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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唐骏宣布告别新华都集团，出任港澳资讯公司董事长兼CEO。“打工皇帝”再转身，对自己的定位依然是职业经理人。
对唐骏而言，探讨他的成功与失败，似乎为时尚早，去新华都赴任的如果不是唐骏而是李开复、吴士宏，甚至是杰克·韦尔奇，就一定会实现整体上市、多元化的既定目标吗？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经理人不一定会公开提出这样的目标，至少在他们熟悉新公司业务之前。
唐骏式尴尬有个人性格和职业定位的原因，亦折射出本土民营企业的现实和独特文化。在高速成长的经济和商业现实面前，企业家接受了“职业经理人”这个工具名词，但并没有充分运用工具的能力和意识。这背后，是职业供需市场之间的认知错位。
泥牛入海
有外企背景而加入民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只唐骏一人，盘点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中真正获得成功的少之又少。微软吴士宏转战TCL、惠普李汉生受聘方正，都是不久就离开了；原用友软件总裁何经华离开时，更是引发了一系列对于制度和人的探讨。
“这对于双方都是损失，对企业来说是更大的损失。为了协调一位高管空降，公司内部会有各种分管和职责的变动，但（空降高管）来了不久就走掉了，这很麻烦。”唐骏对于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偏差是有所体会的，这与他在盛大、新华都的经历和观察不无关系。
出现这些情况，民营企业自然有问题，职业经理人自身的失误可能更大一些。在初进入时，他们通常是把外企的模式直接套用到民营企业中，这让民营企业很难接受。“你只有慢慢融入、慢慢适应才有可能改变。”唐骏如是反思。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即使发现了问题，职业经理人和老板之间也很难把真实想法公之于众，揣摩和平衡之道有时是东方文化的精华，有时却是阻碍企业目标达成的藩篱。
唐骏式尴尬
唐骏式尴尬背后的实质，是外企和民企管理模式的不同。从更深层面来讲，职业经理人的困境可以归咎于中国目前商业环境。
外企管理架构大多采用层级制，注重层级之间上传下达的效率。而在国内，作为职业角色中特殊的一个群体，职业经理人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角色是尴尬的：各类企业缺乏对企业家才能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认同，尤其民企老板割舍不下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因此职业经理人虽名为高管，实为高级助理，常常被架空，不得不唯老板马首是瞻。
同时，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营企业而言，大多数企业家既是创始人又是企业文化的创建者，甚至是企业的精神领袖。这样的身份，很难由职业经理人替代。
另外，职业经理人执业必需的法律素养也不足，所以在与财大气粗的资本方对话时，始终是极其弱势的一方，更不用提面临重大管理战略上的分歧了。
所以，不论是“让位”给“有阶段性目标和任务”的职业经理人，还是“利益一致”的家族其他成员，都必然经历阵痛。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始人不让开，职业经理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CEO。
一地鸡毛
如果说唐骏、何经华等“打工皇帝”的境遇折射出自身价值定位和工作方法上的不匹配，那么，两年前国美黄光裕与陈晓之间的战争，去年京东副总裁吴声的“食京生意链”爆出，则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问题。
如今浮躁的社会风气缺乏商业文明赖以存在的商业理念和商业伦理。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诚信。有分析称，“学历门”或许不会成为陈发树“搁置”唐骏的主因，但肯定会成为陈、唐之间合作模式的影响因素。更有业内人士认为，陈晓以职业经理人的身份，玩弄大股东于股掌之间，可能会让其他企业家从此对职业经理人心存芥蒂，从而影响到中国职业经理人未来的发展之路。
职业经理人与其他“职人”最大的差别在于权限。资深业界人士宋延庆认为，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的尴尬也源于定位——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利也正是困扰中国职业经理人的一大难题。
职业经理人是董事会或者是企业大股东聘请的企业管理者，也就是说，在董事会或者大股东眼里，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定位就是“保姆”，努力呵护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总有职业经理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婆婆”的角色当中，以为坐上了总裁或CEO的位置就是老板了，出现一些与董事会或者大股东不和谐的关系，最终导致离职或者遗憾出局。针对很多职业经理人都有这方面经历的情况，宋延庆建议：“不应总想着改变公司管理战略、改变老板领导风格，专注于经营业绩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