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二维码|
如果不是现代化大生产与经营的出现，社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依存关系不会那么紧密，那么沟通联结其间的企业文化之桥或许也不会那样令人心驰神往。而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企业文化如今已成为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因之一。王超逸与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正是追求这种基因的孕育与培植。
展现在人们眼前的现代市场经济，无论迷离风光带给人们是怎样的眼花缭乱，或是冷酷人际演绎得何等的惊世骇俗，人与自然、人与企业乃至人与人之间，一种共同和谐、共同事业、共同利益的新型关系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拢、磨合得越来越亲。这种相互依赖的特性，在凸显效能至上的宗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企业文化。它的出现，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必然产物。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会，顺应时代呼唤，举旗叱咤，倾力推动。王超逸亦属这个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这一论断，虽然是王超逸于2001年在北京航天城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企业文化学者论坛上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来，但是酝酿以及成熟这一论断却早在近18年来的风雨兼程之间。
1984年，祖籍台湾省、外祖父林祖密秉承台湾省大世家“雾峰林家”祖业、后为支持孙中山革命变买家产、成为闽南革命军司令、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后裔的鲁军先生，在海外亲人的大力资助下，以北大哲学系为主体，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经由国内外多名专家、学者(如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李中华、王守常等)的鼎力相助，创办起了旨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沟通中西方、联系海内外、瞄准重大社会效益课题、转化和推广文化成果的中国文化书院，不久又创办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即现今中国文化研究会前身)。
中国文化研究会立旨宏远、躬耕实践，以国际化视野选准有利于民族、人类、着眼于国家未来的重大课题铺管架线。在环保、生命、健康、教育、人权等事关人类生存问题的母题上，诸多发展中国家在突出发展经济的前提下轻视了这些问题，以至于使这些问题逐渐演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限于我们的经济基础和国民素质，在注重眼前而忽视未来、盲目追求片面发展之中猛然回首才意识到了“单轮趋进”的不平衡性，待中央提出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时，往事已不可追回，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何止用经济数字可以衡量！中国文化研究会亦不“雾中看花”，每每选题立项“登高望远”，一旦实施就埋首苦干。“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中国文化研究会正是追求着这样一种境界而奋力前行。
思想意识变革乃社会改革的前沿阵地。当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东方古老的华夏民族时，在其精华不断绽蕾的同时，其糟粕也在不经意中泛滥，故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便成为中国文化书院、中国企业文化研究院人文关怀的神圣责任。从1987年到1992年，两院陆续开办了旨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四个系列讲座；出版了数十卷文化专著；举办了“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一代学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亲临授课布道，其朗朗教声如洪钟大吕，响彻天宇，有力地促成了海峡两岸文化学者的学术交流。王超逸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次风起云涌的第三次文化热潮之中。他经历了“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和“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班”五年的学习与深造，尤其铭刻在心的是在开学典礼上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94岁高龄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寄语莘莘学子的那段肺腑之言：“发扬我传统文化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精神，而吸收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为世界辟造社会主义之新局。”追求跨文化理论与实践自此成为他的终身宿愿。
