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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年里，有不少正当壮年的一线企业家高调宣布退休。这群50岁上下的企业家在人生和事业处于巅峰时纷纷退出江湖，大有一种“再不退休我们就老了”之势。其中给人震动最大的是阿里巴巴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和巨人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史玉柱—这是这一轮退休潮的最强音。
在前不久的IT高峰论坛上，马云进一步解释他的退休：“关于退休我想了9年，计划了6年，实施了3年。我跟自己讲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工作的，我们是来享受人生的，我们是来做人不是做事的。如果一辈子都做事的话，忘了做人，将来一定会后悔。48岁以前我的工作是我的生活，48岁以后我希望我的生活是我的工作。”
史玉柱在宣布退休时说：“我比马云提出辞职早，只是董事会批的晚，我不是跟风，退休的决定不是一下子做出来的，大概在三年多以前我就已经从巨人网络退居二线，主要是因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把互联网留给年轻人。”
真的能退休吗？
马云和史玉柱的退休宣言似乎打开了企业家们内心深处的“退休之匣”，并推动着更为猛烈的退休潮。但我的疑问是，这些习惯于镁光灯下的企业大佬们真的能够退下来去游山玩水吗？他们真能退休吗？
从之前的柳传志退休和王石退休，可以看出他们的退休与传统意义上的不一样。他们的退休不是因为年事已高交接班，而是从日常管理工作中退出来，同时牢牢把握公司管理的大权，或是从这件事里退休又在另外一件事中重新上岗。
王石虽然一直说退休，但他还是万科董事长，重大决策还需要他一锤定音。他只不过脱离了日常经营，腾出手去做更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如壹基金的执行理事长、去哈佛游学等等。柳传志的退休也只是从联想集团抽身，随后又在联想控股下了更大一盘棋。
马云说退休，我是100%不信，先抛开他需要阿里巴巴胜过阿里巴巴需要他这个前提，马云是个要干大事的人，他还有数据、金融、物流的三大构架要做。所以，他放假我信，他放下我不信。一个整天游山玩水做寓公的马云是很难想象的，他怎么会在49岁的时候放下呢？也许我们可以把他说的退休理解为撒娇，但作为成功企业家和公众人物，这么高调地四处讲退休确实需要商榷。
在采访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时提到马云退休，我当时的问题是：1、怎么看待马云退休；2、马云作为公众人物这么高调退休会不会给企业界带来不好的影响？郭广昌回答说，马云的退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外界的错误解读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马云的高度，没有理解马云的精髓。
事实上，马云和史玉柱式的退休看似退了，但公司内部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阿里巴巴新的管理体系是由战略决策委员会和战略管理执行委员会两个核心单元构成的，马云负责前者，25个事业部相对独立，新任CEO负责执行委员会，这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退居二线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权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只是不用每日辛苦早朝了。
大佬们的退休模式
综合来看，目前大佬们的退休模式有这么几种：一、彻底退休。这是真正的无官一身轻，是自然规律下的正常交接班，如美的何享健等第一代企业家们，这涉及了另外一个话题—交接班与财承。
二、被动退休。此前企业界有一种风潮是在资本和咨询的鼓动下，极力劝说企业的创办者们在公司成长到一定高度后离开—尤其家族企业更是受这种思潮影响甚深。
这种退休思潮的主要观点是，老企业家们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创始人要退下去，让职业经理走进来。我的一位EMBA校友就是这样的典型：在过去15年里，他的公司发展到了十个亿的规模，引入资本后被迫离岗退休把公司交给新请来的职业经理人打理。无独有偶，Kappa的陈义红从李宁出走后，花了几年时间把企业做上市，发展也还顺利，在咨询公司的鼓动下，他从阿迪达斯请来职业经理人，自己退休去享受生活—在之后Kappa遇到危机，陈义红再度上任，这是后话。
三、先退休再创（就）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退休模式，在外企和互联网企业出现这样的情况较多。很多时候，宣布退休的人都不在退休年龄也没有退休安排，这只是离开原来公司的一个借口。比如毁誉参半的唐骏，他接连从微软、盛大、新华退休，但都在退休后不久又再就业。2012年，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把公司卖给优酷后不久也宣布退休，不到一年时间，他又重出江湖继续创业。这一类退休充其量只是辞职的另一个体面说法而已。
四、享乐式退休。这样做的主要是那些公司被并购或上市套现后退出的企业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辛苦一阵子享乐一辈子”的信徒。说老实话，他们的想法很朴素，就是创业赚钱，在企业发展到达爆发点后快速离场。我的一个朋友不到50岁，创业十年把公司卖了2亿后彻底退休，之后带着太太走了150个国家；另外一个朋友赶上SP的热潮把公司卖了4000万美金，当年操控企业的手现在用来驾驭美女香车游艇飞机，据说前一阵子他也在海南—我说的不是博鳌，你懂的。
