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家的道德素质修养

　　企业伦理学界认定:21世纪企业文化建设就运行机制而言，就是要在企业行为上“有效确立经济准则、法律规则与道德准则三位一体的完整运行机制。”其中的道德准则对企业发展所起的独到作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对前两个运行系统的补充和调节，而是对企业在“资本与市场之外的超乎功利的存在”与发展的导向。企业伦理机制在企业发展中的基础性、导向性作用，越来越凸出了。有感于学术界的既有成果和中外众多企业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是企业伦理道德的重构，而企业伦理道德重构的核心是企业家的道德修养。本文仅就近阶段如何加强企业家职业道德修养，再作点粗浅的探讨。

　　中国当代企业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而产生的，从“无产者”到“有产者”，这中间充其量只有２０来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大部分创业者还只能把赚钱、聚财作为当务之急，无暇顾及道德修养等精神层面的东西，即使搞企业文化、品牌战略，也只能把它们当作营销手段，或干脆为营销而进行炒作。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家做得很好，但毕竟和整个企业家队伍比起来是凤毛麟角。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改革开放２０年，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有了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些丑恶现象在中国的企业中又经常发生，比如制假贩假，剥削童工、女工，侵犯员工权益，欺骗消费者，诈骗客户钱财，盗窃国有资产，靠破坏环境获得暴利等等。再比如，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中国的许多企业欠债就是可以不还，“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们国家三角拖欠最严重的时候，三角债高达三四千亿，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都遭到了破坏，最后不得不由国务院总理出面，动用金融、行政、法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情况，足以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呼吁企业经营行为中的“道德回归”。

　　道德决定企业的方方面面：责任导向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胡新欣认为，道德是无形的，但它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的诸多方面：

　　第一表现在经营理念上。是把企业完全当做自己赚钱的工具，还是在赚钱的同时又能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这和企业家道德情操关系极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强调了精神需求，弗洛伊德也说人有三个“我”，一个是“本我”，一个是“自我”，一个是“超我”。“本我”是动物的我，赤裸裸的我；“自我”是社会的我，是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我；“超我”是精神的我，是最具有人格魅力的我。作为企业家，至少应该在实现“自我”的同时，能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有道德的人。

　　第二，表现在聚财方式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要来得合法、合理、合情。前面提到过，走私、套汇、偷税、做假账套银行、套国企、套客户这类事情一定不能做。

　　第三，表现在对客户的态度上。是把消费者当做衣食父母还是当作可蒙骗的对象？松下的八大精神中有一条是“感恩报恩的精神”，它一再教育部属，“要怀着感激的心情做人”，感激谁呢？感激一切帮助过你的人，首先要感激消费者、客户。消费者是水，企业是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第四，表现在对竞争对手的态度上。企业家和他的竞争对手虽参加同一场比赛，但却是处在不同跑道上的选手，竞争者只可以使自己跑得快而超过对手，而不可在脚下使绊把对手摔倒而超过他。这就是游戏规则。知识经济条件下，竞争更多地讲的是企业之间的联合，优势互补，利益共享，最后实现双赢。日本人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竞合”，是既竞争、又合作的意思。为什么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东部的企业、世界的企业到西部来？就是要合作，这种合作就不是“你吃掉我、我打倒你”，而是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前提下使资源得到更合理、更高效的运作，这对企业、对整个社会文明来说都是进步。

　　第五是对雇员的态度上。人性化的管理思想基于对人的基本权利、人的个性与尊严的尊重。企业的雇员，从一般打工仔、打工妹，到高层管理人员都有被尊重的权利。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负面报到。许多不良雇主不把下层员工当人看待，甚至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案例时有发生。一场事故、一把大火可以死伤很多员工，而雇主却逃之夭夭。这些所谓“企业家”良心何在？道德何在？相对而言，跨国公司的在华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在员工政策方面就更“人性化”一些，尽管也有下岗、也有解雇、也有处罚，但严格管理和欺压员工毕竟是两回事。“善待员工”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表现了企业当家人的一种人文主义修养。企业家的这种修养越深，对员工号召力就越大，整个公司的人气凝聚力就越强。同时也是企业家维权的另一种注脚。

　　道德掌控的主要运行机制：实施道德决策

　　据调查，美国管理协会成员中的6000名经理和主管都认为:最崇高的道德价值是负责和诚实;美国MBA毕业生所公认的最基本的三个道德价值，也是负责、正直和诚实。由此笔者推定:企业家的个人道德价值观不仅能左右其私生活中的伦理决策，并对个人在组织中的决策对整个企业经营行为的道德贯彻，发挥关键作用。但企业家能否把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贯彻下去，既可能要受到其它力量的影响，更取决于本人的个性特征。其中以下的三个因素对企业家的道德决策影响更大：

　　1、自我强度(即自信程度)。一个自信心强的人比自信心较弱的人，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和坚信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念。“自我实力强的人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和是非观念，受他人的影响较少。因此，组织对决策的伦理方面的影响相对自我实力较强的人，比自我实力弱的人要小。”换句话说，自我表现强度高的人更可能自觉地克制冲动，做他们认为道德的事，在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之间更可能表现出一致性。

　　2、环境依赖性—对外界或其他人提供的信息的依赖程度高低，往往对企业家的道德决策力产生影响。因为当情况不清楚时，环境依赖性较强的人更多地是利用他人提供的信息来分析问题，不依赖环境的人则多依靠自己拥有或开发的信息去做判断、选择。而后者之所以在决策时主要依赖于自己收集或亲自开发的信息，是由于他在更大程度上以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这些信息做了必要加工—这些信息已经是他道德决策的“半成品’，。由此看来，企业家的道德决策与否及其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对相关决策事务的道德信息的占有和开发能力之强弱。

