承和创造良好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服务。相信随着心理学和其它诸多学科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关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必将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