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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深秋，43岁的秦孝公死于肝或肾病引起的器官衰竭， 关于他的死，司马迁在史记里未作过多描述，但在40多岁的壮年突然去世，秦孝公还是给后代史家留下不少想象空间。不过关于他的死因的好几个假说至今未有定论。
孝公薨后第二天，一个中年男子出咸阳向东匆匆而去，车子在关中平原扬起阵阵黄尘。
他就是商鞅，后世也叫卫鞅，公孙鞅，他和昨天刚刚归西的老国君是这个国家20年以来政治生活中的黄金搭档，正是凭借着这对搭档共同的的努力，让秦国从一个不入流的西部小邦变成一个横扫宇内并吞八荒的大帝国，这一切只用了20年。 这两个人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合作推动改革并取得辉煌成功的孤例，二人搭档所成就的伟业，无论是后来的王安石神宗组合，张居正万历组合，还是康梁与光绪组合均无法望其项背。
变法是利益格局调整的过程，一定会得罪人，如果得罪的是象公子虔这样的重量级对手的话，商鞅的下场其实早已注定，而且他得罪的还不止一个。孝公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动他，如今孝公没了，商鞅开始逃亡。
在秦国，旅店由国家专营。商鞅建立了严密而精确的身份识别和登记报告制度。连问了几个旅店，因为他不愿登记，都不敢让他住。这就是他过去20年不遗余力推行的法制效果，执行的如此彻底，比他最乐观的预期还要彻底，反噬自身的效果也如此彻底，给后人留下作茧自缚的唏嘘。
几个月后，官府的布告贴到了旅馆的墙上，布告里说，公孙鞅叛国投魏，未果。遂起兵谋反，未几事败，身死。车裂弃市。
这是一个有巨大争议的历史人物，他一生都在研究国家的强盛之道，他找到了理论，实践了方法，建立了体系，客观说，历代统治者的内心深处真正信奉的治理原则并未超出他的理论框架，他用自己的生命殉道，变身为中华大地2300年的中央集权幽灵，他留下一本黑硬的语录《商君书》，后世门徒却羞于提及自己的师承。就连前总理朱镕基也只是在私下里承认自己是商鞅的粉丝。
史家对商鞅也是毁誉参半，太史公司马迁说他为人刻薄少恩，不择手段，后世的儒家大骂商鞅说他 “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盐铁论。非鞅第七》
但即使骂的最厉害的人也不能从效果上否认商鞅的成就，司马迁认为商鞅的政策在秦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隐藏在历史的迷雾当中，面目不清，遗留后世的只有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商君书》，系统的记录了他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商鞅，慎道，申不害是法家三个代表人物，商鞅重法，慎到崇势， 申不害推术。后人多认为商鞅的法制理论严密苛刻，靠法律严酷的威慑力来保证实施效果。这是对商鞅的误读，其实在法制落实方面，商鞅一直非常重视对人民思想教化的作用。他认为：接受教育一方面可以开民智，另一方面又可以画地为牢。教育的作用既可以解放思想，又可以禁锢思想，通过禁锢思想达到禁锢行为（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这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教育者的动机和目标。
商鞅认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工具，统一思想是统一行为成本最低的方式。严刑峻法毕竟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为了保障实施效果需要大量的监督成本。 但思想教育文化建设却可以让百姓产生自我约束和自我驱动力。不仅可以节省监督成本，还可以起到示范作用。有助于培养统一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当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趋同的组织一旦建立起来，巨大的协同效应即告产生，这样的组织就是一架高效的战争和生产机器。秦国的统一验证了商鞅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此后，诸子凋零，百家黯然。
商鞅对组织的启示是，文化建设必须服从于管理需要！治国如此，治企业亦然。
国际公认的企业文化定义是沙因（Edgar H Schein）先生在《组织文化与领导》中的定义：群体在解决其外在适应性与内部整合的问题时，学得的一组基本假定，因为它们运作的很好，而被视为有效，因此传授给新成员，作为当遇到这些问题时，如何去知觉、思考及感觉的正确方法。
如果我们把春秋时期的七个国家比作七个公司，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理念，企业文化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有的讲仁爱，有的讲和谐，有的讲以人为本。在当时，齐的富庶反应商业文化的精明，楚的高贵体现出贵族文化的传承。 这七个公司在当时属于寡头垄断，竞争不太激烈。大家理念不同，实践各异，各色管理咨询师奔波在向大客户兜售各类公司治理方案的路上。都有听众，都能获得掌声。
