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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雇主跟你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时要小心
在美国，过度加班 小心遭媒体集体爆黑料
在工作时间问题上，法国人的“认真”是出了名的。根据《环球时报》记者在法国工会组织任过职的经验来看，法国人认为劳工权利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工作时间，欧美劳工经过19和20世纪一系列斗争换来的8小时制不容侵犯。这与“理想”“奋斗”无关。
对于996，法国劳工民主联盟的特里莫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雇主跟你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时要小心，他们的目的是剥削你更多的剩余价值，你越奋斗，他赚得越多。他告诫说，任何人付出劳动都必须得到收益，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在法国是绝对不允许的。
法国雇主协会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控制员工的工作时间、精确核算劳动生产率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延长工作时间后，员工的生产效率会因疲劳积累而下降，这在高科技企业、一些研发领域尤其要避免。
966讨论也引起法国媒体注意，《费加罗报》14日头版刊登标题、经济版大幅报道中国企业加班现象，题目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上班地狱”形容词，可见当地舆论的态度。
当然，工作时间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法国企业有一项不成文的规矩，负责任、收入高的高级职员常常不精确计算工作时间，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安排工作，还有不少技术人员自愿加班，这也是事实。
在另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当地人对于加班并不陌生。根据英国总工会的统计，英国3000万就业人口当中，将近500万人经常性无偿加班。其中，从事教师行业的人每周无偿加班时间最多，约为11.2小时，其后是律师行业、金融行业、建筑师行业、传媒业。
在伦敦从事能源贸易的萨福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不定期地在周二和周四加班，主要是因为英国有些公众假期都是在周一和周五，很多人会在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或假期将至时处理手头上堆积的工作。但对于996，萨福克表示难以接受，因为偶尔加班变成常态性现象，会令自己失去更多家庭生活，这不是额外酬劳可以弥补的。
对于英国人来说，能够找到的加班奋斗历史记忆要追溯到二战期间。伦敦人休伊特说，当年她的父母在一个军工厂工作，为应对纳粹威胁，才会时常加班到深夜。在和平年代，多数英国人都不会把加班看作个人奋斗的体现。“如果你把加班看作习惯，你又如何让你的雇主感到有责任加薪、增加假期呢？”
说起996，很多人都会想到美国的硅谷。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朋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加班对他来说是常事，而且是“自愿”。的确，加班是不少硅谷人的日常默认选项，特别是初创企业。但这不是硅谷的全貌——除了高工资，每天下午5时准点下班的人很多，不加班的大公司司空见惯。而且在硅谷，被看重的是结果，不是工作时长；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不仅是个人追求，也为诸多企业所提倡。
整体上，美国人的工作强度大于欧洲。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上，美国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底端。例如，与荷兰人相比，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要多353个小时。美国对劳工福利的保障也落后于欧洲国家。但美国社会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追求仍很突出。许多媒体会以工作生活平衡指数为指标评选宜居城市，同时热衷于报道“疯狂工作”对健康的坏处以及对工作效率的负面影响。对于部分高科技企业的过度加班，媒体多以黑料处理。特斯拉在加州的一个未来工厂就因员工劳动强度过高而遭集体批评。
对于加班，美国不同代际之间有不同观感。《福布斯》杂志称，出生于1945至1960年的美国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艰辛，因此更重视稳定的工作机会，所谓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是优先关注点。但这一代人的孩子则更热衷于寻求诸如远程办公、延长产假或陪产假、充足的年假时间等。
印度网友的反应呈现“两极”
拉美国家的态度堪称“禁忌”
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度也面临加班问题。瑞士联合银行在《2018年度价格与收入报告》中对世界上77个城市进行排列，其中孟买劳工以平均每年工作3315小时居于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河内、墨西哥城。报告还指出，孟买劳工年均假期天数为10天，属榜上最少。
鉴于此，在多家印度媒体引述《彭博商业周刊》一篇关于中国“996加班工作模式”的报道后，印度网友议论纷纷。有网友称，这就是“适者生存”的道理。网友“山迪普·库马尔”很直白地说，“996机制应该引入印度，这样印度的发展将更加迅速”。一名叫“高级公民”的网民称，“马云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工作你根本无法支撑家庭”。
当然，持反对观点的也不少。“哈什瓦尔丹”不无反感地表示，“996意味着创造力的终结。长时间的工作让员工根本没有时间提升知识结构以实现自我发展，这样的公司可以在某一天将其炒掉”。“一些企业已经一周工作6至7天，每天12到15小时。这种模式让人渐渐丧失情趣。如果年轻人因此过劳死，那工作有何意义？”网友“卡玛尔”写道。
