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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一个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天子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谓君权神授。当然，这一套“神授”的说法，在开国皇帝当政时，还是比较能够忽悠人的。接下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皇帝身上，再说“神授”就有一点那个了。明白人谁都知道：“什么神授呀？说到底还是他祖宗的生物基因在起作用，其实就是血缘之授。谁让你不生在帝王家？否则你也能当皇帝。”所以一旦逼急了，中国人也会喊出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不过造反的事，杀头的机会多，成功的机率少，所以，表面上接受一个事实，心里想的另一套却是绝大多数中国古人的理性选择。中国古人在“嘴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方面，在地球上是早已出了名的——从小就受四书五经和周边环境的熏陶，考上秀才之后，一般就能达到口是心非，脸不红、心不跳的段位，否则这一辈子大体上就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在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究竟养活过多少人，这恐怕不好统计（有一个说法是，地球上近一万年来，出生了大约2500亿人口，而摊到中国有多少，不得而知，不会是个小数），不过两千多年来，中国出了多少个皇帝，倒是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从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算起，一直到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共建立起大小朝廷83个，皇帝397位，王162位，帝王总数为559位。
应该说，除了这397位当到了皇帝的人之外，肯定还有不少人是想当皇帝的，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当上皇帝，只好遗憾地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情自古就让人很无奈，现在更是没有可能了。当然，古人也不是个个都一根筋，看到了无望，更多的人会及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退而求其次，争取当一个大臣就好了，因为当大臣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多一些的。
不管是忠臣、良臣、名臣、弄臣、直臣、屈臣、奸臣，是“臣”就好；不管是赢得流芳百世，还是落得遗臭万年，留取一名落汗青就行。这绝不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大臣们，都是饱读经书的大才子，非此不可能破格提拔，正确的荣辱观应该早就倒背如流、烂熟于心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往往是“知道”却“做不到”而已），而是在这样一种专制制度下，做一个大臣不容易，做一个好大臣更不容易，做一个著名好大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好人都让你做了，天下的坏事，岂不都让最高权力者一人背了不成？所以，好人没有好下场，是封建社会臣子的必然下场，而少数能够自保晚节、全身而退的人，多半是因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
这的确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一方面，国家这么大，出了问题得有人扛，皇帝是国家的面子，不便于扛，只有找替死鬼了；另一方面，能够出政绩的官位毕竟是稀缺资源，很多同时代的人才老是在一旁发感慨：“嗨，人生苦短呀，那个家伙怎么占着茅坑不下来？这么下去岂不耽误大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扬名立万了吗？”于是伸胳膊踢腿的事就层出不穷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搅和，后人也就知道大臣也不是人做的事儿，那是需要多少学识、多少胆识、多少见识、多少理性、多少悟性、多少天性，才能善始善终的呀。
应该说严嵩比张居正看得更透一些，所以，他才在活着的时候，矢志不移，一条道走到黑，坚决不做好大臣。而相比之下，张居正就没有看透这一点（刘和平正在创作的《大明王朝1587》，将会让张居正在电视屏幕上有精彩的表演），一生以国事为重，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奔忙，毫不利己，专门为国，克勤克俭，不近人情，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这个明代最优秀的谋国之臣，终于在五十八岁的时候鞠躬尽瘁劳累而死，舍弃了他十六年来始终不肯放弃的权力，以及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朱翊钧，撒手人寰，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