　　3,“控制中心”的自主度。一般人有内在与外在这样两个控制中心，但一个人在一个时空只受其中的一个控制中心所控制。内在控制者由于自我实力强、环境依赖性弱而充满自信，信自己能够控制和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十分有利于个人的自主道德决策。外在控制者相反:其自我实力较弱、环境依赖性强，所以缺乏掌控命运的自信—他认为生命中的事件全靠天命或运气所决定，这对其自主道德决策十分不利。因为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外在控制中心者不大可能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个人责任，更可能诉诸外部力量，也就更容易受组织内其他力量的影响和牵制，所以缺乏道德决策的内在动力。相反，内部控制中心者对自身行为的后果具有责任感，能依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和是非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较少受组织中其它力量的钳制和干扰。由此而来的较大的道德决策内动力，强化了他的整体道德决策力。

　　从以上关于企业家道德决策三要素的初步分析看来:企业家是否能在企业管理(决策)活动中，自主实施道德决策，并非靠一时一事的理智与感情冲动，而要靠一贯的自我道德实力积累、自主道德决策力的增强。

　　道德修养的人格基础：良心体现

　　首先要确认:企业家职业良心的体现应以知耻为起点。

　　一般人的道德修养基于人格修养，其人格修养以其职业良心为支柱，其职业良心又以知耻为起点。企业家道德修养、人格塑造、良心优化的心路历程也无不如此。正如先贤公认:“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也。”企业家的知耻具有特定内涵:如思考问题、制定目标时，首先应排除世人所不耻的动机和欲望;在实施指挥、沟通与协调时应排除不当为、不可为、不能为的管理方式或手段;在绩效评估时应有礼义廉耻的自察自纠系统。由此及彼循环往复，以自律准则的形式积淀起来的企业家职业良心力就能不断增强。

　　同时要确认：企业家职业良心的体现应以诚信为基石。

　　诚信是企业家的灵魂，是事业的基石，是企业生命力的支柱。古人所谓“君子一言驯马难追”，强调的便是领导者(管理人)说话算数、承诺有信。当代企业界关于“小企业做事，大企业做人”的共识中，“做人”就是强调诚信毋欺、令人信赖。其中至少有以下重要内涵:

　　1、思考问题讲诚信。即在发现问题、谋划应对方略的前决策阶段践行诚信原则。西方国家曾有权威统计分析表明:企业家的信用缺失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可达到理论增长值的50，也就是说，企业家诚信度的提高可以使原有经济增长翻一番。企业家在思考问题时的诚信首先应体现在诚心诚意地为企业发展、职工增益而禅心竭虑，而非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打着为职工谋利的旗号，实际却干着谋私的勾当。松下说得好:“管理者究竟能做到几分大公无私，以无私之心观察事物是成功的经营者与失败的经营者之间的最大分野。”

　　2、制定目标讲诚信。只能通过诚实的合法的劳动，向社会提供合格与优质的产品，从而不断提高本企业经济与社会效益，给本企业员工带来显著增长的物质与精神实惠，这样的发展目标才是诚信目标。相反，只顾个人或小团体(如领导班子几个人自己)的利益追求，而不顾本企业员工的整体利益追求;只顾暂时利益却不顾长远利益的追求;或只顾本单位(局部)利益而不顾广大消费者的社会效益追求之类的目标，都不是诚信目标。对市场以假充真，对员工欺骗愚弄，对社会巧取豪夺的目标要么实现不了，要么(也只能)是决策者和该企业在市场铁律面前玉石俱焚。

　　3、产品与服务讲诚信。企业家的诚信劳动成果直接地表现为本企业所推出产品(含售后服务)的质优价廉，间接地表现为由此而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及其事业的发展、企业的发达。因为有诚信的经理行为，才会有诚信的员工行为，只有凝聚了诚信理念的投产决策、技术设计、制做过程、质量标准作为保证，才会有真正货真价实的产品出台。松下、海尔等实力企业集团对市场的强劲占用力，就是在这诚信经营的“钢筋”上筑起“摩天”大厦门。

　　4、绩效评估讲诚信。企业家行为是否符合职业良心，符合的程度有多高，总是通过其行为结果—产品和售后服务受利益相关人的欢迎与否及其程度反映出来的。它在价值取舍(确定目标)、输出信息(做出决策)阶段表现为企业家的主观意志，但一旦付诸实现成为客观存在就会以利益相关人的口碑或毁誉反映出来。因此，一个真正有职业良心的企业家，就不仅要注重行为动机和过程的良心主导，还应注重吸取来自于所有利益相关者对自己道德良心的评判反馈信息，以此为鉴审视自己，进而扬善弃恶，不断升华良心境界。

　　我十分赞赏松下幸之助的经验之谈:一个管理者以德服人是最重要的。企业家只有做人恒于正派，做事恒于诚信，良心恒于践行，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不断发展。

　　当代企业家的职业道德修养已成为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髓，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家道德修养差强人意、任重道远，其中既有企业家个体道德修养的内在差距，也有企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的众多复杂因素(比如我国至今未形成有法律保障的企业家职业制度、政府本身信誉度欠缺等)。因此我们在强烈呼唤企业管理者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至为关切政府、社会为此而加紧创造更有利条件与和谐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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