与印度人的纠结相比，同为“金砖”一员的俄罗斯是另一番景象。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人都深有体验，每到夏季和元旦前后，开展工作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因为俄方人员几乎都在休假。
中国私营企业主韩先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刚开始从事中俄贸易时，他对俄罗斯人的“懒”非常不习惯。雇的俄方员工总是拒绝在周末加班，经常请病假。后来，他在俄境内开了分公司，渐渐接受了“有张有弛”的理念。
俄罗斯人工作时间宽松，既有历史文化因素，又有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因素。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人民委员会就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1967年，苏共中央通过每周工作5天、休息两天的提案。根据俄罗斯《劳动法》规定，不管用人单位采用五日工作制还是六日工作制，一周工作时长都不得超过40小时。 由于有这些规定，用人单位会对员工加班问题格外慎重。当今社会，IT工程师时薪较高，增加工作时长对老板反而不划算。此外，员工还可以因拖欠工资或工作时间过长而曝光老板，曾经有许多不了解俄罗斯法律的外国公司因被举报而遭处罚。
不止俄罗斯，在阿根廷、巴西等南美新兴经济体，如果有人敢公开支持996，会立即遭到整个社会异常激烈的批评。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存在加班文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南美强大的工会组织，他们会通过游行、谈判等方式确保劳动者保护法严格实施。
记得几年前阿根廷几家为西班牙品牌Zara代工的工厂，被爆让劳工从早上7时工作到午夜，消息一传出即遭阿根廷社会和监管部门谴责。工厂马上被查封不说，示威者涌上街头，打出“Zara是奴隶主”“血汗工厂”的标语，吓得Zara紧急发表声明，称对此“完全不知情”，一定彻查下游厂商。
整体来看，拉美很少有加班情况出现。绝大部分商店周末雷打不动要关门歇业，因为周末和节假日是“家庭时间”，拉美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即使企业方面给出三倍的加班费和调休安排。曾经有一名阿根廷当地的中国旅行社老板向记者“抱怨”说，每逢节假日就找不到人干活，只好自己去办公室“坐镇”。
韩国减少加班仍未达“及格线”
日本企业家代际差异很明显
韩国是一个加班文化盛行的国家，但这种文化已与“奋斗”没有太大关系。根据OECD的统计，韩国人2016年年均工作时间为2069小时，在该组织中仅次于墨西哥（2255小时）。麦肯锡同年进行的调查显示，韩国人工作时间与效率成反比，一天工作时间约11个小时的生产性效率仅为45%，而工作9小时却为58%。
韩国KBS电视台曾在一档访谈节目中披露，韩国上班族痛恨加班文化，不能按时下班，一定程度上是儒家尊卑思想作祟。受访者称，下班时大家基本按照职务级别依次离开，即部门经理—课长—代理—主任—普通职员；上司心情的好坏也是能否按时下班的风向标。
在韩国，随着社会节奏加快，竞争加剧，“过劳死”或“过劳自杀”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护士、IT产业人员、广播电视台编导、家政配送员等逐渐成为高发人群。为此，自2017年起，韩国政府开始着手改善这一局面。2018年，国会通过《劳动基准法》修订案，将周最高工时由68小时减为52小时。
韩国官方3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家庭教育支出增长3.2%，娱乐支出增长4.6%，究其原因，与去年7月以来缩短工时带来的红利有关。而在去年5月的麦肯锡报告中，韩国大公司的企业文化与两年前相比已有好转，但仍未达到国际企业标准的“及格线”。
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996话题传来后，日本《钻石周刊》以“中国IT业界异常残酷的996遭遇罕见抗议”为题评论称，这是中国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苏醒。但梳理日媒评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媒把重点放在劳动者是否得到相应的报酬上，而没有触及996制度本身。曾经加班成狂的日本，实在是没有底气批评中国企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为了所谓“战后复兴”及出人头地，出现过全民加班的社会现象。社会上奉行“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信条，不加班者甚至会被视为“异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虽然日本人对“常态性加班”并没有明显不满，国际劳工组织的批判却很猛烈。此后，日本为维护形象，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加班。
去年7月，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日本劳动者年均劳动时间已经从2000年的1821小时，下降到2017年的1710小时，低于意大利（1723小时）。2017年日本人的日均劳动时间已经降为6.98小时。客观说，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以前“加班成狂”的国家了。
《环球时报》记者曾采访二十多位日本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发现老年被访者普遍将工作看成人生乐趣，工作强度超过996，他们希望员工也这样做。而中青年被访者以IT界、金融界人士居多，他们对于加班很反感，主张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员工则更不会要求其拼命加班。这一点与中国IT企业的中青年老板们形成鲜明对比。“人才如此紧缺，不加班我都怕他们跑，千方百计留住他们，更别说要他们加班。”一位IT公司的董事长对记者说。
在记者看来，企业需要的不是靠加班刷存在感的“社畜”，而是“社主”，有上进心和主人翁精神的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