严嵩与张居正不同的是，前者在活着的时候，就看到最终的下场，而后者，没想到在他死后的第四天，尸骨未寒，便失宠了。史料记载：这一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晟致仕（官员身体欠佳或年逾七旬可以退休，称致仕）。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极力推荐的人，他的下台，标志着张居正的路线走到了尽头。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早知有这一险，就该把骨灰洒入大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十几天前，神宗还因他的死而停止上朝，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严嵩和张居正在天有眼，不知会做何感想？真要是能使时光倒流，让这两个人重活一把，没准他们都会换一种活法。再假设，如果严嵩读过苏格拉底，没准会在临死之前，把苏先生的那句名言送给圣眷正隆的张居正：“我去死，你们去活，哪一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
在嘉靖执政45年里，嘉靖从本质上是看不起严嵩的（不像万历既害怕张居正，又怀疑张居正与他老娘有染），所以，嘉靖尽可以吆三喝四地榨尽这个老奴才的智力和体力（严嵩都八十多了，也致仕不了，还得拿儿子做人质），到了最后一滴骨髓被榨尽之时，嘉靖可是不手软，老子小子一起收拾：“傻样儿，让你们死还不容易吗？”难得严嵩既有好身体又有好心态，硬是扛到了嘉靖死后一年，才挥手告别这混浊的“大不明”的人世。他不仅比朱厚 多活了28岁，还捞了一个白发人送花白发人的便宜，多吃了一年明朝的饭（尽管味道差一点，但牙不好，吃嘛嘛不香，好坏都一样，而且好吃的曾经也都已经吃遍了），真是天底下奉行“好死不如歹活”的第一人哪！要知道，那个年代的87岁，可比今天的107岁还稀奇呢。
严嵩为恶多端却能够做到在朝时间长、活得久，就凭这两条，即能上吉尼斯记录，也是值得后人好好借鉴的。非学术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严嵩会生活，会保养，既谋国，也谋身。不像张居正，谋国不谋身，只活了57岁。海瑞对张居正就有这样的评价：“江陵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个评价本身，透出了海瑞的高明之处，大智若愚，乃何等谋身高人。难怪后人对海瑞有如此评价：海瑞跟张居正相比，一生行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身为道德样板，反而安全系数最高，即使大骂皇帝，也能做到有惊无险，不至于遭到张居正身后这样寒风扫落叶般的结局。二是严嵩会用人，他执掌朝政二十多年，手下的得意门生不少，基本上支撑起了大明朝的天下。这一点可以说是他在皇权政治的恶劣环境下，能够圣眷不衰的最重要的原因。严党的利害就在于精心编织了一张人才网，这个网的各个重要结点，都是明朝帝国大厦的支柱或承重墙，牵一发而动全身，嘉靖也不得不投鼠忌器。
该剧在展现严嵩靠用对胡宗宪而得以自保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当嘉靖知道浙江的“改稻为桑”因胡宗宪的不积极几近失败，并且还惹出了毁堤淹田的大案之后，对严嵩、严世蕃一伙极为不满，因胡宗宪是严嵩的得意门生忠实弟子，遂对胡宗宪也心怀戒意。在接受严嵩的提议，恩准胡宗宪辞去浙江巡抚，保留浙直总督全力抗倭之后，见严嵩和胡宗宪已经退下，走出玉熙宫精舍，便对吕芳说：“你说这个胡宗宪到底是哪路神仙，居然把我们都绕进去了。”
吕芳正颜答道：“没有人能把皇上绕进去。胡宗宪是被夹住了，左右为难。严阁老那边肯定不再认他了，以他的为人，也不会再投靠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浙江不能乱，‘改稻为桑’的国策还得推行，两头不买他的账，不累死，也得愁死。”
嘉靖接下来的一番话就意味深长了：“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剿灭倭寇要靠他，抚住百姓不造反也要靠他。不能让他累死，更不能让他愁死（嘉靖很清楚，尽管胡宗宪是严嵩的人，但用人之时，不能意气用事）。裕王派到胡宗宪身边的那个谭纶要保，看住他们，可人还是少了（用归用，盯归盯，谁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这才是高手）。暗中传个话给裕王那边，徐阶、高拱、张居正要是还奏请什么人到浙江，一律批红照准（要让皇帝信任，就要容忍皇帝加大监督力度，这一点，以胡宗宪的老成，相信他是个明白人，只有血气方刚不谙世事的现代大学生毛头小伙，才会对上级的监督产生逆反心理）。”
吕芳：“是。”
嘉靖：“还有，告诉杨金水，宫里这边不许再跟胡宗宪为难。”
吕芳：“奴才明白。”（观众大体也看明白了）
这场戏的台词写得好，演员也演得很好，着实是描写帝王权术的点睛之笔，可谓入木三分。
严嵩当然也知道自己在大明朝充当的角色，所以他对儿子严世蕃语重心长地说：“不仅皇上离不开你爹，大明朝也离不开你爹。这二十年来，你爹不只是杀人、关人、罢人，也在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人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
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严嵩让严世蕃写信给胡宗宪：“请他看在我已经老了的份上，务必在这半个月内打好几仗，稳住东南大局。”
严世蕃不解地问道：“这样的话不说他也会做。”
“听好了！”严嵩真是恨儿子不开窍，大声喝断了严世蕃：“打好了这几仗就休整。倭不能不剿，也不能全剿，这才是要紧的话！”
严世蕃终于明白了，虔诚地望着父亲。
严嵩索性把底牌都摊给了儿子：“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不可一日无胡宗宪（与嘉靖说的完全一样，一字不差）。倭寇在，胡宗宪就在，胡宗宪在，就谁也扳不倒我们。明白了吗？”（想必嘉靖也明白，反正观众一定是看明白了。现在的一些经理人在做项目时，也常常使用这一招，而且还会故意埋一些“地雷”，以备老板一旦翻脸时，手中有谈判的砝码。较之古人真是更上了一层楼。）
偏爱胡宗宪的刘和平先生，让剧情的发展成这样。