王超逸是幸运的，亲聆梁漱溟先生垂教在当代中国大概亦属最后一班“车”。由此他深深背负上了文化中那既有宗教的信仰，又有哲学的自觉的“十字架”。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鲁军先生为王超逸曾题辞：“合古今东西文化汇集熔铸于此，后百千万年人才胚胎奋兴于斯。”其间尤其受到经济学大家于光远、厉以宁以及企业文化大家鲁军的亲自教诲，使他的视野与思维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透过历史的苍烟落照，他感受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企业，文化在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当代形态。文化生存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条件。文化的生存状态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以往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蕴涵着它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是生存与发展的全部价值与合理性之所在。他断定，任何一个集体，如果文化一旦被恣意改变或丧失，国之危、民之辱、企之衰必将不会遥远。“实施国家企业文化安全战略”理论在他理智的大脑中逐渐诞生与成熟。他撰写的《竞争大未来——21世纪企业文化制胜战略》、《中国近代商史的一面镜子》、《对国际名牌战略的考察与思考》、《对企业家职业化的考察与思考》和《中国卓越企业文化实战与人力资源开发》等论文，其观点之独到、论证之严谨，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启迪和实践参考。
CCTV.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塑造工程，使王超逸的这一理论价值得到了充分运用与实证。“中视传媒”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是统管意识形态的特殊文化产业，处于中国媒体领域的前沿阵地，在应对中国入世后的挑战、实施文化制胜战略上具有破天荒的开创意义。作为该工程的总策划，王超逸集多年的探索经验与灵动智慧，将企业文化的相对论、企业文化安全战略、系统论等成功运用于“中视传媒”企业文化塑造工程上，在历经1年零4个月的运作后，不但圆满完成了塑造任务，为中国影视传媒业、文化旅游业进行企业文化塑造、提升，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道，也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与推广拓展了新的领域。该项目获得了“设计案例奖”。在中视传媒上市五周年的庆典会上，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对中视的企业文化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文化差异 一个威力无比的致胜法宝
文化既是人们生活方式的表现，更是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体现。不同地区因生活方式不同，其行为方式(即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由此构成地域差异文化。当今经济、科技(特别是电讯网络)的发展，使全球化成为必然。而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伦理等)则呈多元化趋势。在转型期的社会中，文化危机和科学的新挑战呼唤着新的人文精神。新人文精神主要是以人为本，维护最基本的人类共同标准，继承过去人文主义的优秀部分。新人文精神用以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途径是沟通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在动态的沟通和理解中，寻求有益于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共识。
“和而不同”是解决保持差异和多元共存的问题的原则。企业文化的根本目的之一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文化的强烈冲突，改进企业生态和人文环境。这种新人文精神正是企业文化的灵魂。企业文化的塑造与“粘合”功能就恰恰显示出了它对新人文精神的独特威力。为世人皆知的联想、方正的燕赵派文化、“博大精深”的海尔齐鲁派文化、“绵里藏针”的科龙、TCL岭南派文化、“并吞八荒”的西安杨森秦晋派文化，“从从容容”的昆钢云贵派文化，它们颇具内涵和个性特点的企业文化流派已经昭示出了非凡的魅力。尤其浙江先哲们传承下来的“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商业文化主张，成为有力地促进江浙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大法宝。王超逸探究的正是企业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化进入与成长。他每进驻一家企业，总是不辞辛劳，追根溯源，探寻其文脉。他览江山、观风雨、悟诗心，洒脱超逸，志高行洁，印证了老子的无为之为大为的哲理。
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王超逸就有幸加盟了亚洲最具实力的台湾形象策略集团公司，在云谲波诡的经济太空中翱翔与探索。王超逸对以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工业模式与企业文化逐渐形成了“以他者为视界”的全球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化的认识。尤其在日本企业文化界精英人物中西元男、石川英纪、河野丰弘等专家的风范与智慧的滋养下，王超逸见大思远、见微知著的功底得到了螺旋式地提升。他潜心追求企业文化塑造，曾经近乎于用生命进行捍卫与奏鸣。2002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使他躺在了病床上。此番“天灾”更磨练了他的冷峻和坚韧。而当此时，中国石化.齐鲁石化.物流公司的“核动力”企业文化塑造正在号角声声的关键时期。他强忍疼痛撑起身，在夫人和助手吃力地搀扶下硬从千里之外乘火车赶到了青岛。面对双双渴求知识的眼光，他以严谨的理论逻辑开启着无数听众的心扉，然而听众哪里知道这位旁征博引的先生正在承受着难以支撑的伤痛煎熬。正是这种执着与拼搏，致使他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渐入佳景。