五、说退还留的“民国式下野”模式。马云史玉柱王石冯仑们的退休基本上都属于这个模式，退的是CEO这个日常经营职位，留的是董事长这个决策拍板的职位。这类退休模式有点民国时期政治人物下野的意思，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政治人物经常会采取以退为进的方式，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不被关注的位置上，脱离正在形成的争斗漩涡，规划一盘更大的棋。对于马云的退休，我一直暗自揣测，他到底要做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如果哪位有心人选择这一类退休模式的大佬们做一个跟踪采访，应该会有更多收获。
除了这几种退休模式外，还有坚决不退的。这是一群较典型的企业家群体：他们都是40年代出生，属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他们从创办企业开始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退休。
任正非创办华为25年后还在艰苦奋斗，联想柳传志在辞去联想集团董事长时就说过，“辞职不是卸任，是为了做好联想控股，那里有更繁重更有意思的工作等着我做”。连续三年的中国首富、现年68岁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全球商业经典》采访时说：“工作就是享受，要是让我退下来，说不定明天就老年痴呆了。”对宗庆后来说，工作与生活没有界限，做人和做事密不可分，活到老，干到老—除了工作，他没有任何休闲时间。
台湾的企业家张忠谋今年八十多岁了，还身兼台积电董事长与CEO。经营之神王永庆更是92岁不退休，在巡视美国业务时病逝。在国外，除了硅谷的那些新贵整天嚷着39岁退休，还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家不退休，维亚康姆CEO雷石东和新闻集团CEO默多克都八十多岁了，他们都还在整天工作而没有一丝退意。
当然，从目前来看，宣布退休的每天都在台前忙碌搏眼球，没有宣布退休的都在幕后默默工作。对退休这点事，大家也都别当真，就权当他们在原单位换了个工作，换了种工作方式吧。这好比娱乐圈的明星，高兴退出不高兴也退出，高兴复出不高兴也复出一样—他们对此都有非常精准的计算。
涌动的退休思潮
虽然马云和史玉柱们目前的所谓退休都只是辞任CEO脱离具体的日常管理，但他们的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退休言论确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这股退休潮正从IT界逐渐向整个企业界蔓延。
最近有少数企业家在和我交流时说，早上打开电脑看到马云要退休，中午吃饭时打开电视上看到史玉柱要退休，心里想“马云是1964年的，史玉柱是1962年的，人家的企业做到那么大了都退下来享受生活，我们也都50上下了，公司也有几个亿规模了，凡事还在亲力亲为，是不是该考虑退休了”？像马云、史玉柱他们一样，“辛苦半辈子之后要享受下半辈子”。
远东控股董事局主席蒋锡培今年50岁，从1990年创业起就一直拼杀在一线，面对企业家们的退休思潮，他非常不解：参加博鳌论坛，我经常碰到年逾八旬的国外企业家，有些早已扬名世界，仍旧奔波在会场内外。而很多五十岁上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私下里都在谈论如何早点交班退休，反差很强烈。
不在少数的企业家正当壮年时就要急流勇退，考虑退休或正在退休，这绝非国家之福。正如蒋锡培所言，国外企业家年逾八旬还在一线，国内正在主流的60后企业家们（1998年后创业，主要以IT互联网行业为主）在40-50岁上下就要退休，这是为什么？
《创业家》社长牛文文认为，这一批企业家是当今中国社会名符其实的高富帅人群，但他们和整个社会一样，似乎同样被迷茫、不安全感和浮躁笼罩，并因此出现三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太苦太累。总有一些企业家英年早逝，总有一些员工猝死，这个群体似乎已经集体过劳，应该停下来松口气。很多人因此进入高富帅节奏：前半生奋斗，后半生享受。第二种情绪是“愤青”。无论读企业家的微博，还是和他们交流，经常感觉他们淤积了太多的受迫害感，这种情况全世界都少见—高富帅人群集体吐槽对社会的不满。第三种情绪是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商业环境相当不完善，有些人为规避风险考虑卖掉公司或者移民。
不可承受之轻
中国现在的不少企业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缺乏企业家精神，他们中的多数人只能算生意人和商人，每天都纠结于把企业当猪养还是当儿子养，并没有思考做企业的真正意义和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他们创办企业的原动力仅仅是改变个人生活品质，做企业也就是一个赚钱守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能进化为企业家。在这种心态下，这些企业家们普遍兼具创一代的苦出身和富二代的享乐思维。
多数中国企业家长期处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阶段，每天都在为企业的生存而奋斗。但在企业进入平稳期看似没有危机和挑战时，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有一只脚踏入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境地。
他们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于是从创业时的7×24（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到脱离了日常管理；他们认为要享受生活，于是开始嘲笑那些每天专注于工作看似没有生活的企业家；他们开始提倡快乐人生，于是从过去的艰苦奋斗变成了现在的游艇美女香车美酒；他们要成为镁光灯下的社会活动家，于是由过去把时间花在客户、业务和团队上，到出现在各种论坛、圈子和饭局上；他们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于是看不上赖以起家的业务，开始给自己冠以投资人的身份，美其名曰用资本撬动实业。