胡宗宪没有听严家的私见。明嘉靖四十年七月，胡宗宪亲督戚家军发动了第八次台州抗倭大战，其“身冒炮矢，意在殉国，以全忠名”的气概，鼓舞了戚家军将士奋勇血战，获得了台州大捷，促成了与为患十年之倭寇最后决战的态势！有了这次大捷，十年倭患肃清在即！但几次大战下来，浙江藩库已没有库银，战事只好搁下（刘和平想告诉观众的是，这不怪胡宗宪）。此后，胡宗宪终因官场的波谲云诡和战场的艰难困苦，弄得身心憔悴，不得不见好就收，回家养病，不再出山。
刘和平先生为什么不写胡宗宪最后的悲惨结局（见前文《身正也怕影子邪》）？是不忍心，还是怕扯出这个话题之后，这个戏收不住场？不得而知。尽管胡宗宪后来被杀主要是因为他是严嵩的得意门生。但为什么要斩尽杀绝，把对手杀得干干净净之后才能安心做事呢？难道严嵩手下就没有一个不该杀的人吗？这些人都曾经为国家多少都立过功劳的呀！想来肯定是因为徐阶只是首辅，而不是宰相，因为自古“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过，刘和平先生没有彻底忘记胡宗宪，第三十九集，在严党已经彻底灰飞烟灭之后，再一次提到了这个大功在身且刚毅正直的明朝大将。
胡宗宪死后两年，太监黄锦陪嘉靖在北京西苑太液池遛弯儿时，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胡宗宪不论是对于严嵩还是对于嘉靖是多么地重要——嘉靖：“朕给你念首唐诗，你猜猜，朕说的是谁。‘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倘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黄锦：“主子也太小看奴才了，这个人说的是李广。”
嘉靖望着远处：“笨奴才，李广还要你猜。”
黄锦从语气中听出了嘉靖的惆怅：“主子想起胡宗宪了？”
嘉靖：“严嵩父子不争气呀！弄得连胡宗宪这样的人才，朕也不能用了。要是他还在，俞大猷和戚继光他们早就把福建和广东海面的倭寇剿了。今年那几百万两军饷也就省了（多大的成本呀！一个人才值多少，常常是说不清楚的），丝绸、瓷器，还有茶叶，早就可以卖到西洋去了……”
说到这，主仆一阵黯然。
在嘉靖无奈的背后，我们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皇权政治的残酷！那些真正要杀胡宗宪的人，此刻正在权力中枢为帝王和帝国效力，他们没有度量，但他们有能量！这是让嘉靖每每想起来就柔肠寸断的事情。再霸道的皇帝也有不能自己说了算的事。想必他能理解他孙子万历三十年不上朝的苦衷。这当然是后话了。
不论是对于皇帝来说，还是对于首辅来说，要做大事，重要的是要用对人。所以，嘉靖为儿子朱载 和孙子朱翊钧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张居正。
张居正走了一条与严嵩截然相反的为政之路。他的人生观是：可以不追求实惠，但要追求精彩。他真正是用足了历史给予他的全部政治权力资源，不留余地地书写了精彩的人生。现在想来，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最终下场的，但他还是选择了“宁可不谋生，也要谋国”（这样的人不是好父亲，所以，最好是没有孩子，这样倒是可以来得更潇洒一些）。但是，他遇到的皇帝不是老谋深算智商超人的朱厚 ，而是年幼的朱翊钧，这是一个大麻烦。
因为张居正的一切改革，都是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难免在某些方面破坏了官场的潜规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加上再聪明的人也不是神，在政策及用人上，张居正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很快就有人开始了肆意地报复和攻击。而神宗朱翊钧呢？ 那个张居正在位时，出于需要与无奈一直尊其为师长的人，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张居正一死，他终于有了释放多年压抑的机会。因为，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张居正效国自然需要权力，但这种当权的同时，也意味着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这两个男人当然要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就是帝王的逻辑！张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在帝王身边从来就不缺帮助帝王寻找心理和生理快慰的小人！尽管张居正吸取了严嵩的教训，在为臣方面走了与严嵩相反的道路，但有一点却是一样的——贪婪权力——这个害死多少忠良和奸逆的“男人最爱”！
张居正逝世后，人亡而政息，他在位时所用的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制。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喊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而一切俱已晚矣！
在该剧中，张居正是一支前途看好的绩优股，而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将他未来的结局提前写出来，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严嵩也好，海瑞也好，徐阶也好，张居正也好；谋国也好，谋身也好，谋人也好，谋己也好；对于一个家国不分的封建帝国，忠君与报国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所以，所谓的用对人，核心是用人之人的利害关系，这里面没有原则与理念，原则与理念永远都是说给还没有掌握权力的书生们听的。
警世通言：当你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公平。
没有人不会犯错，权利是放大个人缺点的最好工具。
