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所有企业家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如何持续地在企业全体员工中保持企业家精神。一些研究发现企业越做越大,当初的那种创业精神越来越淡薄。大企业都在思考如何在企业中创造一种环境,使全体员工都有一种“我们要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国内外的研究和实践也表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企业文化,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家的价值观。 那么,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如何能够扩散为企业文化呢?本文从二者都是特定价值观体系的视角加以分析。
一、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都是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尽管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不仅是投资创业和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创新和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一种极其稀缺的特殊无形资源。但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解释却存在着诸多困难。综合企业家精神在心理、能力和品质三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的最终的决定因素是企业家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企业家所选择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不仅反映在他的心理状态、认知能力与思想品质上,而且直接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与制度评价。
从企业家精神的内部构成来看,汪丁丁总结了企业家精神的三个主要“成分”。一是创新的精神。二是敬业的精神。三是合作的精神。上述三种精神虽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也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三种精神都是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
首先看创新精神,创新就是对常规的突破。常规不仅体现为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法律规范、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学术权威等,更为重要的是常规是人们价值观选择的结果,任何常规都在人们的价值观体系中确立了其地位,获得了价值观上的支持。常规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价值观的重新选择。正因为常规是如此重要,所以创新才非常困难。尽管企业家精神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但它的出现却非常难得,并不是和特定的人联系在一起,而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简单地说,凡是正在从事创新的人,就是企业家,就具有企业家精神。由于常规的是多方面的,因此创新活动包括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多种类别,而任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够实现的背后则必然存在着文化价值观的创新。
敬业精神同样是一种价值观选择的结果。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归结于对新教伦理的信仰。宗教伦理本身就是与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相联系的,它包含了人们对工作、生活乃至生命、成就等一系列事物的评价。敬业精神只是人们价值观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人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体系中确立工作同其他事务的排序关系,而且还要确立何种工作才具有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西方国家将发展工业作为所尊崇的事业时,在其他的国家人们的价值观中则是将读书做官、农业产生以及占领抢夺、敬奉佛门等作为“敬业”的内容。
合作精神也与特定价值观的选择是分不开的,这是由于合作精神本身是道德素养的体现。尽管道德总是表现为人们之间“博弈”的结果,但从个体来看,任何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都是他进行选择的结果。人们对通常将各种道德规范的内容以“应该”和“不应该”的称述句形式组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当一个人选择了“做人应该诚实”这一价值观念时,他往往会在合作中中表现出诚信的行为。而当他放弃这一价值观念时,其合作行为也会发生改变。
既然企业家精神的内在成分可以被描述为企业家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选择,那么,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兴盛也可以从这一思路出发进行分析。事实上,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合作精神都反映了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不断扩展,或者说,是文化资本积累的结果。创新精神并不是指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与发明,而是指价值观的创新。无论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还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利用一种新资源,实现一种新组织,这些创新都意味着企业家价值观体系的扩展。例如,从需求的角度看,企业家精神体现为将更多的消费者的价值观纳入自身的价值观体系,使其不断扩展,从而发现和发掘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此出发来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敬业精神同样是意味着从原来以读书做官、重农重商、敬神敬佛为追求扩展到兴办实业、谋取利润为事业。合作精神则要求包容、理解合作对象的价值观,也就是实现自身价值观体系的扩展,否则,道不同,难为谋。