2003年，面临战略大转型的国务院国资委辖属的有50年历史的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在进军国际化大型企业的征程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那就是：企业既要实现从国内名牌战略转型到国际名牌战略，真正成为百年企业，而公司又面临着体制变革和机制转换的重要关口。新兴建设高层领导已经深深感到仅仅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重重压力，于是乎只好出帖邀请行家里手来策划打造公司企业文化。作为总策划人，王超逸担纲了方案设计与组织实施。按照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于敦才的要求，“新兴建设”未来的企业文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儒道释贯通，经得起时代变迁和历史发展的考验。这项被命名为“金鼎”的文化工程，在经过多渠道整合和全方位打造后，使“新兴建设”展现出了一幅极其诱人的发展态势。从2003年实施到现在，这项工程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取得了骄人业绩。如今，“新兴建设”拥有的企业文化成为新兴建设独特的不同于中建、中铁建、北京城建的企业文化。他们关键性地解决好了一个令不少企业深感焦虑的严峻问题，那就是企业既能经受住“赢得起”的考验，也能经受住“输得起”的挫折。而“新兴建设”的这个“赢得起”就是坚持了企业终极目标不变、企业愿景不变、企业核心价值观不变、企业精神与价值导向不变；而他们的“输得起”就是解决好了企业迈向国际化过程中、规模膨胀过程中、体制变革、机制转换过程中“胜似闲庭信步”的战略与策略。《黄帝内经》有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死，治未死。”养生、治国、治企同一理。预防为主，稳固根本，这正是企业文化的功效。
“金鼎”企业文化的成功，使王超逸在企业文化的探索上进入到了登高而远望的境地。
文化延伸 一代经营管理者的思想升华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经营、人际、伦理、心理、民俗、传播、美学等多种科学的综合与提升。尤其当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到来后，不同文化的摩擦已经成为现实，不同文化的融合也开始出现苗头，跨文化的对话与管理成为时代的新课题，文化制胜已经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必然追求。企业文化的手段是以文化人，目的是形成文化自觉，进而将文化观念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是人们奋斗不已的追求目标，然而要让高扬在蓝天中的“知行合一”美景落地开花、结出硕果却成为业界深感头痛的事情。企业文化便勇敢地走进了企业界这个历史舞台上，并毫不掩饰地宣称要在这“不易”中开辟出一条“转变”捷径。一系列的实践与总结，使王超逸把企业文化的塑造浓缩到了“定位”和“认可”这两条必须通过的枢纽上，也成为他驾驭企业文化策划与实施的两柄“风火轮”。
在昆明钢铁集团以“文化力”命名的企业文化工程的实施中，王超逸就利用“定位”与“认可”这两柄“风火轮”，让“昆钢人”思想开始了新的腾飞。王超逸作为工程总策划人兼项目组组长，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智慧地采用了“文化研讨营”这种新颖别致的训练方法，使企业管理人员的心智模式发生了创新式的骤变。包括昆钢董事长在内的全体高中层管理人员，经过研讨营全新式的概念活动，着力营造平等自由、活泼轻松的文化氛围，在通过深层次交流、友好式沟通之中，构建起了同心创造、共向未来的企业文化基本信念系统、行为信念系统、组织信念系统、教育训练系统、伦理道德系统和客户满意信念系统共六大系统。这项工程获得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一级典范”的殊荣。也正是由于王超逸对其的精心总结和概括，使他在经验层的操作上更把握住了深入浅出的实践航舵。
自2001年至2004年9月28日，王超逸在担任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策划部主任期间，引领中国企业文化策划与设计的潮流，先后主持了由他任总策划兼项目组组长的多个“塑造”项目，主要有：
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股份公司(获设计案例奖)、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总公司(获建设实践奖)、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昆明钢铁集团公司(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一级典范奖)、中国石化.齐鲁石化.物流公司(获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奖)、济南圣泉集团公司(获建设实践奖)、山东东风集团、明水大化集团。
由他领衔工程论证组组长，先后对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国电集团、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的企业文化成果进行了论证和鉴定，其中不少成功案例已经载入了中国企业文化设计与策划的经典史册之中。
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在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并在认识层面上对中西文化作分门别类梳理的阶段的话，那么从90年代后期至今，企业文化已经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从经验层面的研讨转到了可操作层的新阶段上来，而王超逸与中国文化研究会企业文化专业委员会已经将那些美好愿景的种子撒在了广大企业之中，并用跨文化的智慧孕育着这些种子生根、开花、结果。正如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鲁军所评价的那样：“如果我们一旦拥有了利用各方面知识的那种知识，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撬动社会文化进步转动的支点。我们寻求的就是这个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