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CEO制度,不仅有助于化解全球化企业的时差问题,更像是左脑与右脑的配合,能够形成多维的视角。
2010年2月8日,48岁的美国人孟鼎铭(Bill McDermott)接到了一个电话,SAP联合创始人之一、监管委员会主席哈索.普拉特纳(Hasso Plattner)在电话线另一端告诉他,他将在公司管理层改组之后与施杰翰(Jim Hagemann Snabe)一起成为SAP的联席CEO。
孟鼎铭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狮子座,身材魁梧,精力旺盛,是个典型的“德州佬儿”。他说自己是“Winner”(赢家),也爱做“Winner”。孟鼎铭自称“一直雄心勃勃”,在大学时代便开始创业,17岁便有了自己的公司,21岁进入施乐公司时,他的目标不是成为施乐公司在纽约的一个销售人员,而是要成为施乐未来的CEO。在他看来,只要有梦想,即便再艰难的时刻都能度过。
孟鼎铭的上任与惠普前任CEO李艾科(Léo Apotheker)颇有渊源。哈索·普拉特纳在2006年为SAP制定的目标是,至2010年底公司市值在约570亿美元的基础上翻一番。李艾科从2008年4月担任SAP公司CEO,其裁员、提高服务收费等举措,招致了董事会与员工的普遍不满,既定的目标亦无力完成。在李艾科CEO的工作合同还差8个月期满时,SAP董事会宣布不再延长他的合同,而李艾科索性突然辞职。面对突然的权力真空,SAP选择用两位联席CEO取代李艾科。
有个故事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商业生活中,类似的零和博弈层出不穷,国内的大多数公司只设置了一个CEO的席位,而SAP为何要设置两个CEO席位?权力分享机制下的联席CEO究竟是1+1大于2,还是小于2?
1+1如何大于2?
2010年2月8日,我和Jim正式被任命为联席CEO,分担CEO的责任,Jim具体负责产品开发和创新方面,我负责客户和业务拓展。
SAP是家全球性公司,业务遍及世界各大陆,我和Jim是合作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家公司有两个CEO,两个人足迹能够遍布的地区肯定比一个CEO多。譬如,这次我来中国参加SAP全球技术研发者大会,而Jim可以做其他事情。
许多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公司或者办公室,时差是处理许多事务都需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设置就很好,SAP总部设在德国,Jim在欧洲办公,而我在美国办公。如果亚洲出现一件棘手的事情,Jim在欧洲,他的时间或许无法及时响应,我在美国就能够跟进。
除了两位联席CEO之外,SAP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委员会与管理团队。譬如说,有来自印度的史维学博士(Vishal Sikka),他现在美国的西海岸,还有来自香港的程守宗(John S.Chen),尽管程先生不属于管委会成员,但他是Sybase的CEO,同时还有在德国、丹麦的成员。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高管团队,成员的领导力都非常强,同时我们知道如何把权力下放给一线的执行人员。一个良好的管理团队,要懂得适当下放权力,才会有及时的行动。
德国公司一般习惯性的设置,就是在董事会之外,还有一个监管委员会。SAP的监管委员会,类似于公司外部的监管机构。监管委员会的主席也是SAP的创始人,委员会代表着全体股东的利益,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组织,还会有SAP的员工派出代表参与其中的工作。而我和Jim两个人作为联席CEO,同时是管理委员会的发言人,负责向监管委员会汇报工作。
自去年上任之后,我和Jim有过一些争论和冲突,但有一个不变的核心点,就是公司的最大利益。Jim是一个非常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办事非常沉稳,有条理,善于缜密思考。我是一个喜欢赢的人,希望周围的人和我一样,有争强好胜的斗志,有团队精神。我和Jim做事情、解决问题的方式各有侧重点,这也是公司设置联席CEO的初衷,就是1+1大于2。
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激烈的争论,但大家认为争论的过程非常好,争论不是为了谁能赢,而是有助于寻找另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联席CEO的制度,更像是左脑与右脑的配合。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以长补短的好方式,两个人的力量要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
三项决策
走马上任联席CEO之后,我和Jim做了三项重大决策:制定SAP新的企业战略;收购Sybase;搭建管理团队,重塑SAP的企业文化。
接到任命通知时,我正要去夏威夷度假,而Jim还在欧洲。接到电话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召开了一个全公司大会,那时候我就在夏威夷的酒店里,通过卫星电话参加;Jim则在接到电话的当天便去了德国总部,以会议广播的形式,宣布了联席CEO的管理构架。
我和Jim都认为,一个企业要成功,就必须设定愿景,也就是树立目标。我们两人走马上任的前两个星期,是我们最艰难的时期,但很快就形成了默契。作为一个领导人,无论是领导一家公司,或是任何一种组织,你上台之后必须搭好场子。一般说来,政界需要100天,但在生意场上,给你搭台的时间非常短。
在上任的两星期内,我和Jim形成了合作的默契,也设置SAP的发展愿景,那就是要把SAP正从事业务的市场规模翻一番。我和Jim共同认为,SAP抓住了移动性、实时内存数据计算和云计算三个产业趋势就能够完成这一愿景。应该说,过去的两年中,我和Jim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去执行,去实现我们走马上任头两个星期所设定的公司目标。
目前,诸如惠普这样的公司都出现了人事动荡,其实CEO的离职或其他管理层的动荡只是表象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公司战略不明确。战略不清不楚,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大家不知道做什么,那就更没办法达成任何目标了。与Jim一起担任联席CEO两年来,我印象最深的管理心得便是如此。
上任之后,我们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收购Sybase。在确立了SAP业绩翻番的目标之后,我们认为移动性、实时内存数据计算和云计算是产业的发展趋势。当时,我们研究了许多市场数据,发现了移动性市场的潜力,在这个平台之上,Sybase是市场第一,同时,SAP拥有HANA的技术,Sybase有非常好的技术可以应用到HANA上。Sybase在全球有900个大客户,全球最大的银行中有46家是他们的客户,这是一家在技术与市场上都非常好的公司。
我和Jim都不约而同地认为,Sybase对于SAP具有战略性意义。如果SAP自身开发相关的技术,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于是,我们决定收购Sybase。值得一提的是,Sybase公司的CEO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这也让收购过程变得更加顺畅。
值得注意的是,SAP一直都是一家B2B的公司,那时候我们认为,SAP最终的模式应该是B2B2C。实际上,许多客户都在跟我们说,你帮了我的客户就是帮助到我。这也推动了IT在结构上的变化,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说,你看我1美元有85美分花在硬件上,他们希望在服务上花得更多。这也意味着,SAP要把全流程做一个精简化,譬如我们以前可能只涉及到供应链制造环节,而今天要拓展到和消费者接口这样的流程,这样才能为客户传递更多的价值。
因此,SAP需要更多了解市场的管理层和执行层。在我和Jim上任公司联席CEO之后,我们迅速调整了管理层,这也是我们做的第三个决策。
比如,程先生原是Sybase公司CEO,Sybase被收购后,除了继续担任董事长和CEO之外,我们还让他担任SAP在亚太区的领导责任。公司有了一个共同的愿景之后,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管理团队去执行,与以往不同,我们需要更加贴近市场。我和Jim把SAP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客户方面,让这家具有德国工程师文化的公司真正向“客户化”和“定制化”方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