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主义文化掣肘企业长大

　　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中国企业长不大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tic）文化传统，这使得中国人无法用抽象、正式的理性思维来处理人际关系，不善于建立大型科层制组织。中国的特殊主义可用8个字来形容：尊卑有序、内外有别。每个人都是一个巨大关系网上的一个节点，相对于不同的节点有不同的相对位置和相应的独特行为规范。在公司里，善于处理各种场合面子分配问题的人往往被领导器重。

　　特殊主义文化传统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人都特殊，即每个人都有特殊情况，需区别对待。使用成文的条款和规定去平等要求每个员工往往会被侧目，谓之不成熟。抽象的正式的理性思维在这里代表傻、愣、书生气。企业需要花费很多人和时间去处理这些特殊情况带来的种种利益分配、内部冲突、员工情绪、团队合作等问题。当一个企业规模大到无力承担这些成本的时候，企业的边界就会降临，企业就会停止增长。

　　西方文化强调个体主义，个人自由至高无上；强调普遍主义，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组织建设上，则体现为理性规则和规章制度在组织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理性规则的作用相当于法律合同：第一，保护员工个人权利与自由不受管理层的肆意侵犯；第二，保证原则上人人平等，多劳多得，不劳不得。作为组织建设的钢筋结构，有了理性规则，才有可能建立起各种高效运转的大型组织。

　　私有企业因产权的人格化，使得普遍主义的理性规则更难建立。很多私有企业创始人都有极强的个性，牢牢控制着企业的各个部门，在企业的每个角落深深打下个人的烙印。个人忠诚、个人崇拜和一言九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企业家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及时引入非家长制、非人格化的职业化理性管理，个人一旦有什么闪失，企业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

　　不善于将企业非人格化，缺乏组织的可延展性、可复制性，无法建立大型科层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华人企业的致命伤。而需大型组织的产业往往是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战略性产业，典型的例子如汽车、飞机制造、大型连锁超市、银行等，这些几乎都是中国竞争力最为薄弱的产业。面对入世后的开放与竞争，只有抛开或温情脉脉或等级森严的传统人际关系，秉持尊重个体和尊重契约的理性精神，中国企业才有可能治好“侏儒症”，迅速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