从上述意义上讲,企业家就是那些能够持续实现文化价值观扩展的人,他们所提供给社会的是创新的观念。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是因为进行文化资本投资是困难的,主要在于人们要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绝不容易。事实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通常要受制于文化创新而难以形成,因为“要有效地开发借用的技术,就必须进行适宜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形式主要受文化传统的限制。根据诱致性创新模型,预期利润是诱致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动力。然而不管诱致力量有多强,如果它们同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规范不一致,对社会有利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
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文化价值观的扩展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它还得到大量事实的证明。从空间分布上来看,企业家精神通常在各个不同的地区间呈现一种不可比的差异化现象。这种差异化又集中体现在企业家精神总是容易在文明交汇地区、文化边缘地区以及外来者群体中。可以发现,恰恰在这些地区文化价值观不仅是多样化存在的,而且个人的价值观的创新是经常性的,这必然为文化资本的积累即企业家精神的兴盛提供了基础。
二、组织学习是企业家精神向企业文化扩散的主要方式
对企业家精神实质的分析显示出它与企业文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不仅都是对特定文化价值观进行创造性选择的结果,都被看作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且企业家精神还直接影响或制约了企业文化的选择,特定的企业文化也会对企业家精神的取向发生反作用。
首先,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实质是企业家个体价值观体系的扩展,当这一扩展的价值观体系将更多的资源聚合成为企业时,企业文化也随之形成。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没有以创新、敬业和合作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也就不可能形成为获取利润的企业组织。由于企业家精神体现了企业家个体的独特价值观念,当企业成立时,企业家通常会成为企业文化的主导,他不仅要依据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来遴选和聘用企业的成员,而且还进一步规定和引导企业文化的取向。这表明,企业文化主要是基于企业家精神而形成的。
其次,企业家精神的持续发展也影响着企业文化不断变革,从而支持企业的成长。当企业家精神停止发展时,企业文化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扩展,从而抑制了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与那一个特定的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企业家的价值观体系相联系。当企业家持续进行观念更新时,企业家精神就会一直表现出来,而当企业家的观念趋于停滞和保守时,企业家精神也就会丧失。企业家精神的变化通常会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取向,一方面,当企业家精神持续扩展时,企业文化也会随之扩展;另一方面,当企业家精神萎缩消失时,企业文化也会随之日趋保守。这两方面的趋势最终又反映在企业的成长与其竞争力上。因此,不仅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总是共生的,而且二者都表现出了对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企业家精神存在的阶段性也导致了企业文化适应能力的差异,使企业的成长具有了不确定性。
第三,企业家精神扩散为企业文化的过程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实现有效扩散必须通过组织学习。从企业家精神扩散为企业文化的过程来看,并不是一个自动完成的过程,而是需要通过组织学习来实现。组织学习不仅包括对特定知识技能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组织成员对某种特定价值观体系的学习、认同甚至信仰。通过组织学习,企业家精神才有可能被全体员工所接受和认同,变成整个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体系。也就是说,企业家个人的文化资本积累转变为全体企业成员文化资本的积累。因此,了解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转化,需要深入了解组织学习的特性。
三、促进企业家精神有效扩散的策略选择
实现企业家精神向企业文化的扩散既是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有效组织学习的前提。为了巩固和恢复一个组织内部对价值的共识,特别是为了在组织中灌输企业家精神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可以在组织学习过程中对企业文化进行有意识的改变。通过组织学习,企业家个体创新的和扩展的价值观体系才能够被其他成员所认同和接受,当然,这并不是要彻底改变其他成员的原有价值观体系,而是扩展他们的价值观体系。
首先,只有当企业尽最大可能地包容和反映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时,积极从外部引进新思想时,企业家精神的持续扩散才有可能。从企业内部来看,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则应建立在对多个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重视与包容上。这不仅要求组织摈弃“独揽大权”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崇拜的错误观念。而且要容许员工有更广阔的业务方向和行动空间,容许他们跨越等级制度,才能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潜在的企业家精神。
其次,积极改变企业成员的心智模式,但心智模式的改变并意味着强加于员工。而是要由领导者不断改善本身的心智模式,不要把领导者所偏好的心智模式强加于人们身上,应由人们自己的心智模式来决定如何做,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同时,内部董事会成员很少需要直接作决定。他们的角色是透过检验或增益总经理心智模式来帮助总经理,而领导者的价值是以他们对别人心智模式的贡献来衡量。
再次,企业文化的改变通常也伴随着企业家精神的扩展或者是企业家本身的替换。当企业组织内部的价值观趋同且难以扩展时,通常需要从外部引入新的价值观加以改变,具体来说,需要那些具有新思想的外来者推动企业的文化资本积累。例如,波特认为一个企业的“比较竞争优势的重要动力是不断进入企业经理层的“外来者”。”约翰·科特与詹姆斯·赫斯克特在对进行企业文化变革的案例研究中也发现在实现企业文化变革的10家公司中,改革者的背景为主要是外来者与才能异乎寻常的公司内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