到战国时期，情况起了变化，一个没什么文化的西方小国突然开始搅局，他们的企业文化简单粗暴而有效。耕战！公司内部制度设计和治理结构都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约束很多，激励目标很直接，种好地，多斩首就能获得奖赏。当所有的七个公司被迫面对生死竞争的局面时， 能不能赢就成了评判各自企业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当赢是所有运动员唯一而且是最终目标的时候，能帮助企业达到这个目标的企业文化就是好的企业文化。
比赛结果，孔丘老师遗恨， 墨翟老师下台，庄周老师根本不上场，商鞅老师一直笑到最后。
商老师的企业文化建设观总结起来有很多，比如
1.组织的强势原则
2.激励与约束的不平衡，
3.成员的低智化倾向
4.管理者的双重人格，
5.组织本质上的恶人治理属性，
6.非正式组织控制方法
7.组织内部各个阶层的力量消长的规律
8.……
我们重点说说前三个。
对于组织的强势原则，商鞅的观点是：对成员弱势的组织一定完蛋， 强势的国家才能不断扩张。用现在的话翻译就是，搞不定成员的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发展。“攘外必先安内”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
我们常用“管理有方”来形容组织效率高，但殊不知，只有强势的企业才能让员工做到训练有素。强势的企业不一定成为成功的企业，但成功的企业无一例外都是强势文化的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劣，竞争环境的严酷是催生强势企业文化的外因，但一个具有强势性格的领导作为领导核心，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乔布斯之于苹果，柳传志之于联想，任正非之于华为无不如此。这些领导人严格而专注，甚至偏执，对组织行为强调执行和效果。几乎冷酷无情，但很奇怪，这样的企业员工对其认同感反而高于平均水平，产生的组织绩效有目共睹。可见，员工只会对强势的企业产生信赖和依靠。 威的力量要远远大于爱的力量。
第二点，约束和激励的关系如何平衡？
商鞅认为，激励必须建立在约束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企业内，约束是永恒的普遍的，而激励是偶尔的稀缺的。
我曾经听过不止一位企业家朋友和我抱怨，我们对员工那么好，工资奖金是同行最高，福利待遇也是最好，怎么员工的绩效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呢？ 每当听到这样的抱怨，我总是告诉他们， 在以个体为单位的人际社会关系中，遵循的是对等原则，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敬我一分，我回报你一寸，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等等。但在抽象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组织关系中，对等原则往往就不再适用。领导者用更多的奖励和赏赐难以使被领导者达到你所期待的组织目标。因为作为被管理群体而言，个体的经验并不能反应群体行为特征，而群体特征规律往往藏在普通人的常识之外。
商鞅对此的观点是：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严格约束较少激励的国家，老百姓会为国家出力卖命， 给予丰厚奖励而较少约束的国家，百姓不会为国家出力卖命。 多么奇怪的结论！这是为什么呢？商鞅认为，只有把严格约束作为日常管理行为的组织，激励的效果才能最大化，一个组织内以普通人（怯民）居多，而优秀的人（勇民）少，对普通人（怯民）持续而严格的约束可以保障让普通人（怯民）达到合格的标准，（必勇），对优秀的人（勇民）的奖赏可以让他们舍生忘死为组织作出超常贡献（则死）。普通人用力，优秀的人用命的组织必然能无敌于天下“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强，强必王。
至于约束和激励的比例关系，商鞅认为最佳的约束与奖励比例是九刑一赏，其次是七刑三赏， 最差的是一半奖励一半约束“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这个比例是怎么计算出的不得而知，但商鞅强调的重点在于：约束是组织内常态，激励是非常态，要奖励那些特别突出的优秀行为和个人。