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在过去的15年里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企业做得非常好。后来，他为充电去读了EMBA，发现每天除去辛苦工作外还有更多活法。很快，我发现他变了：对红酒能喝会品而且对国外的一些酒庄说得头头是道；在上海的时间多过在公司总部的时间；嘴里开始冒出来LP、PE、上市这些时髦词汇；开始热衷于去美国抄底房地产；据说还在上海有了“第二春”。我和他公司的一个副总有过一次深谈，这个副总告诉我，老板从过去见客户到现场已经上升到只看报表的阶段了。
这个描述当时就让我很警惕，做企业和开飞机不一样，后者上升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就可以设为自动飞行模式。企业的经营是永远在爬坡，如果企业家不把精力用在公司上，一定会出问题的。果不其然，这个企业后来的经营出了很大问题，我这个朋友正四处救火。
李宁公司创始人李宁和Kappa创始人陈义红也是比较好的例子，李宁在李宁公司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选择退出，到香港置业享受生活。殊不知公司在之后几年里问题频出，李宁只能重新复出—但他现在还能恢复当年的创业激情吗？Kappa创始人陈义红在公司上市业务稳定后也选择了退休，最后还是感慨“经理人干不过生意人，只有创始人才能用好职业经理人干过生意人”，复出处理巨大的库存。
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批创业者，搜狐公司CEO张朝阳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他回国创业奋力把搜狐做上市进入第一阵营，身处巅峰急流勇退，买游艇去度假减少工作时间并且要重活20岁。但在他经历“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这个阶段时，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微信和移动互联网让PC互联网岌岌可危，媒体版面上报道的都是张朝阳过去的下属或者他不认识的年轻人。搜狐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张朝阳只有复出自任搜狐的产品经理，试图让搜狐重回一线。
做企业不是登珠穆朗玛峰，登上去了就成功了，做企业是攀爬游戏—你以为到达巅峰，但实际上一山更比一山高。对于企业家来说，最好的养生方式就是工作，很多人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对于企业家来说，革命是身体的本钱，如果你不革命不工作，要身体干什么—美女再好看也不过是碳水化合物。企业家的声望与财富都是企业赋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离开这个企业自己什么都不是。
企业家精神的重塑
实事求是地说，企业家们无论是退休、复出还是坚持，都是自己的人生选择，都值得尊重。但我更尊敬那些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胸怀使命感，给企业界带来正能量的企业家们。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复星20年之际选择再创业，并承诺在未来20年不提退休两个字（郭广昌今年46岁，这意味着要工作到66岁还不言退）。在接受《全球商业经典》采访的时候，郭广昌说，我想通了，“未来20年，我不提退休两个字，我一定会保持我的创业精神，我们一定有能力、有信心、有干劲把复星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此前，小米公司副总裁黎万强和我讲起小米公司创办的过程，让我非常振奋。一群功成名就的牛人重新做了一个公司，能够比创业公司做得还彻底，成本控制的极好，产品做到极致。在初期，包括雷军在内，全员都是6×15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5小时）。当时我问黎万强，雷军做了金山这样的上市公司，投了非常多的公司，按理他可以做一个很潇洒的投资人，为什么还要做小米？他这么拼命工作为什么？黎万强说，雷军一直有个梦，要做一个百亿美金公司。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也是如此，他原本可以让苏宁维持运营，然后拿出大笔钱去做资本运作与互联网新贵结盟。但他却选择亲身走一条传统与网络经济结合的路，这种自我超越的举动让他获得了广泛的尊敬。
郭广昌在复星集团2013年工作会议上说，选择退休还是再创业，这的确是个问题。有时候觉得很累，何必呢？自己也不缺什么，生活质量还这么差。“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做企业的人完全靠钱，真的很难一直保持创业冲动。光靠荣誉也不是长远的。其实真正的动力一定来自于你的内心深处，你要真的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
张朝阳复出后也说：“以前我曾经认为越有钱越有名气就越幸福。但是经过这两年的闭关，我认为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让你陷入精神的痛苦。”
企业家被认为是上帝选中的人，他们在成功的过程中获得了超乎常人的资源分配，这就需要这个群体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企业家是社会的进步引擎，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和企业家们陷入了“不可承受之轻”，放弃持续奋斗，或对长期奋斗的态度不够坚定有关。警惕急流勇退的思潮，注意只问收获不愿付出的倾向，这是企业家的当务之急—真正的企业家字典里是没有“退休”两个字的。
“回到原点”，是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给中国企业家的一句忠告。在这个时代，企业家们确实要回到创业最初的心态和状态中，重塑企业家精神。无论退休也好，假退休也好，或者半退休也好，企业家如果能够利用这段时间认真思考企业家精神，就能重新回到原点。（作者为(微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