执行力最强的组织就是军队，以解放军为例，对军人的奖励是以嘉奖，表彰的形式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在战争或和平年代作出突出贡献的可以获得表彰和嘉奖，表彰和嘉奖对应的是职位的提升，并没有太多物质方面的内容。但就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没什么实惠内容的表彰和嘉奖在部队当中获得起来难上加难，有时候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这种稀缺性和巨大的荣誉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解放军官兵出生入死，在保卫和平与抢险救灾战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与激励的稀缺向对，纪律在部队当中是无所不在，纪律条例规定了一个军人日常训练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行动坐卧举手投足，军容风纪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真正做到了九刑一赏。
激励的另外一个原则是激励必须和目标简单对应，如果目标过于分散则会削弱激励的效果。商君书原文“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激励的方向太多就等于没有激励。KPI作为关键绩效指标的精髓在关键二字，如果指标过多就无法起到行为引导作用。有的企业家不明白这个原则，既想鼓励员工竞争又想鼓励员工合作，这样无论竞争还是合作都做不好。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紊乱，伤害组织效率。
最后说说关于组织的低智化。大前研一在他的《低智商社会》里说中国是个低智商社会，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世界固有的商业秩序构成威胁。 他只看到了表面现象。2300年前的秦国也是一个低智商社会，这并不妨碍它开疆拓土，横扫六国，变成一个超级帝国。中国历史上，中原高级文明形态多次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打败，五胡乱华，蒙元灭宋，满清灭明，世界历史上蒙古大军横扫欧洲，哥萨克骑兵捣毁金帐汗国，野蛮的哥特人灭亡了文明的罗马帝国，历史已多次证明，高智商的未必战胜低智商的社会形态。文明并不必然战胜野蛮。低智化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成为某种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本土企业经过野蛮生长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其组织内部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管理理论和复杂的管理体系。做好工作，完成组织任务就是员工本分。某咨询师到山东某企业进行企业文化咨询，给员工大讲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自我驱动理论，不讲还好，培训完之后员工都想去创业了，要不就和企业谈自我实现的条件，这样的咨询对员工个体完成了高智化启蒙，但动摇了企业的军心，混乱队伍的思想，人心散了再收可就难了。成员的低智商并不妨碍组织的高效率，听上去如此刺耳的话，被历史与现实一遍一遍的证明过。我不举例你也懂的。
就是这些犀利的咨询方案让秦国在30年内完成了统一，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但这些方案过于犀利，缺乏包装，结果让秦国二世而亡。后世感叹商鞅“ 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虽然实施落地时出了点问题，做死一个大客户，但商老师方案的基本指导原则还是正确的，汉承秦制，项目建议书改个名字继续用，这个客户比较聪明，虽然实施的还是同样的体系建设项目，但增加了一套温情的文化识别说辞，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也。从此完善了整个方案。形成了儒表法里的基本治理框架。一用就是2000年。才有了后人评论说”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社会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独善其身？并且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模式是否存在暂且不论，但中国式的管理是切切实实的发挥了作用，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企业家早已从法家思想宝库里掌握了组织管理的秘密
自秦以后的帝王们袭秦政，奉荀学。至于孔孟的儒家， 老庄的道家，还有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都是用来加强法家统治的辅助手段，是整个管理大厦最外层的装修。而这座大厦的基石和主体框架两千年以来从未改变。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成例可循，经历了初期的探索犹豫之后，成功的企业大部分找到了在管理上把西方的管理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有机结合发展自己企业文化的道路。而这种传统的治理思想就是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